周恩来 | 为国奔波 结交天下

作者简介

张宏喜，1941年8月生于河南省民权县。

196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

1987-1989年，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参赞。

1989-1997年，任外交部领事副司长、司长。

1996-1997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1997-1999年，任中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1999-2003年，任中国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

2003-2008年，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4-2007年，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退休之余，笔耕不辍，常在各类书刊上发表文章。

没有内政哪有外交？家里的事情搞不好，外交就失去了基础。再说周恩来首先是总理，建国之初百端待举，只有家里的事情得到起码的安顿，才有可能去办好外交的事情。国内的事情又从何做起呢？把战争时期破坏的生产赶紧恢复起来，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保证和改善。

不承想刚建国便发生了朝鲜战争，只能边打仗、边建设，打仗和建设基本上是很难兼顾的，可那几年中国还是挺过来了，打仗和建设两不误。

1951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六人领导小组编制发展中国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2年7月1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说，他拟在一个来月内“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将尽量推开”。8月11日他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完稿，这只是一个轮廓性的文件。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率团访问苏联

8月15日-9月22日他率团访问苏联，就“一五”计划轮廓同苏联商谈，争取苏联的援助。为规划“一五”计划周恩来花费了很多心血，当时的情况基本上无懂经济的人才，无搞经济建设的经验，无供参考的经济统计资料。

建国前周恩来曾指示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要他们组织懂经济的同志不要干别的事情，专门设法搜集和抢救旧中国的经济资料，防止被蒋介石政权带走，以备新中国建设之用。但最后到手的这些资料仍然满足不了新中国的需要。去苏联商量时，对方提出的许多问题回答不出来，苏方专家就说：“你们提供的地质资料，如此缺乏地下资源，你们一个项目也搞不成。”交给周恩来的就是这样的难题。

可这个周恩来硬是不怕这样的难题，好像他这个人就是为对付这样的难题而来到世上的，克服难题是他天生的职责。那几年中国的经济硬是慢慢地比原来好了，但只能说是凑合着过日子。

当1953年朝鲜战争一结束，周恩来就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1953年是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完成建设计划而奋斗，是我们贯穿全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政府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抓好建设、提高人民生活，在周恩来的心中一直是十分明确的。所以除了到苏联协助毛泽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指导朝鲜停战谈判、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外，周恩来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到了国内。

到了1956年底，他认为只待在国内不出访是打不开外交局面的，不能再拖，必须走出去访问了。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日内瓦

通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新中国和周恩来的名声远播天下，但在周恩来看来，新中国的外交如同新中国本身一样，脚下的路还很长，眼下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就外交来说，国际会议仅是外交的一种而已，大量的要靠双边交往来解决和处理好本国与他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发展与他国特别是与大国、邻国的正常和友好关系，以保证本国在本地区和在全世界应有的地位，为本国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以此维护和获取本国利益。周恩来兼任共和国首任外长，考虑和搞好国家的外交对他自然是责无旁贷，而到其他国家访问，首先是到周边的亚洲国家访问，开展双边外交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于是周恩来在1956年11月开始集中安排了一次访问亚洲国家。原计划是先后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锡兰。

但在印度时收到中央转来的苏联邀请周恩来访苏和关于访问波兰的电报，决定推迟对阿富汗、尼泊尔、锡兰的访问，先访问苏联、波兰，后来加上匈牙利。从1956年11月18日起，中间回北京几日，到1957年2月5日访问归来，共11国，近80天，旅程54000多公里，也就是说108000里，如同孙悟空翻了一个跟头。

国内工作每走一步都是难题，外交工作何尝不是如此？日内瓦会议如此，亚非会议如此，这次集中出访同样如此。当时我国所面临的形势远比现在困难得多，我们的实力几乎谈不上，周恩来就这样出访了。

先看看这次出访的路线图，人们就知道这次访问其实是一次来回奔波的穿梭访问。“穿梭外交”一词人们多以为发明权属于美国的基辛格，实际上中国春秋时代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穿梭于5国之间，战国时期张仪在7国之间为秦推行“连横”，配6国相印的苏秦搞“合纵”，他们都是在搞“穿梭外交”。为了尽快使新中国在亚洲、在全世界立起来，周恩来也运用“穿梭外交”来实现我们的目的，而且极为成功。

