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交生涯中的调研故事
作者简介
李家忠，1936年生，天津人。自1956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北京大学东语系和越南河内综合大学。196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94年3月至2000年7月，先后任驻老挝和驻越南大使。
我在外交部地区司和驻外使馆工作近40年，绝大部分时间从事的工作都同调研有关。
其间，我既得到过领导和同事给予的十分有益的帮助和指导，也在长期的工作时间中产生了一些自己的体会。回忆起来，那些关于调研的往事在脑海中依然非常清晰。
调研报告不能使用宣传语言
1965年年初，我从外交部教育司翻译队调到驻越南使馆，分配在研究室南越组工作。对于研究室是干什么的，我当时并不太清楚。
研究室领导交给我的第一个调研任务，是让我写一份准备由信使带回国内的书面材料，题目是“越南南方抗美战争正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
我意识到这是我到馆后要交出的第一份答卷，思想上极为重视。但我连一天兵都没有当过，对军事知识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写这类调研材料的具体要求。
忙了一个多星期，在信使抵馆之前交出一份初稿。领导看后也没说行或不行，便让同在研究室南越组的三秘张德维同志（后曾担任我驻泰国大使和驻越南大使）帮我修改一下。
▲ 张德维（中）为毛泽东和胡志明担任翻译
一天晚饭后，张德维同志把我叫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打开我写的初稿，一边逐字逐句修改，一边给我讲解为什么要这样修改，直到晚上10点多才告结束。改完一看，初稿上我写的字已没剩几个。即便如此，张德维同志仍说这是我的劳动成果。
我初稿上原来有一句话，大意是说美帝国主义越是向越南南方增兵，就越给越南南方人民提供了更多消灭他们的机会。张德维同志问我怎么会写上这样一句话，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是从报纸上摘下来的，意思是我这样说是有根有据的。
但张德维同志却说，报纸上这样讲是为了作公开宣传和鼓舞士气，而我们的调研材料是给上级领导看的，要一是一，二是二，实话实说，不能使用报纸上的宣传语言。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调研的一个具体要求。
从那时起，我在研究室各位同志帮助下，不断实践、逐步提高。
搞调研，脑子里要有形势
1981年春，我第二次赴我驻越使馆工作，任研究室负责人。动身前，亚洲司有丰富调研经验的李世淳同志（后曾担任我驻越南大使和驻泰国大使）应约和我作了一次长谈。
当时我的第一个困惑是，在国内会有司领导、处领导布置工作，分配调研题目，到使馆后则主要靠自己安排工作和出题目，我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李世淳同志说，到驻在国搞调研，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脑子里要有形势”。越南的对内对外大事，要时时刻刻装在你的脑子里。
谈到具体方法时，他说，每天翻阅越南报纸，要把重要的事件一一记在小本子上，然后经常翻看，既帮助你记忆，同时在翻看的过程中不断分析思考，就会从中找到可以写调研材料的题目，你不妨试试看。
我到使馆后，发现这样做果然很有效。主要是随着对形势和情况的逐渐熟悉，慢慢就会感觉到哪些问题是国内所关心的和我们应该向国内反映的。
待摸到一点门路后，我又不断用“脑子里有没有形势”这个问题向自己发问。几十年来，“脑子里要有形势”这句话一直督促着我，直到退休。
写文章就是写思想
20世纪80年代末，我担任亚洲司二处处长期间，有一天请调研能力突出的三处处长关登明同志（后曾担任我驻菲律宾大使和驻马来西亚大使）下班后向我介绍经验。他和我谈了一个晚上，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即“写文章就是写思想”。
他说，写调研材料要在掌握情况的基础上，既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还要在脑子里想好如何表达。把脑子里的思路梳理清楚了，写出的文章自然会条理清晰。因此，在掌握了情况之后，要开动脑筋，多思考。如果尚未考虑成熟，宁可暂不动笔。
对关登明同志的这席话，我确实有切身体会。曾有多次我把调研材料初稿送给领导时，领导并未立即动手修改，只是说写得并不清楚。通过与关登明同志的谈话，我意识到之所以材料没写清楚，是因为脑子里还没弄清楚。从此，我牢记一句话：“写文章就是写思想”。
放在更大的范围去观察、分析
1988年秋，我和有关人员参加时任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出席第43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两个月。
当时，我常驻代表团的副团长是丁原洪大使（后曾担任我驻欧共体大使和亚欧会议高官）。我便主动向他提出自己在调研方面的弱点，请他给予指点。
丁大使针对我所说的情况谈了许多，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要开阔视野，不能孤立、局限地研究一个国家，而要把这个国家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去观察它的内外政策动向。
他说，越南出兵柬埔寨，牵动了整个国际社会，随着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越南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同东盟国家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很大变化。对这些动向要特别注意观察、跟踪。
长期只搞越南方面的工作，往往容易使眼光受到局限。要开阔视野，把越南的事情放在更大范围去观察、分析，这样会看得更清楚、更全面。
