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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趟快车 | 香港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一)

外交官说事儿 外交官说事儿 2022-07-19







在香港的街头巷尾,问及老一辈港人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他们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关于“物资保障”的点滴记忆。彼时的香港,初显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50年代的香港  初显繁荣的背后





1949年,蒋介石快速败退。北平、上海、广州的富商、名流以及难民等不愿、无法去台湾者,部分迁移至香港。当时,深圳通往香港只有罗湖桥一处关口,高峰时期日通行量达10万难民。

这年4月,上海滩风云人物杜月笙前往香港,两年后在港病逝。

再过一年,张爱玲只身走过罗湖桥来到香港,后赴美定居。


1950年中,香港人口已飙升至223万,超过一半的人口来自内地移民。

香港,这座城市的命运,与内地的政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战争的灰烬给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的香港带来了资金、设备、专业人才和大量人口,推动着中小商业的繁荣,亦使其工业开始迅速发展。



但同时,突增的大量人口日常生活所需也使得当时的香港有些不堪重负,其中尤以普通民众的温饱问题最为突出。



香港急电  供货奇缺




50年代,香港群居木屋发生火灾,居民四散躲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处于香港社会底层的工人生活很困难,香港又不时遭遇雨灾、风灾、火灾(因大量人口移入,简易木屋迅速增多,大型火灾频发)。每当这个时候,祖国内地就会及时送来赈济物资和款项,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由于港澳地区人口稠密、地盘小,不适宜发展大规模种植、养殖业,无论是基于地理还是血缘的关系,港澳同胞生活物资问题的最优解只能来自内地。



那时候,香港市场供应紧张,市民所喜好的生猛鲜活品尤为短缺。清晨,香港市民常常提篮子、扛扁担蜂拥过关,近至深圳,远至广州采购。

而对此情此景,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鉴于广东、广西货源不足,指示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向香港供应鲜活商品。



50年代刚刚建国,交通运输十分困难,货物运输主要依靠铁路——零担车。由于没有专列,供应港澳的活口只能按普通货物运输,也没有适合装载活口的专用车厢,“零担车”挂上哪列算哪列。

这样不仅运输时间长,而且发车、停站、到达都没有固定时间,给活口的运输、押运、饲养、护理等工作,以及押运员的生活带来很多困难。此种运输方式造成活口“非战斗减员”严重:活猪死亡率高达10%-13%;活鱼死亡率高达40%-70%。


1959年1月15日,南海136轮从湛江装载生牛150头,运往香港,全部生牛装在舱面。该轮离湛江后遇到风浪,天气寒冷,海水打在舱面,生牛支持不住,相继死亡。最后清查共死亡145头,剩下5头亦接近死亡,损失约3万港元。


1961年夏天,一车活猪在武汉江岸装车后,转来转去,3天还没有离开武汉市,结果到达深圳时死亡率达70%;一节车厢活鸡,共486只,从武汉到深圳,只有16只是活的;一车黄河大鲤鱼,从河南许昌出发,还没到深圳就死光了。


 1959年1月6日,香港贸易工作委员会发来催货电报:“由于近来我货供市奇缺,市场已严重发生脱节……平均每家零售商只有半头猪,每个蛋贩每天只能分到两个蛋……假设我出口货源不作合理安排,势必会造成经济与政治上的不良影响,特此报请设法增加来货……”

当时,不仅面临供港澳物资短缺的问题,还要特别把握好“度”:

如果内地的鲜活商品供应不足,不够卖,造成断销,外来货就会乘虚而入,挤占香港市场;如果内地商品到得太多,超过了市场的需求量,那么轻则大幅度落价或者支付高昂的仓租费,重则是烂的烂、死的死。

果菜烂了还好说,花点钱倒海处理;禽畜死了就糟糕了,不仅损失惨重,而且要花大量外汇让殡仪馆火化。

这些问题如得不到及时解决,不仅辜负了内地百姓对港澳同胞的一片深情,也给港澳鲜活食品市场的稳定带来了很大影响。



总理关怀  “三趟快车”诞生



假如内地不能保证港澳市场的正常供应,不仅会影响港澳同胞的生活,也会影响国家外汇收入。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外汇支持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

