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趟快车 | 不为人知的“赶车人”（二）

“三趟快车”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将其运营好，光有“快车”不行，还必须有好的“赶车人”。

如今，来到曾经无数次奔波与驻足的站台，看着沉睡在水泥地里的陈旧钢轨，老押运员们激动不已，仿佛再次穿越到了上世纪中叶那激情燃烧的年代……

“与猪同眠”的日日夜夜

活口押运是外贸行业最艰苦的工作。国家要求安全押运率要保证在98%以上。为了确保这个指标，押运员的工作——对活口的饲养、治病和对车厢的清扫、冲洗等工作就成了安全运输与品质保证的关键。

上世纪60年代初，运输的车厢是用敞车搭架子、苫盖篷布改装的。押运员与活口均受日晒、风吹、雨淋，遇上火车中途受阻或狂风暴雨天气，人畜都苦不堪言。

后来改用棚车（闷罐车），车厢窗户改成百叶窗，虽然可以避暴雨和烈日，但仍没有摆脱人畜混装的格局。

押运员从带活口上车到送达深圳活口基地，不仅一直要与它们同吃同住，而且要全面伺候，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

押运员在车厢里为猪添水  节选自电影《岁月旅途》

整个旅途中，押运员几乎不得休息，要时刻观察活口的动向，看它们吃得香不香？睡得是否安稳？要及时观察它们的睡觉姿势 、呼吸快慢 、神态好坏， 甚至粪便都要查看。一旦发现病情，马上进行护理。

夏天，猪怕热，水得省着用，人可以不洗澡，猪不冲凉则不行；冬天，猪怕冷，犯困时好“打堆”，拱在一角摞几层，弄不好就有被压死的。为此，押运员一晚上要起来几回，把它们赶开。

节选自1997年春晚《三趟快车奔香江》节目

无论春夏秋冬，一天要扫几次粪便，还要定时定站冲洗车厢。不仅因为保持清洁可以使牲畜少生病，还为了防止它们踩到粪便滑倒摔伤，争取把残次死亡率降到最低。

老押运员柴建华

1965年春天，柴建华从河南许昌猪场开始了押运工作。装猪专用站台距猪场有1公里远。生猪装车的头一天，她到车站做些准备，把所需要的饲料上好，水桶装上车。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喂过猪之后，场内各个路口由工作人员看守，使上车的猪一定要跟着喊号子的人走。那个叫号子的人，就是柴建华。这份押运员的工作，她一干就是几十年。从许昌到深圳的铁路线上，洒满了她的辛勤汗水，也承载了她的青葱岁月。

经过特殊改造的双层车厢

当时押运活猪的车辆已经做了改进，不再是一层，而是上下两层，为半封闭式的，上部有棚，底部可以透气，每层装50多头猪，每车厢约100多头猪。

押运员的休息环境 节选自电影《岁月旅途》

在车皮一端的上方，有一个约3-4平方米的小阁楼，是堆放饲料的地方，也是押运员休息的“卧室”。在“阁楼”里只能坐着，站不起来。夜里在小阁楼内的两个麻袋的缝隙之间睡觉，腿是无法伸直的。

押运员边休息边要观察猪的动向

从1990年到2004年，押运员赵迪旗在京广线上臭烘烘的车厢里度过了14年。每次发车前，他在车厢里用几块木板钉个临时床铺，接下来的几天内他便与上百头猪同住，没有任何间隔，臭气熏天，鼾声如雷。直到后面几年，车厢内安排了一层简易的隔断，这种情况才有稍许好转。

由于车厢内弥漫着浓厚的猪粪便气味，押运员自带的饭盒外都要裹上几层塑料袋，以隔臭味。车厢上层掉落的牲畜粪便夹杂着汗水浸透衣衫，自己也免不了浑身恶臭。下车后洗澡时，连用洗发水洗三遍，头发还是僵的，即使换完衣服，臭气仍弥久不散。

同样拥有十几年押运经验的张斌笑着回忆，到了广州后，自己一上公共汽车，车内马上要空一半，因为周围的乘客都会立刻走到另一头去。

张斌指着手臂说，这种臭味已经渗透到押运员的每个毛孔，自己身上的味道直到退休几年后才慢慢消失。

由于长期置身于潮湿环境、不能按时吃饭且吃不上热饭、常年吸入禽兽粪便灰尘，风湿、胃病和矽肺病便成了全国8000多名押运员的职业病。

改革开放后，“三趟快车”有了新型的人畜分开的专用车，押运员们的工作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押运活鱼：从用脚增氧到微型水车

用篷布围成的大水池 节选自电影《岁月旅途》

“三趟快车”开行一段时间之后，除了传统的猪、牛、鸡、鸭、鹅，运送的品种也在不断增加。

为了保证食品鲜活，押运员们想了许多办法，以运送鲜鱼为例，最初是用大木桶装，后来改用篷布围成一个个大水池，押运员穿着雨水裤，不停地用脚搅动水，以达到增氧的效果。

押运员用木棍搅水为鱼增氧  节选自电影《岁月旅途》

后来，改用木棍在水池里不停地搅拌，许多人不仅手磨破了，甚至有的累晕在鱼池旁。即使这样，活鱼的死亡率依然很高。

押运员踩自行车为鱼增氧  节选自电影《岁月旅途》

再后来，有人利用水车原理，把自行车改造成微型“水车”，一路上全靠押运员轮班脚踩“水车”，不停地用木板激活池水，给鱼池搅拌供氧，有效降低了活鱼的死亡率。不论酷暑寒冬，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不少人落下了“老寒腿”的职业病。

