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青年外交官的一次集体下放

1965年9月4日，一批新中国培养的外交官奉命参加了当时以“四清”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南下的专列载着外交部205名年轻的外交官来到了湖南省浏阳县大瑶人民公社。

大瑶人民公社又将这205名外交官安排到全社28个大队116个生产队。前驻索马里大使张越当时任大瑶工作队总队长，雷央、石宁任副总队长。这些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外交官在贫下中农家生活了8个多月……

吃住都在农家

1965年，中国农民刚从苦日子里爬过来，农村到处一片萧条，大瑶镇一条石板街从街头到街尾不足100米，“一家炒辣椒、呛了满街人”。买一盒“红桔”牌香烟（1角3分钱一盒，老百姓戏称“南瓜牌”）招待客人已经算是好户。

不仅逢年过节难得吃上肉，田头地边，栽几蔸丝瓜南瓜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提篮小卖”更是触犯王法的“劳动力自由支配”。

▲ 六十年代农村景象  资料图

正如新中国第八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在往事回忆中所写道：“有那么一段岁月，我曾在湖南长沙附近的浏阳大瑶人民公社待过近一年。我们都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当地生活苦得不得了。一日三餐两稀一干，午餐通常是炒米饭，里面沙子、石子什么都有，没有菜只有干辣椒。那地方的老乡喜欢把辣椒用盐腌上，放在屋檐下用竹杆穿起来风干。好的时候就在饭里加点红薯。一年下来，我骨瘦如柴。”

▲ 田间劳作  资料图

外交官们刚到大瑶公社报到时，200多名年轻人依旧选择了校园生活方式，同吃同住同劳动。然而，初来乍到的新鲜感很快就被现实所冲破：没有人会做饭，这也意味着他们每天只能过白菜煮稀饭的日子。

年轻的身体有点受不了了，在需要营养补给的时候，他们没办法，找到了公社领导，要求“化整为零”，住到老百姓家里去。公社领导答应了，于是，3人一组，200多人就分散住到各自的“房东”家里。

▲ 辛勤劳作  资料图

戴秉国，外交部原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住到了齐心大队先锋生产队蔡孝松家，唐家璇，前外交部长，原国务委员，也住到了齐心大队；李凤林，外交部副部长级，原驻俄罗斯大使，住到了团结大队；陈健，原驻日本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住到了枫林大队；王建立，外交部原干部司司长，住到了团队大队荷叶生产队易修龙家；黄振，原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住到了民主大队乐息生产队李良炳家……

这些外交官严格地遵守当时的“三同”“十二不准”规定，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下田割禾扮禾，上山砍竹背树，样样农活都干，有的割破了手，有的磨破了皮，不曾说一声苦和累。由于整日整夜的操劳，工作负荷又重，加之许多北方的同志初来南方，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更是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与磨炼。

▲ 采茶  资料图

外交官进村入户的时候，正是金秋时节，田里要扮禾，土里要挖红薯，岭上要摘茶籽。来了这么多年轻人，老百姓以为找到了好帮手，却不曾想到这些刚走出“象牙塔”的伢子伢妹们根本不是“农把式”。他们摘下个大而色艳的红茶籽，而把成熟的青茶籽留在树上。回忆这段陈年往事，至今叫人忍俊不禁。

不到一个月，这些年轻人都瘦了一圈。许多老乡千方百计把饭菜做得可口一点，把卫生搞得干净一点，好让这些北京来的客人多吃一点。

▲ 时任外交部外交协会副会长

前驻缅甸、新加坡大使陈宝鎏

时任外交部外交协会副会长，前驻缅甸、新加坡大使陈宝鎏女士深情地回忆：“当时我住在齐心大队新建生产队黄华昌家。房东老大娘邹桂珍待我特别好，我最喜欢吃她做的火焙鱼蒸辣椒、油炒糯米饭。我的同事们都非常羡慕我遇到这样好的房东，星期天都抢着到我这里就餐。

每当我工作一天回来，床铺底下的衣服总是被悄悄地洗好折叠在床头，这使我有犹如亲人在身旁的感觉。这一年，我工作干得特别出色，被评为‘五好队员’。后来回到北京，以后在异国他乡，每当工作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一想起在浏阳大瑶的这一段经历，就感到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 黄华昌说，这里曾经是他家老屋所在地，陈宝鎏当年就住在土木结构的破旧瓦房里。

而老乡们回忆起外交官们在大瑶的往事，当年的老房东说：“几天几夜都讲不完。”当年大瑶人民公社民主大队党支部书记张贤庆回忆说：“1966年4月，我突然患病，不省人事，被送往大瑶卫生院，两天三夜没开声。工作组长丛文滋反复叮咛卫生院的医师：‘要想方设法把张贤庆同志的病治好！’1966年5月工作队回北京后，丛文滋还几次来信问我病好了没有，并邮汇60元钱给我作为营养补助。”