在西方经济封锁下,当时中国出口国家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中许多是易货贸易,获得的外汇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需要。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向港澳市场供应商品,可以直接获得自由外汇,因此港澳地区是国家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国家有关部门认识到,要搞好活口对港澳的供应工作,切实做到“优质、适量、均衡、应时”,就必须从运输这个环节抓起。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1961年11月,外贸部和铁道部联合召开“上海会议”,拿出了一个“快运方案”。方案的核心是——赶香港早市。此外,要求沿途定时定点加水、加冰、上青饲料。

铁路运输历来紧张,牵一发而动全身。经过紧张而周密的筹备,1962年3月20日零时,满载活猪开往香港的“621”专列一声长鸣,驶出武汉江岸车站。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三趟快车”的第一趟快车就这样悄然诞生了!


武汉江岸火车站老照片

 第一趟快车的装车从头一天夜里就开始了,一共发了30多个车厢,其中20多个车厢用于装活大猪。

“621”开行52小时,两天后的凌晨4时左右抵达深圳北站,赶上了香港的早市。马上,香港的代理“五丰行”报来喜讯:这车货鲜活,特受欢迎!香港市民的反应非常热烈:“哇!祖国内地给我们送来这么多鲜货……”



1962年7月,“621”运行100列之际,铁道部上报了《关于巩固和推广快运货物列车的经验》的报告。周恩来总理在呈文上批示:“由上海、南京去深圳也应组织同样的快车。”



随后,铁道部和外贸部联合召开“武汉会议”。会议决定:“621”按普客车序列更名为“751”;从上海、郑州分别开出“753”“755”至此,“三趟快车”体系正式形成,确保供港澳鲜活商品稳定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1964年,铁道部宣布“三趟快车”为“货车之首”,除“特快”之外,所有客、货车为之让道。



“三趟快车”的开行,使得运输时间由过去的8至10天缩短到了2至3天,解决了供应港澳活口运输时间长和停靠、到达不定时带来的各种问题,有效保障了港澳同胞的生活需求,同时也给国家创收了更多的外汇。


1980年至1996年被称为“三趟快车最为辉煌的时期”。承担着列车编组开往香港职能的深圳北站,每天都要接纳1000多卡的货物,50多条轨道停满了车厢。



开行50多年来,“三趟快车”为港澳市场输送了1亿多头生猪和活牛,同时还运输了10亿多只家禽,以及大量的蔬菜、水果、蛋品等,食品安全率达到了99%以上。



从“三趟快车”到“N趟快车” 





伴随着全国性高速公路网的形成,供港澳鲜活产品也逐渐从铁路运输转向公路运输、水路运输等多种方式。实际上,“三趟快车”已经变成了现在每天行驶在港珠澳大桥上的“N趟快车”。

“三趟快车”体现着中国政府对港澳地区的殷切关怀,也饱含着祖国人民对手足同胞的深情厚谊。它不仅丰富了港澳人的四季菜篮子,也为两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提供了切实保障。

半个世纪来,“三趟快车” 创造了一个奇迹:不管是在最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是在动荡的“文革”十年,不管是桥梁断裂、隧道塌方,还是华东华南发生严重涝灾,不管是铁路春运极为紧张,还是流行病毒肆虐的情况下,许多货车无法正常运行,而“三趟快车”却始终风雨无阻,从未停驶。 

为此,“三趟快车”被港澳同胞亲切誉为“生命线”,它像一根动脉,把祖国内地和港澳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血肉相连的历史见证。



- 未完待续 -

参考文献 | 《供港的岁月旅途》央视视频

《“三趟快车”与港澳同供》档案春秋 王晓东

《从“三趟快车”到更紧密经贸关系》经济日报

《移民在香港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智本社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下/期/预/告

不为人知的“赶车人”

“三趟快车”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将其运营好,光有“快车”不行,还必须有好的“赶车人”。

如今,来到曾经无数次奔波与驻足的站台,看着沉睡在水泥地里的陈旧钢轨,老押运员们激动不已,仿佛再次穿越到了上世纪中叶那激情燃烧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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