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其实并不神秘

马叙生，１９５０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班学习。１９５７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西方系。１９５８年后，历任外交部办公厅副科长、苏联东欧司处长、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一等秘书、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驻民主德国大使。

我在80年代当过两任大使，1991年结束大使生涯。20世纪来，无论国际形势还是国内状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就是说，大使工作的环境也已今非昔比。

“特命全权”和“授权有限”

大使的全称是“特命全权大使”，但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和交通工具的进步，使节的权力也就逐步缩减，作用日趋下降。现在，强调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外事无小事”，这首先是针对使节说的。

首先，国内对驻外使馆的依赖性减少，特别是获得信息方面，无须像过去那样仅仅依靠驻外使馆提供；其次，各国领导人可就许多重要或紧急的问题直接对话，而无须通过使馆的渠道。这就意味着，驻外使节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受到进一步削弱。

尽管如此，大使和使馆的作用仍旧是不可取代的，而且时代对使节提出了比过去更高的要求，驻外使馆和大使的职能及任务的基本框架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大使的责任依然重大。

驻外大使的主要任务是：在外交部的领导下，结合驻在国（或机构）的实际情况，贯彻和执行国家对外政策，起到前哨的作用；进行调查研究，起到耳目的作用。驻外使馆工作大致分三个“篮子”：代表国家和政府对外打交道，从事调研研究，内部管理工作。前两个篮子装的是外交业务工作，第三个篮子是内部工作。

中国大使应有的形象

什么是大使的首要任务呢？我想是对外代表国家的政策和利益。外交部所确定的“大使职责”的头一条是：“代表国家执行我国的对外政策。”所以，大使也就是国家的外交代表。

那么，中国高级外交官应该以什么样的素质和气质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我觉得，在我们使节的气质、风范中首先应把国家性质、地位和根本政策体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表现出积极的、有活力的姿态，平等待人，广交朋友；既讲原则又有灵活性，不生硬，合情合理；我们需要掌握形势，消息灵通，训练有素。

好形象、好气质还应体现在使节的日常生活中，即在举止、言谈、衣着与工作和生活环境之中得到反映。我们的外交官应成为中国人精神文明和民族尊严的优秀代表。俗话说“察言观色，洞见其中”，就是说，形象不是单纯的表面文章，也是内在心灵的外部反映。

体现国家政策和代表国家利益，经常需要通过外交交涉来兑现。办交涉首先要求大使清楚，在所交涉问题上国家的政策是什么、利益何在；其次，还要了解驻在国对有关问题的观点和立场，做到知己知彼；再就是要通晓国际形势，因为重要的外交交涉往往与总形势有关联。

具备这三个条件，交涉起来才能应对自如，才能更好地达到交涉目的，维护国家利益。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打交道的对象国是有差别的，他们各自的政策方针不一样，同中国关系的深浅也不同，因此还必须区分对象，采取不同的策略和做法，只有结合实际情况，才有可能取得较理想的结果。

政策和智慧体现在技巧中

“外交工作是一门艺术”，这句话很有道理，主要是指策略的运用，即所谓“外交技巧”的运用。不讲策略或策略运用不当，政策方针就得不到有效的贯彻。下面我把个人遇到的一些情况介绍给大家参考。

要善于借用对方的主张或观点来论证自己和说服对方，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 1973-1979年，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

1979年进行的中苏国家关系谈判中，我方要求苏联消除三大障碍，苏方说双方谈判不能涉及第三国，我方反驳说，在苏美谈判中就涉及到一个第三国，因为苏联在那里的行动威胁到美国安全。对方立即明白我方指的是苏在古巴部署然后又被迫撤出导弹这件事，虽很恼火，但无言以对。

1989年南斯拉夫《信使报》载文，大谈西藏是独立国家，中国占领西藏，践踏西藏文化。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我去找官方交涉，没有用，因为他们实行“新闻自由”。

