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纪实 | 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的细枝末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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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民伟，自由撰稿人，钟爱外交史事方面的写作，曾出版《历史需要细节——  一个后代眼中的老外交家往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将战火燃烧到了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美国和南朝鲜遭到重创，表示愿意进行停战谈判。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建议，朝鲜交战双方停火，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作为解决朝鲜武装冲突的第一步。

6月25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声明愿意举行谈判，并建议在元山港的丹麦伤兵船上举行。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复电，建议以开城为谈判地点。7月8日，双方联络官商定了谈判日期，明确双方代表团各由5名代表组成。

中朝方谈判代表：左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邓华、朝鲜人民军南日将军、朝鲜人民军李相朝将军、朝鲜人民军张平山将军。

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为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代表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的李相朝和张平山。1951年10月23日由边章五（又名边荣浩，赴朝谈判前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接替邓华；1953年4月26日，丁国钰（时任志愿军42军副政委）接替边章五；1953年4月26日，柴成文（时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武官）接替解方出任中国谈判代表。

“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为美国海军中将乔埃（1952年5月，由美国陆军少将海立胜即哈里逊接替）。代表为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霍治少将，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板门店停战谈判”是朝鲜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它是在中朝与美方激烈交战各有胜负时的一种缓冲，以便各方面能够对这场战争的发展及结束战争做出选择和准备。历史已经证明，“板门店停战谈判”是非常明智的举措，为停止战争做出了积极贡献。中朝方在谈判桌上没有输，就意味着赢；美方没有赢，就意味着输。这就是“板门店停战谈判”在历史上的地位。

“三八线”上的板门店被称之为“停战村”

“三八线”是位于朝鲜半岛上的一条军事分界线。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盟国协议在朝鲜半岛上以北纬38°为线，作为苏、美两国对日军事行动的暂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对日受降区，后来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部为美军对日受降区，后来成了大韩民国。而板门店，就是北纬38°线附近的一个小山村。

参加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中国代表，将会谈场所附近一个临时用木板搭成的酒馆兼小杂货铺，挂上用汉字书写“板门店”的牌子，并且将此地标注在了地图上。包括板门店在内的、以规定以军事分界线为中心的方圆约为800米的圆形地带，是一块由“联合国军”与朝鲜军队“共同警卫”的特殊行政管辖区。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板门店由此扬名于世，被称之为“停战村”。 

谈判桌上只谈“停战”不谈政治

“板门店停战谈判”是战争在激烈进行过程中进行的。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双方，到了谈判时也是互相敌视、互相攻击、各不相让。

板门店停战谈判会议室

谈判的地点设在板门店一座帐篷内，谈判桌正好摆放在三八线上。帐篷内一面摆着联合国的旗帜，一面摆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旗帜。每次谈判前，中朝方代表与美方代表分别从会场的北边和南边进入帐篷。双方代表见面时，脸上没有表情，更没有握手和寒暄的礼节，发言与否由各方自行决定。

谈判过程中双方有时唇枪舌剑、剑拔弩张，气氛异常紧张；有时会场异常安静，谁也不说话。发言先后则要看时机及需要。中朝方代表需要先发言时，就早到会场，趁对方还没坐稳就开口发言，让对方措手不及。谈判进入僵持阶段时，双方都“无话可说”。有一次双方代表团成员都拒不发言，静静地坐着，僵持了132分钟后，美方沉不住气了，先开了口。最短的一次谈判，用时25秒钟就结束了。美国将军霍治曾提出“用抛硬币的办法”，决定谁先走一步以打破僵局。

中朝谈判代表进入谈判室

停战谈判，只谈停战事宜，不讲政治问题。停战谈判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军事分界线怎么划分？二是战俘怎么遣返？在停战谈判初期，双方首席代表还交换过授权证书。后来连换代表都不通知对方，会上也不向对方作介绍。看见对方代表席位上出现了新面孔，就知道他们换人了，至于新来的那个人姓甚名谁、是哪国人（后来也有英国人、泰国人为联合国方代表），就只好看第二天的新闻报道了。

谈判桌上不仅“斗智”而且“斗气”

板门店谈判进行之中，各方都在用尽心思压制对方。谈判桌上，曾经发生过这样几件事情：

美方一侧

板门店“非军事区”里虽然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但是在战争激烈的状态下，各方代表在来往谈判场所途中仍然存在着安全问题。于是谈判代表以及新闻记者的车队或直升机，都标有明显的识别标志，以避免被误打。双方对以什么为安全识别标志曾争论不休。

