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故事 | 农家子弟的求学之路（二）
人物简介 /profile
卢永华，1946年出生于山东胶南。1962年考入山东潍坊一中。1965年高中毕业后，被高教部选中派往德国，先后在莱比锡和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学习日尔曼语言专业。
从1971年起，先后在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工作约15年，任职至一等秘书，亲历中国与民主德国双边关系的变迁，以及柏林墙倒塌和德国统一。1995-1998年任驻奥地利使馆政务参赞。1998-2000年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2000年8月出任中国驻奥地利大使。
机遇降临
1965年，是我命运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那一年我高中毕业，按常规本应去参加高考，争取考上个好学校，将来能有点出息。那时，我瞄准了北京外语学院，它肯定将是我的第一志愿。这不仅是因为二哥在这所学校上过学，而更重要的是，我羡慕外交工作，热爱外语。就在毕业前夕，我校接到上级通知称，鉴于形势发展需要，国家高等教育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留学生，准备派到国外学习。
这次又要感谢我的贵人夏老师，是她根据上级要求，推荐了我和同班的张姓同学两人。经过一系列严格政审和体检之后，当时还没有结论，学校让我们回家等候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参加当年的高考，离开了潍坊一中，回家静候佳音。
作者泊里老家
1965年夏季，我是在老家度过的。我一边尽可能地帮家里做些活计，一边忐忑不安地等候着消息。烈日下，我常常穿着短褂短裤，赤着双脚，出现在田间地头，或是街头巷尾。
有一天近中午，镇上邮递员骑着自行车直冲我而来，手里高高举着一封信，大声喊道：“北京来信了！”我接过来信，一溜烟跑回家，边跑边喊：“北京来信了！”手捧着国家高教部通知我到北京参加集训的来信，全家都乐开了花，同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作者母亲及其儿女
老母亲恋恋不舍地端详着我的脸，嘴里喃喃道：“孩子，那么远的地方，咱们不去行吗？”真是慈母手中线，临行前，母亲专门扯了几尺卡其布，为我做了一件新的上衣。那是我有生以来穿的第一件新衣服。
我按通知要求，算好日子，提着一个旧旅行袋就出发了。在潍坊作短暂停留后，我与老师和同学告别，然后同张姓同学一起，途经济南与来自菏泽等地区的另外几名同学集合。在济南稍事停留，我们便一起奔赴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
北京集训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足有几百人，有肄业的大学生，还有应届高中毕业生，我们都被安排在位于西郊魏公村的中央民族学院下榻。没有征求个人意见，不知根据什么标准划分了班和排，选了各级领导，初步确定了所派往国别。当时中国建交国家比较少，在德语区只与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或“东德”）建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我拟被派往东德。
作者的父母
集训采取“军事化”管理方式，条件优越，生活很好，要求严格。平日里主要是听取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还有关于外事纪律的教育，间或组织一些参观访问。
我在空闲时间开始阅读一点介绍东德的书籍，关注有关东德的信息，有时也去看望尚在北京外语学院读研究生的永建二哥。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在我们心里，只等一声令下，就将各自奔向不同的国家，何时派遣只是时间问题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据说由于东德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是苏联的“卫星国”，唯苏联修正主义之命是听，而当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中德关系也有恶化的苗头。德单方面撕毁两国文化协定，拒绝全部接收原定数量的中国留学生，只能接收一少部分。
有鉴于此，高教部决定在拟派往东德的学员当中挑选部分曾经学过德语的进修生和大学生继续派出，其余人员由于错过了高考，可以任选一所学校，然后回家等待9月开学。没有机会外派的同学暂时被安置在外语学院学生宿舍楼。山东来的几个人，只有菏泽的江姓女同学有幸被选中派出，据说因为她曾在学校当过班干部，而我们从潍坊来的两位可惜落选，张姓同学选择北京语言学院后便回家了。
峰回路转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按理说我也应该选所学校，然后回家等待开学。在这关键时刻，是二哥做出的英明决策，改变了我的命运。在商量我究竟何去何从时，他认为，我回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家中实在困难，回家一趟既拿不到钱，也拿不到铺盖，还白白浪费了路费，还不如等到开学，再申请助学金。我同意了二哥的意见，就这样继续待在北京。
乘坐国际列车去留学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眼看大学开学在即，忽然有一天，有个紧急电话在四处找我，通知我立即赶到留学生集训地报到，办理出国手续。当时，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赶紧按通知要求办理手续。在一两天之内，将所有东西置办齐备，便匆匆与一名来自《北京周报》的龚姓女同志登上北京至莫斯科的列车，出发了。