1956年

11月18日，访问越南。

11月22日，访问柬埔寨，参观了磅湛省橡胶园、暹粒省吴哥古都遗址和一渔镇。

11月27日，二访越南。

11月28日，访问印度，期间间接来印参加释迦牟尼涅磐2500周年的达赖、班禅，到了孟买、南部城市班加罗尔、马德拉斯邦、东北部工业区、加尔各答。

12月3日，在印接中共中央转告的赫鲁晓夫邀请周恩来访苏联的电报，次日接中共中央征询周恩来访问波兰的电报，周复电同意访问两国。

1957年

1月1日，晚离印回国。

1月3日抵京，晚上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1月7日，抵莫斯科，除与苏领导人会谈外会见了东德政府代表团和匈牙利领导人，举行了中、苏、匈三方会谈。

1月11日，访问波兰，到了南部的克拉科夫市、第二大城市罗兹。

11月16日，访问匈牙利。

这次出访被很多书称为访问11国，是周恩来第一次用较长的时间集中出访一批国家，重点是在亚洲。

这样长时间的在国外举行如此密集的访问活动，在各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中，不知道还有哪一个？为了新中国，周恩来做到了别国领导人做不到的事情。

1960年5月，周恩来访问柬埔寨时受到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首都金边市民的热烈欢迎

11月22日周恩来访问柬埔寨，那时两国还没有建交呢，可是仅有人口30万的金边竟有10万人走出家门欢迎周恩来。原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给柬埔寨代表的印象太深刻了。

在万隆会议上，柬埔寨代表西哈努克还是皇太子，他说：“周恩来他那高超的指挥、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西哈努克报告了他的国王老爸，老国王苏拉玛里特就给予周恩来最热情的欢迎。

双方谈的重点是华侨问题，因为在500万柬埔寨居民中有30万华侨，而且在城市华侨常常集中居住，少有同当地人结婚。华侨的生活常常要比当地人好，经济实力较大，引起当地人不少想法。

周恩来对主人说：“华侨在柬埔寨应遵守当地法律和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可以使华侨慢慢同化，参加柬埔寨的大家庭；华侨和华侨子女应学习柬文和柬语；鼓励华侨尽量加入柬埔寨国籍，已经加入柬埔寨国籍的华人，不应该参加华侨的同乡会和其他的华侨团体。”老国王和西哈努克听了很高兴。1958年7月19日，两国建交。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

11月28日访问印度，停的时间长，走的地方多，走遍了印度东西南北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

周恩来在议会发表了讲话，对议员们说：“中国人民深深知道，要搞好建设，就像尼赫鲁总理所说‘和平是一种绝对的必需品’。”

“对中国人民来说，没有比和平更可贵的了。”周恩来对中印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给予高度评价，说：“历史将要证明：一切违反五项原则，企图把一方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的做法，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最后都会是行不通的。只有实行五项原则，才能符合我们时代的要求。”

议员们多次热情地敲桌子（有些国家有这样习惯，人们以敲桌代替鼓掌），表示赞同，气氛热烈，这次周恩来与尼赫鲁的6次会谈大多能谈得来，即使尼赫鲁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看法与周恩来不同，也没有影响会谈的友好气氛。

通过这次访问，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周恩来去印度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动员在那里的达赖回国，经3次谈话，从各个方面讲清了道理，达赖按周恩来的要求回国了。班禅也在印度，周恩来同他一谈，他就回国了。

1960年4月，周恩来访问缅甸时，身着缅甸民族服装，手持银碗，同缅甸人民欢庆泼水节

12月10日，周恩来飞往缅甸，这是第三次访缅了。缅甸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缅族占多数，周恩来访问了故都曼德勒、克钦邦首府密支那、掸邦首府东枝。