▲ 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

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深有感触地说：“我有幸曾担任毛主席的翻译。有一次毛主席接见前苏联总理柯西金，慷慨激扬地说，我这个人‘名誉不好’，有人说我是民主主义者，有人说我是教条主义者，有人说我是独裁主义者……主席的讲话带有浓厚的湖南口音，‘名誉不好’是湖南口音，又似‘命运不好’。得益于我在浏阳大瑶的锻炼，对湖南口音有深深的体会与理解，使得我当时的翻译准确无误。”

劳动不忘报国

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主要是“四清”：清理账目、清仓库、清分工、清财务。外交官们白天与老乡一同干活，晚上则挑灯夜战，开始“四清”工作。

那时账目也简单，多数大队集体企业几乎为零，枫林、民主、齐心、袁家、新建、黄花、龙堪、排山、南木、南山等一个大队一年的收入不足1000元。不过，他们的清理工作确实做得非常仔细，政策兑现非常认真，连在社员家吃了一餐饭也一一算上。当时大队干部都赔了，没有钱的把家里的衣物抵押也要搞清楚。

▲ 耕田  资料图

当时农村劳动生产力比较落后，犁田、耙田牛力不足，外交官们就人力当牛力。戴秉国当年和同伴们一起，3个人拉一张犁，像牛一样在田里翻耕。一年以后，25岁的戴秉国回到北京，被组织选调到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工作。

外交官们在工作劳动之余时刻不忘自己的报国之心，总是在业余时间翻起自家的“老本行”，练习各国语言。

于是，在清晨或黄昏，各种各样的外语朗读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谁都听不懂。不明就理的村民们便交头接耳，以为外交官们对他们有意见：是嫌伙食不好，还是住宿条件太差，还是赌气要回去？

后来，村民们找到公社领导，表明了大家的担心。外交官们听说后，不由得哈哈大笑，当即向公社领导解释清楚了。经公社领导解释，村民们才了解实情，原来外语是要这么学与练呀。

▲ “劳动学习两不误”  资料图

当时的农村生活，枯燥单调，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外交官们的到来，给一潭死水般的山村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他们组织农村青年妇女唱歌，教青少年文盲读书写字。

原齐心大队党支部书记黄华昌，因为家里穷，只读了三年书就辍学了，正是在外交官们办的“青少年扫盲班”脱盲。回忆起颜万荣、陈宝鎏教他读书写字、背毛主席语录的场景，黄华昌至今感叹不已：“几个月的读书识字，使我一辈子受益匪浅。”

▲ 六十年代农村景象 资料图

当时，枫林铺凉山树下，九流冲马道子坪，这些乱坟野岗之处，入夜便会常常闪现红火、绿火。于是，传说“谁遇到鬼火，就会大祸临头，满门遭凶”，搞得村民们人心惶惶，谈鬼色变。

外交官们便和村民们一起学科学、讲故事，告诉他们鬼是人们一种梦想、幻觉，鬼火是人死后尸骨释放的一种物质——磷的自燃现象，并深入浅出地引导大家，相信科学、破除迷信。

同时，为消除和化解人们心中的疑团，也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他们与民兵们一道在每个大队成立一个巡逻队，每天走山冈、串屋场巡逻放哨。这对于外交官们来说，无异于充当“反特”电影的男主角一样，他们兴趣十足，警惕性极强，瞪大眼睛观察着每一个可疑之处。

也许是过于紧张，一次放哨时，一户老百姓家的闹钟突然响了。外交官兴奋地大叫，有动静，有动静！待弄明真相时，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这名尽忠职守的“哨兵”的故事了。

▲ 1959年10月，湖南省浏阳县大瑶人民公社沙螺大队党总支书记杨宏典和生产队的队长们在田间总结晚稻丰产的经验。

还有一次，外交官们和民兵一起巡逻，发现一处生产队粮仓被盗，细心的外交官循着偷谷者掉弃的谷粒找到当事人，带到办公室问话。

问：你为什么偷谷？

答：一家七口，肚子饿，冒办法。

问：你好大的胆子。

答：我下定决心去偷谷，不怕牺牲偷一担，排除万难偷回去，争取胜利偷回家。

问：粮食都搁到哪里去了？

答：“落后时”吃了一部分。

问：另一部分呢？

答：“落后时”卖了一部分。

问：“落后时”哪里去了？

偷粮人哈哈大笑，原来外交官们把“落后时”当作人名（“落后时”是大瑶方言，“后来呢”的意思）了，一堂“问话”变成了一堂笑话。

1966年5月21日， 外交官们都离开了大瑶公社。多年过去了，大瑶的一草一木，大瑶的父老乡亲，一直是这些外交官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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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文史博览》

作者 | 李才义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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