于是，我就把贝尔格莱德新闻界的头面人物请到官邸，宴请他们。席间我指出这篇文章的错误之后说，我不知道该文的作者和编辑在科索沃问题上是什么观点（当时科索沃阿族正在闹独立）。这句话使所有来宾面面相觑。片刻后，《战斗报》的社长出面说，《信使报》文章是错误的，他将对该报做工作。

在外交交往中，有时会遇到对我不利的情况，这时不宜硬顶，而要避开正面交锋打“迂回战”，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在中越边界打反击战时，苏联当局组织人到我使馆门前游行，扔墨水瓶，砸玻璃，推倒宣传橱窗。大使派我（时任参赞）去苏外交部提抗议。

交涉中，苏方司长振振有辞，说同几年前（文革期间）中国人对苏联驻华使馆的所作所为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你们还提什么抗议！当时，如果就事论事地同他辩论就会陷于被动，因此我避开其锋芒，只说了一句：“我明白了，原来你们是在进行报复。”听了我的话，对方立即缓和下来，解释说不要误解他的话，苏联不会做那样的事情。

使节和驻在国打交道时，一般不宜施加压力，但遇到事关我重大利益的问题时，也要敢于采取硬招（一般要请示国内同意）。

一次，在萨格勒布博览会上参展的台商搞“两个中国”的小动作，使馆向南斯拉夫政府和博览会当局几次交涉均未奏效。

在开幕前夕，我馆向南方表示将采取决定性措施（暗示撤展），并做撤展的动作。最后时刻，东道主才不得不按我方要求从台商展台上取下伪旗等有“两个中国”含义的标志。事后台商对我同志说：“你们的大使真厉害。”

大使馆有一些对外工作手段，例如发照会、致函、发新闻公报、办交涉、宴请等，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发挥这些手段的作用。

有一次，我们从印度报刊了解到达赖喇嘛将应邀访问萨格勒布大学。我费了相当周折找到该大学校长进行交涉（政府不管），做说服工作，在最后时刻终于把达赖挡在南斯拉夫的国门之外。

南斯拉夫的两家刊物刊登歪曲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和西藏问题的文章。使馆以新闻专员名义致函两刊进行批驳和说明真相。两刊均原函照登，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其中一家还托人带信给我，表示该报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错误。

▲ 在德国柏林，泰格尔机场工作人员为一架抵达的海南航空客机举行欢迎仪式。

为推动驻在国与我关系的发展，有时可同驻在国合作，做我国内有关部门的工作，当然前提是要对我们有利。

我在民德工作时，使馆曾致力于争取建立北京-柏林航线，但我们的民航部门不积极，我们便推动德方组团访问北京，并帮助他们制定了详细的谈判方案和措辞，结果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外交调研：信息和时间的优势

对外打交道虽然重要，但在使馆的外交业务工作日程上，一般占的时间不多，占时间最多的是情况调研。作为国内的耳目，向国内报告驻在国及其周围发生的重要事件和动向是使馆的经常性工作。情况调研的情报性很强，其基本要素是及时和准确，缺少其中之一，情报就成了废品。

信息的来源是调研工作的基础。报刊、广播、电视都是重要渠道，要有专人负责，但这不是使馆独有的优势，使馆的优势是活的信息来源，即交朋友。来源多多益善，因此要广交朋友；来源越可靠越好，因此要深交朋友。

交友的对象主要是驻在国人士，特别是高层次人士，最好能保持几个比较稳定的信息来源。与驻在国人士来往要注意不授人以柄，要光明正大地交朋友。在使团中也要有选择性地交友，建立深谈问题的关系。调研的视野要宽些，不限于驻在国。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当代的重大问题都具有全局性，如果没有能力或条件搞全局性调研，起码也要追踪研究地区性的问题。

搞调研要充分发挥使馆研究室的作用，系统地追踪媒体只能依靠他们，但是，为了保证调研成品的质量，大使必须亲自动手，出题目、出思想，主持讨论，修改稿子，针对重要的问题还要自己动手写调研报告。

总之，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等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过程的加快，世界上各行各业都不能完全按老一套的方式行事，外交工作当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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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世界知识》

作者 | 马叙生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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