周恩来还邀请缅甸总理吴巴瑞乘车到我国云南芒市访问，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中甸边境各族领袖座谈会和中缅边境人民联欢大会，与会的是两国少数民族的代表，包括我国的傣族、景颇族、拉祜族，缅甸的掸族、克钦族等。这次活动当然非常成功。

周恩来说：“我们两国的确是山连山，水连水，地理上把我们连在一起，边界不能够把我们的友谊分开。”联欢活动对推动两国边民的友好，对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外交形式可以说是一种创新，被周恩来称之为“串亲戚”，体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民作风。

不过再次把警卫人员弄得紧张之极，那时边境尚不安定，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有次两国总理一高兴临时决定乘船游湖，谁知道临时找来的小船质量不高，到湖心漏水，船工只能自己往外淘水，就这样闹了3小时，把警卫员紧张得不得了。可周恩来总是沉着地安慰大家。

在仰光与吴巴瑞总理的会谈免不了还得谈我国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华侨问题、革命输出即支持当地共产党问题，周恩来说中国在这些问题上说话是算数的。

前任总理吴努曾对周恩来说：“缅甸的人口只有1800万，而中国的云南省就有1600万至2000万，因此缅甸的人口只及中国的一省。缅甸对于中国是有一些恐惧的，希望中国尊重缅甸的领土完整，请阁下原谅我们这种恐惧。”经周恩来多次与吴努交往交谈，他理解了中国。

新任总理吴巴瑞表现出同样的担忧，周恩来要不厌其烦地再做新领导人的工作，表明中国不会利用华侨做对别国不利的事情，不会输出革命，不会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样才能保证两国友谊不因领导人变更而受影响。

周恩来这次访缅再次给缅甸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吴巴瑞总理说：“周恩来总理对缅甸的友好访问‘为中缅友谊大厦增添了另一根支柱’”，“这个大厦是按照五项原则建造的，而周恩来总理是这些原则的主要建筑师之一。”

再多说几句，在吴努总理、吴巴瑞总理执政时，一位将军在逐步突显出来，他就是奈温。奈温与昂山创建了缅甸独立军，因此被称为“缅军之父”。奈温在吴努、吴巴瑞之后掌握了实权，他同样表现出了对中国的疑虑，因为缅共曾在一个时期存在和发展。周恩来再次对他做工作，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至此，专门说说中国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是必要的。

在中共执政前，中共的确是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有关系的，最早都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组织。

后来共产国际解散，苏共成了世界共产党的头，而苏共在彻底否认斯大林之后，首先东欧的共产党国家闹了起来，苏共的领导地位难以为继。

由于领导中国革命成功，毛泽东曾一度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成为一面旗帜，中国的极左派林彪、四人帮之类，曾散布毛泽东和中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和中心。

但中共内部的主流和毛泽东本人是头脑清醒的，特别是周恩来，始终认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输出必败”是周恩来的原话。中共取得政权后，就十分明确，不能一方面与外国建交，一方面又支持当地的共产党推翻人家的政府。

于是从理论到实践，新中国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做法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各国的革命由各国的共产党自己搞，中共只在道义上支持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但在政策和行动上诚心诚意地与有关国家的政府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不干涉人家的内政，不插手推翻当地政府的活动。包括华侨，要求他们不参与这样的政治，否则退出中国籍，加入当地国籍，作为外国人你想干什么是你自己的事，与中国无关。毛泽东也一再强调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到了邓小平进一步强调这一点。

就在混乱的1971年“文革”期间，周恩来于8月26日会见墨西哥《至上报》社长胡里奥·谢雷尔·加西亚，当谈及“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时，周恩来予以否定，他说：“毛主席从未这样讲过，也不赞成关于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说法，别人把中国叫成‘世界革命中心’，我们不能负责。中国的极‘左’分子这样说，我们不赞成，并进行了批判。思想总是要传播的，但行动要依靠本国人民选择。”

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时，周恩来、陈毅同布托外长全家合影

12月20日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这是他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在亚非会议上巴基斯坦参加了受美国影响而提出的《九国提案》。因为那时它是美国操纵的东南亚条约和巴格达条约成员。但周恩来很快发现巴基斯坦是可以争取和团结的，所以当耿飚出使巴基斯坦时周恩来找他研究如何做好巴的工作。