中朝方曾先发制人建议：“双方车队应挂红旗为标志，因为红色最显眼。”

“不，不！这是不能接受的。联合国的旗帜是蓝色的，双方车队应该挂蓝旗为标志。”

“蓝颜色不醒目，而且我方军民，包括空军和高射炮手，看见蓝色旗帜就打，这是一年多时间里养成的作战习惯。为了不发生误伤，你们千万不要挂蓝旗当靶子。”

美方说：“以醒目的颜色为标志，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除了红色，只有白色最醒目，我方建议双方车队都挂白旗。”

“既然你们承认红色最醒目，为什么还要选择白色呢？我方提出挂红旗的建议在先呀。”

“不行，红色是你们专用的颜色。”

“太阳是红色的，也是我们专有的吗？”

“你们共产党的旗子全是红的。”

“不对，你缺乏起码的认识。我们的党旗上有金色的镰刀斧头，国旗上有五颗金星，怎么能说全是红的呢？”

“总之，贵方不能强加于人。”

“我方坚持挂红旗。”

“我方坚持挂白旗。”

“好吧，为了谁也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对方，我方提出折衷方案：我方车队挂红旗，你方车队挂白旗。”

“这，这……”美军谈判代表一时显得很难堪。

“这是双方自愿选择的标志色，都很显眼，符合科学道理。如果贵方再纠缠此类枝节问题，那只能说明你们蓄意破坏停战谈判。”面对许多国家的新闻记者，美方理屈词穷，只好在协商记录上签字。

“板门店停战谈判”中， 双方有时也在斗气。1952年11月，由于美方以所谓“自愿遣返”阻挠战俘问题顺利解决，我方估计美方可能在谈判中玩弄“说完就走”的伎俩。在英文中，have the last word（最后说话）就是“说了算”的意思，也就是说，美方可能要玩一次“我说了算”的把戏。于是我方也想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小招数。

果不其然，待双方代表刚坐定，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就直接问我方对“自愿遣返”的方案有何新的想法。当我方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据理表示不能接受时，面带杀气的哈里逊当即宣称“无限期休会”，且不等我方做出反应即率众向帐篷外走。此时我方人员端坐不动，以一阵大笑为美方人员送行，搞得美国人摸不着头脑。这不是一般的笑，是京剧中那种有板有眼的笑。为了这一段表示轻蔑的笑，我方人员还专门练习了一段时间呢。

谈判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战场上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谈判也曾两次中断。谈判伊始，就陷入了如何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僵局。中间打打谈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了协议，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三八线”。

1952年5月以后，双方在战俘问题上严重僵持，谈判进行不下去，中间休会了一年。“板门店谈判“前后谈了2年，召开大小会议575次，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停战协定。

李克农坐镇幕后从容指挥

“板门店停战谈判“是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后，首次参与的重大外交活动。外交部派出以副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李克农为首的谈判工作组。按照中、朝两党协议，停战谈判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但两人对外不露面。为保密考虑，代表团代号“工作队”，李克农代号为“李队长”，乔冠华代号为“乔指导员”。其间，由于劳累过度，李克农曾因心脏病突发倒地。中央考虑由伍修权接替他的工作，但李克农以“临阵不换将”为由，带病坚守岗位。

朝鲜板门店中方代表团 解方（前排左1）李克农（前排左2）边章五（前排右3）乔冠华（前排右1）

毛泽东早已料定即将到来的这场谈判不同寻常，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战场上的殊死拼杀。朝中方面的声明一发表，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克农和乔冠华，头一句话就对李克农说：“是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坐镇开城。乔冠华也去，军队也要人参加。”接着就有关问题与李克农、乔冠华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并要求李、乔二人迅速组织一个精干的谈判工作班子。

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朝中谈判代表团的统一领导，毛泽东在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组成了一个由李克农、乔冠华和朝中谈判代表参加的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就这样，李克农实际上是朝中代表团的总指挥和最高负责人。

李克农坐镇幕后，从容指挥。谈判信息通过无线电波并随着谈判的实际进展，在南日——乔冠华——李克农——毛泽东(周恩来)——金日成——彭德怀之间，相互交叉、循环往复地传递着，持续了两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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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民伟

图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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