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娇小姐到女强人——陈宝鎏大使自述

作者简介    

陈宝鎏，1938年7月生于上海，1959年12月抽调至北京大学东语系改学缅甸语，1994年9月任驻缅甸大使，1997年8月任驻新加坡大使，2000年10月卸任 。

说起“女强人”，这是一个女士们并不十分乐意接触的称谓。不知从何时起，人们把这顶“桂冠”扣到了我的头上，这也许与我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泼辣作风和硬朗气质有关。

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人们称自己为“女强人”，其褒义大于贬义。我天生就如此吗？不，绝对不是。实际上，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我经历了一个由娇气到坚强、由胆怯到泼辣、由清高到谦虚的长期磨炼过程。

由娇气到坚强

1957年，我离开上海到南京大学学习英语。时年我17岁，是个娇气十足的女孩子。在上海过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而到南京就完全变了样。因此，入校后的第一个月非常念家，差不多天天流泪。

每次回沪度假，返校时总要带着大包小包吃的东西。平日里爱听表扬，若听到不顺耳的话，可以撅起嘴巴半天不理人。更为严峻的考验是“过劳动关”，太艰难了。第一次下乡劳动时，因为害怕稻田里的水蛭叮咬小腿，脚一接触到水田，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

1959年夏天，我被选调到北京大学改学缅甸语。此时，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期间，生活之艰苦，我就不多说了。仅提一点，当时北京人常吃掺树叶馒头和杂面窝窝头，但对于我这个吃惯米饭的上海姑娘来说，实在难以下咽。后来由于饥饿，这一关也闯下来了。

1965年，我随外交部翻译队到湖南搞“四清”运动。此时的我已变得相当“坚强”了，不仅能适应农村的艰苦生活、胜任田间劳动，而且工作上也取得不少成绩，还被评为“五好队员”，受到全团通报表扬和湖南省领导及外交官领导的接见。

▲ 陈宝鎏大使向时任缅甸国家元首丹瑞大将递交国书

在缅甸当大使期间（1994-1997年），一次交际活动中不小心把腿骨摔折了，右脚踝肿得好高，疼得很厉害，用石膏保护着。当时，我国国庆将至，回国内治病还是在使馆坚持工作？经部里同意，我选择了后者。我从官邸搬进馆内，在办公室住了3个月，边治病边工作。

9月30日，国庆招待会如期进行，我拄着拐杖在门口迎送客人，并主持了这次盛会。

11月份，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缅。重任在身，我不得不甩掉拐杖，忍痛参加了代表团的全部活动。

以上两件事，只有在我磨炼得比较坚强的前提下才能办到，若我仍是个弱不禁风的娇小姐，那就难以想象了。

由胆怯到泼辣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我回忆起刚入外交部参加第一次会议时自己的“熊样”，还会禁不住哑然失笑。

会议一开始，主持人要求新来的同志做自我介绍。当轮到我时，只觉得自己的脑子轰地一下，两腿发抖，双眼发花，结结巴巴，细声细气，连我本人都不清楚讲了些什么，引来哄堂大笑。

当时有谁会相信，这个非常腼腆的女孩子，于几十年后竟然能在数十、数百，甚至数千人面前声音洪亮、泰然自若地给领导人当翻译，能够几个小时不停地向外国朋友宣讲中国的国情和外交政策，能够侃侃而谈地向全馆工作人员做工作报告。

▲ 陈宝鎏大使

这种变化是如何取得的呢？答案只有一点，那就是时间和锻炼。也可以说，我是在翻译生涯中变得泼辣起来的。开始做“跑龙套”翻译，自然少不了挨领导的批评。后来当国家领导人的高翻，又经常受到礼宾官员的批评，要么是说话声音太轻了，要么是某个举止欠妥了，要么就是衣服穿得不合适了。

尽管我对这些批评常抱有怨气，但正是在这批评声中，我的胆子慢慢变大了，语音变得响亮清晰了，个人气质也变了。

▲ 1977年秋，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吴奈温时，作者任翻译。

我先后于1979、1985年两次前往驻缅甸使馆工作。在给大使当翻译时，要做记录，事后要整理记录，大使阅后有时还要起草电报文稿。这项工作虽然艰苦，但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政策水平和写作能力大有长进，综合素质也随之提高了。