事后我听说过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在首批选派到东德的学员名单上，有一位来自南京大学的进修生。出发前夕，领导要照例检查每人所带行李，看有无“违禁品”。据说领导在那位进修生的箱子里发现了一套假发。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和封闭的年代，假发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万不可碰的。那位同学争辩称，这是带给他的外国女教授的。尽管如此，还是通不过，领导坚持要他不要带，但他却拒不执行。结果可想而知，他被取消了外派资格。
领导从拟派的曾学过德语的大学生中替补一位进修生，而空缺出来的这个大学生名额也需要顶替。由于当时除我之外，所有人都回家了，并且时间又很紧迫，我便成了唯一人选。等到其他同学返回北京，听说这个消息，无不懊恼万分。
留学东德
从北京到东德的首都柏林，相距万里之遥。由于当时我们国家财政还不宽裕，为了节省外汇，公派出国人员很少乘坐飞机，多是乘坐国际列车。从北京柏林，历时近八九天，中间要在莫斯科转车。而从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有两趟，一是我国列车途经二连浩特，二是苏联列车途经满洲里。我们基本上是乘坐中国列车。中苏铁路轨道宽窄不同，所以火车要在中苏或中蒙边界换轨。
从北京到莫斯科大约需要5天。国际列车相当舒适，每间车厢有四个床铺，每列火车还有餐厅，火车在哪个国家运行，就挂哪个国家的餐车。我们很少到餐厅用餐，尤其是不到蒙古餐厅用餐，因为我们害怕那种羊膻味道。人们在火车上可以看书、聊天、欣赏沿途风景。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省钱，我们还经常和列车员一块做饭。
在列车上看风景，是人生一大享受，特别是当火车行驶在蒙古国，虽然黄沙遍地，偶尔也会看到绿洲，或者雪山，蒙古包上面袅袅炊烟，牧人赶着羊群或马群。而在西伯利亚大平原，则别有一番景象，蓝天白云，路边草原和桦树林无边无垠，不禁令人感到俄罗斯的广袤，火车行驶在贝加尔湖畔，又会感到俄罗斯的无穷魅力。
第一次乘坐火车赴柏林，心中惴惴不安，甚至有些胆怯。自从火车驶过奥德河畔法兰克福进入东德境内，我们变得更加紧张，盼着早日到达柏林，见到我们使馆自己人。幸亏龚女士是进修生，德语专家，应付自如，我们才安全抵达目的地。
莱比锡火车站
我们抵达东柏林的总车站后，被接到大使馆，经过几天的休整，便被送到了此次留学的终点站——莱比锡，与先期抵达的同学们汇合。
中国留学生当中，有一部分是1964年来的。他们和这次来的进修生大都住在赫尔曼·东科尔大街。我们几个大学生和辅导员则被安排到距他们有一段距离的卢蒙巴大街，注册并就读于赫尔德尔学院，相当于北京的语言学院。个别进修生分散住在附近。
为了便于管理，全体中国学生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学生会，其中党员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我们很少到使馆去，只有放假时才去传达文件和进行政治学习。
根据双方协议，德方每月发给我们生活费大约190个东德马克，到年底由两国政府有关部门结算。我们生活基本有保障，集体起伙，早餐很简单，只有面包、黄油、果酱和牛奶。由于我当时年龄最小，活泼可爱，年长的同学总喊我“小胖儿”。为了保密起见，我们当时与国内亲人联系是通过外交部信使，每月一班，即家里人将信件寄往外交部，再由信使带到使馆。
对于我们来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德语。我们这批大学生当中，只有两人在中学学过德语，多数人并没有学过。据说，英语是越学越难学，而德语则是自始至终都很难学，开头更难学，因为它分性、数、格、可分动词，有一部分要放在句子最后，从句的动词也要放在句子最后，有许多话要等到讲话人讲完了才能明白，难以同声传译。
莱比锡市政厅
对于从未学过德语的同学来说，难度可想而知。我们和几个来自柬埔寨、蒙古和塞浦路斯的学生混合拼成一班，唯有我们中国学生的外语基础最差，只在中学时期学过一点英文。我们当时的做法就是：
一是上课认真听讲，细心做笔记。
第二是虚心向周围的同学学习。我们中国同学中，有两个人在国内学习过一些德文，有些基础，于是他们就成了我们的课外先生，遇到难题就向他们求教。再就是向外国同学请教。
第三是求助于我们的进修生，他们有的已经大学毕业，还有的已经上了大学，德语娴熟，他们成了我们当然的辅导老师。组织上也做了这样的安排。
大约每到星期天，我们便结伴到赫尔曼·东科尔大街，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辅导。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成果逐渐显现，德语水平有明显提高，一年之后竟也能大体听懂老师授课的内容了。
在莱比锡留学期间，我们偶尔也会参加一些当地组织的活动，例如我们参加过与其他国家留学生的联欢会，还参加过学校组织的一次声援越南的献血活动。现在回想起在莱比锡献血的一幕，仍然心有余悸。当时听到献血的消息，中国学生争先恐后纷纷报名。抽血那天，有一位女同学，身体孱弱，血管过细，血愣是流不出来，情急之下，医生不管三七二十一，竟用双手硬挤起来，女同学差点休克。我们大家愤愤不平。
由于当时极“左”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对于留学生周末舞会自然不敢问津，甚至连看都不敢看一眼。平日里，我们也组织一些参观访问活动。总而言之，我在留学东德的前期，无牵无挂，生活愉快，充满阳光。
《从农家子弟到共和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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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从农家子弟到共和国大使》
作者 / 卢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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