1989年12月，我被派往我驻越使馆担任政务参赞。在四年任期内，我经历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和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切身感悟到丁大使的真知灼见。
调研要独立思考，切忌人云亦云
外交部时任领事司司长聂功成长期关心和支持我的工作，我在启程去我驻越使馆担任政务参赞之前，到他的办公室告别。
他嘱咐我说，到使馆后向国内报告情况和看法时，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就大胆提出来，即使提错了还可以及时改正，切忌人云亦云、“随大流” “顺杆爬”。我记住了他的话，在后来的工作中几次向国内大胆提出建议，被国内采纳。
此外，我还注意经常阅看部内其他单位的调研报告。第一遍先把文章看懂，第二遍再考虑人家为什么这样写。同时设想如果是我来写，会是怎样写法。时间长了，偶尔也会发现别人的调研报告中有些地方，如果按自己的想法表达，可能更好一些。我从亲身经历中感到，这是个有效的学习方法。
要想方设法开辟信息来源
使馆作为驻外外交机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时刻密切关注驻在国形势的发展变化，把重大条件和情况及时报告国内，为国内站好岗、放好哨。
如果驻在国发生重大事件，而我使馆没能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就会对国内决策造成被动，就是严重失职。越是在困难条件下，越要想方设法开辟信息来源。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中越关系下降到最低点。我们使馆同越方基本上没有任何接触，越南本身也处在极为封闭的状态，报纸上很难找到有分量的消息。
为防止一旦有什么情况，由于我们工作不细而有所疏漏，研究室在很长时间内坚持每晚看电视值班（当时越南电视台白天没有电视节目），从少儿节目开始，到最后天气预报，有何重要内容都记在小本子上，并由值班人签字。
此外，越南广播电台每天清晨5点40分有一个“工业和分配流通”节目，里面偶尔会透露一点经济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我便把使馆唯一的录音机借来，晚上睡觉前上好闹钟，次日清晨被闹钟叫醒后，准时把节目内容收录下来，上班后再仔细摘记。
不能事无巨细、不分主次
中央和外交部的领导同志工作都很繁忙，我驻外使馆也有160多个，必须用不长的篇幅、精炼的语言，把驻在国的重大内外动向报告国内。而这需要动一番脑筋，花一番工夫。
如越南一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就有几万字，国内有关领导虽对越南的党代会十分重视，但不可能通读政治报告全文，使馆必须用两三千字把其中的主要内容和论点提炼出来，使国内领导同志一目了然，这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平时确定调研题目，也需要抓重点，不能事无巨细、不分主次。记得我担任大使期间，使馆研究室曾确定过这样一个调研题目——“越南国企中的工会工作”。
我看后对主管同志说，这个题目如写给我国总工会，可能很受欢迎，但部领导关心的是越南重大的政策动向，所以这个调研题目并不是很适合。
一切结论都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
驻外使馆向国内汇报情况的前提是报告内容要真实、可靠。在国外，各种渠道的消息、传闻很多，如何从中进行分析、筛选，去伪存真，这需要花一番工夫。作为一馆之长，更要严格把关。
1996年11月，时任越南国家主席黎德英突患重病，一些外电都作了报道。部里也很关心，时任亚洲司司长王毅（现任外交部部长）给我打电话，询问黎德英主席的病情。我和使馆的同志都在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11月25日，武官处的一位同志从外交使团听说黎德英主席已于24日病逝，越方将于26日发布讣告。他回馆后便起草了电报，送武官阅后请我审批。
我感到事关重大，担心万一情况不准会白白惊动国内一场。当时已是晚上11时20分，我让研究室一位同志给越南主席府办公厅司长范光英家里打电话，询问情况。范只说了一句话：直到25日下午，黎德英主席仍处于昏迷状态。也就是说，黎主席并没有去世。根据这一确切信息，我把电报暂时压下，没有发出。
通过这件事，我再次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句话，即一切结论都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在它的前头。几十年来，我始终记住这句话，并不时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尽量减少差错。
要在必要时亲自动手
作为一馆之长，既要发挥研究室和使馆各单位的调研积极性，又要在必要时亲自动手。
作为一馆之长，自己更要做到脑子里有形势。不能只注意调动其他同志的积极性，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否则脑子里会一片空白，对其他同志写好的文电初稿也难审批。有的调研题目，即使已指定其他同志动手，自己也要同时动手，双管齐下更有把握。
1996年越共“八大”的政治报告长达三四万字。使馆要在一天多的时间内，用两三千字把主要内容和问题报回。
我一面把任务交给研究室的同志，一面自己加班加点动手写起来，否则一旦交来的初稿不行，再重新写，时间就耽误了。结果我的劳动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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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秘书工作》
作者 | 李家忠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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