1992年，我在驻菲律宾使馆任政务参赞，曾应邀在菲律宾大学做题为《中菲友好关系》的演讲。

之后答问，我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很尖锐：“在美军从亚太地区撤出后，中国会不会来填补这个真空？”

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不认为亚太地区有什么真空，因为美方不会轻易从这里撤出；即使美方撤出了，中国不会也不需要来填补这个真空，因为中国在忙于建设自己的国家。”此回答，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与赞同。

在以男性为主宰的外交界，女人当大使要比男人难得多。我于1997年赴新加坡任大使后不久，曾应当地中国总商会之邀去讲关于中国外交政策以及中新关系，这次演讲也很成功。

会议的组织者于会后私下对我说：“通过今天的报告会，我们才真正了解到您的实力，之前我们还在想，中国为什么要派一位女士来当大使。”可见，只有展示出自己的实力之后才能赢得当地人民的尊重。

由清高到谦虚

年轻时，我不但娇气而且傲气。虽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资本，但总觉得自己脑子灵、反应快、学习好、干劲足，似乎各方面都比别人强。有时，还暗暗地用自己的优点去比别人的弱点，自命不凡。

当时，有同事批评我走路头抬得高高的，从不正眼瞧别人，显得十分清高。我听后还很不服气，认为这是有意和自己过不去，故意找茬儿。

后来的工作时间使我悟出“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我觉得，这实际上是思想境界的问题——境界高的聪明人决不会自满，境界低的笨拙人也决不会谦虚。

▲ 1977年，吴奈温访华时与邓颖超同志的合影。二排左一为作者

随着职位的提升、责任的增大，我越发感到保守谦逊作风之必要。1992年，当干部司通知我赴驻菲律宾使馆任政务参赞时，自感胆怯，因事前就知该馆的工作难度较大。正巧，部里组织一个使节团赴外地参观旅行，我参加其中。

途中，我向大使们提问：你喜欢什么样的二把手？向参赞们询问：怎样才能当好二把手？通过个别交谈，虚心请教，我增加了见识，学到了经验，从而增强了赴菲馆任职的信心。后来，我在菲馆工作的成功，证实了那次求教活动非常必要。

▲ 1997年6月，作者（左二）向缅甸领导人辞行拜会时的合影

两年后，我被调任驻缅甸大使。一走进馆舍大门，发现院内又脏又乱，明显与上两次在该馆工作时的情境不同，预感到本馆在内部管理上存在一些问题。在向缅方递交国书之后，便着手整顿内部。

首先，号召全体馆员向馆领导提意见，并要求只说“坏话”，不讲“好话”。接着，带领办公室主任前往馆内各部门聆听批评，结果征求到一百多条整改建议。这不仅推动了使馆的整改工作，也使我再次体验到不耻下问的重要性。

苦药利病，苦口利行。作为馆长，每逢总结工作我都要求大家对领导只批评不表扬，因为只有把存在的问题找准，才能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后来，我在驻新加坡使馆任职期间一直坚持这种做法，效果同样不错。

坦荡荡，虚怀若谷

我两度出任大使，确立的馆风是：政治上强，业务上精，廉洁正气，彬彬有礼。这16个字是我外交生涯的总结，蕴含着众多的经验和教训。

我的治馆办法有两条：从严治馆，以法治馆。所谓以法治馆，就是遵照国家和党内的法律法规、外交部的规定及使馆的制度去处理和解决问题。至于从严治馆，就是高标准严要求。不管是对领导成员还是对普通馆员，我都严格要求，这样就能形成全馆都“严”的氛围，工作就好开展了。

 首先，要严于律己，做出榜样。我在工作上，当日要办的事决不过夜，加班加点也要干完；生活上照章办事，不搞特殊化。

其次，在干部管理上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对外交部派来的人员不偏袒，而对来自外单位的不仅不歧视，有时反而还要适当照顾。

第三，关注年轻人的成长，对他们的要求尤为严格。我的初衷是，宁愿他们现在骂我，也不愿他们将来恨我。对于工作中出现的纰漏，我会对当事人毫不客气地批评，当时他可能因接受不了而产生怨气；但当改正了错误，把工作做好了，受到了表扬，也许他就会说“陈大使，真不错”。

在做好日常工作之余，着力于培养年轻人。知识经济时代，谁拥有高素质的人才，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党组织培养了我，我要把自己积累的经验传给下一代。

-  End -

文字 | 《世界知识》

作者 | 行舟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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