押运员飞奔抢水管  节选自电影《岁月旅途》

何家郎从1965年开始在湖南外贸食品调运站担任押运员。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何老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到了沿途车站，两个省的载鱼车厢都需要加水，车站只有一个水管，一停车，湖北人和湖南人就飞奔着抢管子，有时还会打架。”

港澳市场对食品的要求很高，喜欢吃一些“鲜、活、生、猛”的食品。上世纪60年代初，内地百姓对泥鳅、蛇等还不太感兴趣，对山珍野味也望而生畏，但这些在港澳市场却是抢手货。

老押运员周才喜说，当年运蛇很危险，蛇有时会从笼子里突然钻出来，一不留神就会被咬到，因此运蛇的押运员都变成了“蛇药专家”。

除了上述品种以外，黄鳝、大闸蟹、蔬菜、鸡蛋等各类副食品都曾搭上过“三趟快车”。鼎盛时期，上车一看就仿佛进入了菜市场。

押运中的颇多意外

看似平淡的押运其实也有颇多意外。有一次751次列车到了停靠车站，押运员张斌满刚去打个饭，车却突然提前开走了。当时没有手机，眼睁睁看着列车开走，他只能坐下一趟过路车，到前面车站赶上751。

“夏天蚊子多，晚上贼也多，有的贼可以飞快地爬上火车，还在车厢上行走，简直像铁道游击队一样。鸡、鸭、鱼，还有押运员的衣服、钱物都是“飞贼”的目标。他们把车厢的窗户打开，用钩子一钩就得手了。

有一次，押运员周才喜一觉醒来，衣服裤子全被偷走了，只剩身上穿的大裤衩，到了广州只能先去买衣服。

还有一件事情令周才喜现在还觉得很好笑。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深圳买了一台录音机和几盘邓丽君的磁带，结果磁带全被铁路公安没收了，因为“内地不能听邓丽君”。

“文革”期间持械武斗

而令何家郎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押运发生在“文革”期间的1967年。当751次列车经过广东乌石车站时，铁轨两边的人群正在互相举枪扫射。“有的还拿着机关枪，吓得我们紧紧趴在车板上不敢抬头，明显感觉到列车开得飞快，直到枪声停止了才敢慢慢爬起来，一看车厢两边全是枪眼。”何老说起来仍感觉惊心动魄。

和“大官”近距离接触

在同事们眼中，赵迪旗拥有一次令人羡慕的“和大官近距离接触的机会”。1996年夏天，为了向世人展示“三趟快车”为香港做出的巨大贡献，时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亲自押运满载生猪的751次列车，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1996年，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同志

视察“三趟快车”

“吴仪是跟着武汉的车到了广州北，再坐上我们湖南的车到深圳。当时也不知道她要上哪节车厢，没想到正好上了我这节。”

赵迪旗对吴仪上车的情景记忆犹新，“她和四个工作人员上车后就坐在木板床上和我们聊天，在满车的异味和闷热中呆了十多个小时，令我们十分感动。”

1980年至1996年是“三趟快车”最为辉煌的时期。张斌回忆，那时常常刚押运完回到长沙，第二天马上又要上车，有时甚至刚下火车就有另外一列车在等着他了。

“赶车人”功成身退 

进入21世纪，随着珠三角高速网络的贯通和货柜运输的兴起，铁路运送供港澳物资的优势不再。“三趟快车”在跨越了近半个世纪后，圆满完成了特殊时期的神圣使命，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2004年，从长沙北始发的751次列车悄然停运。押运员李国旗说，当时觉得“终于解脱了”，但一想到751次从此不复存在，心中难免有些惆怅。

一张编号为0503016的深蓝色证件，上面写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供应港澳三趟快车铁路押运证”，这是与“三趟快车”同龄的范国强随身携带的证件。

如今，每当看到或听到“三趟快车”这个词，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斑驳的车厢和那些“与猪同眠”的日夜。

虽然几百次到过与香港仅一步之隔的罗湖桥头，但老押运员们从来没有踏上过香港的土地。“如果能去一次香港，那我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他的感慨得到了在场所有751次列车押运员的点头附和……

- 未完待续 -

参考文献 | 《“三趟快车”与港澳同供》档案春秋 王晓东

《押运员们的“三趟快车”人生》湘声报  刘敏婕

视频《永不停歇的三趟快车》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下/期/预/告

“三趟快车”押运员的“圆梦之旅”

押运员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三趟快车”事业，几十年如一日，不辞辛劳，奔波于铁路线上，为港澳同胞运送着生活物资，但始终徘徊于罗湖口岸，未曾有机会得见香港真容。“有生之年去一次香港”，对很多押运员来说是一种奢望。

然而，就在临近香港回归之际，他们不仅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香港，而且受到了来自同胞们的最高礼遇。

更令他们倍感荣耀的是，“三趟快车”押运员的代表登上了1997年的春晚舞台。这一刻，为香港回归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们走到了台前，接受全国人民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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