耿飚说：“周总理不因为当时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而疏远巴基斯坦，也不因为巴基斯坦是两个反共反华国际组织的成员而排斥它；相反，他亲自多次同巴方领导人会见，体谅巴的处境，实事求是，推心置腹，坦诚相待。由于周总理的耐心工作，我国在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同巴基斯坦的关系也得到很大发展。”

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巴基斯坦受到了热烈欢迎，东巴基斯坦首席部长拉赫曼说：“为中国总理举行的这次欢迎会是他的同胞自从独立以来为外国客人所举行过的最盛大的一次。”

周恩来说，他访巴的目的一是寻求友谊，二是寻求知识，三是寻求和平。苏拉瓦底总理向周恩来保证不参加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在相互关系上，巴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同意万隆十项原则。周恩来说，这就是两国的共同点。

大批外国记者追问周恩来对敏感的“克什米尔问题”有何看法？周恩来说：“印巴分治时英国分而治之的结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正在研究阶段，在中国有这样一个原则，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是希望看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和睦相处，并且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执。”

一路上西方记者向周恩来提出一系列尖锐、敏感、刁难的问题，周恩来一一应对，对答如流，无懈可击，使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感叹：“周恩来到底比咱们强”。当地官员称赞：从未见过如此智慧的政治家！

之后无论巴领导人怎样变换，对华友好始终如一。现在巴成为我国的铁杆朋友，被称为“巴铁”，习近平主席访问巴时两国建立了“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前所未有，今天两国关系发展得如此友好，就是从周恩来时期开始打下的基础。

12月30日结束访巴后本应接着访问阿富汗，苏联的赫鲁晓夫希望周恩来能访问苏联，因为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波兰也邀请周恩来到他们的国家访问，匈牙利更希望周恩来去访问。这样周恩来就先回到北京，然后去苏、波、匈。为了叙述的方便，还是把周恩来访问亚洲讲完为好。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阿富汗时与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握手

1971年1月19日，周恩来飞抵阿富汗，24日访问尼泊尔，31日访问锡兰。周恩来连续出访，很是疲倦，可这3个国家无不热情欢迎周恩来，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阿富汗首相达乌德说，周恩来是在“人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感觉需要国际友好和谅解这样一个时期来进行访问的”。他钦佩中国，尤其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采取的政策。

周恩来、陈毅访问尼泊尔期间游览博克拉湖

周恩来到达尼泊尔时，欢迎的群众越聚越多，有的站在树上和房顶上，身着盛装的妇女向周恩来撒鲜花，并按他们的风俗撒朱砂粉，周恩来与尼泊尔总理阿查里雅从头到脚都被朱砂粉染红了。周恩来为何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呢？阿查里雅说周恩来是他个人的朋友，这次来访将大大有助于两国之间的友谊和亲善精神的发展。

周总理和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说，周恩来的到来“正是在极其需要大家为解决世界纠纷而贡献力量的时候”。2月4日是锡兰国的国庆日，周恩来在庆祝大会上讲话，恰逢大雨，有人为周恩来打伞，周恩予以拒绝，他要与人民一样在雨中讲话。锡兰的一位高僧走上讲台，尊敬地称他是“中国的英雄”。

除了对周恩来个人的好感外，更重要的是，当中国这个大国对这些小国家平等友好时，他们都对新中国表示感谢和充满期待，希望新中国的出现给本地区和他们的国家带来福音。

周恩来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政策与立场，也虚心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诚恳地表现出“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的态度。周恩来说：“现在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满意地说，我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2月13日，周恩结束访问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周恩来说：“在亚洲看到人民普遍强烈地要求和平和友好，因为亚洲国家的遭遇相同，都要求取得民族独立，需要和平环境发展自己的国家。所以亚洲人民见面分外亲热，这点使我们深受感动。”中国身处亚洲，要团结亚洲国家，结好亚洲国家，学习亚洲国家，对中国和周恩来是始终坚定不移的。

《新中国外交创始人、奠基者——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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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张宏喜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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