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论谈 | 我们能从戴高乐的外交智慧中学到什么？（三）

作者简介    

徐波 吴建民公益基金会理事、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前职业外交官，多边文化外交与中法民间交流坚定不移的践行者。

1980年开始学习法语和外交，曾在中东、欧盟常驻，后长期在法国工作生活，深度参与中法文化年、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与七国集团对话的法国埃维昂南北首脑峰会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曾任上海世博会中国政府总代表助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事务助理总干事特别顾问等职。

戴高乐外交给我们的启示

国家利益至上

基辛格在其《大外交》一书中将“国家利益至上”列为现代外交四原则之首。

当年戴高乐为维护法国利益，不惜与罗斯福死扛。在战后的大西洋联盟内，戴高乐与美国“寸土必争”，前述各种例子说明，在戴高乐的眼中只有国家利益，不存在所谓西方阵营的价值联盟利益。当价值联盟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时，价值联盟让路。

外交超越意识形态

戴高乐与斯大林结盟，在冷战期间与赫鲁晓夫大力发展合作关系，完全超越意识形态的纷争，从而使法国在冷战期间形成了在美、苏两超之外的独立一极，并同时保持与两超都能说上话的能力，左右逢源。

其实，戴高乐这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外交理念也是法国的外交传统。1536 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为抗击奥地利哈斯王朝就曾与奥斯曼土耳其联手。在戴高乐看来，为了法国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宗教差异都不复存在。

外交没有友谊

戴高乐明确表示，男人是可以有朋友的，但国家不可以。他两次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且内心非常坦然，他甚至明确表示不能因为早期英法的共同抗德历史而觉得法国欠英国什么。这一点戴高乐在对待美军登陆诺曼底问题上表现的更为突出。

戴高乐始终认为美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参战，而非为了法国，为此，不存在法国对美国的感恩。戴高乐从不出席纪念盟军登陆的任何活动，即使在他担任国家元首后也从不出席盟军诺曼底登陆的任何纪念活动。

国家利益维护需要斗智斗勇

戴高乐与罗斯福的斗争充满外交艺术，甚至包括某种程度的“零和”博弈。在罗斯福眼中，戴高乐是令盟军“头疼”的问题，是个鸡肋，但又不能随意处置，其原因就是戴高乐的象征意义及其事业在法理上的正当性。

▲ 左起为罗德、罗斯福、戴高乐、丘吉尔

正是由于戴高乐看穿了这一点，他才能与罗斯福“斗而不破”，甚至越斗越勇。

肯尼迪总统的安全顾问施莱辛格说过：“戴高乐是二十世纪最有成就，最灵活，最有才华的政治家之一。

他在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时刻主动采取行动才能在二战期间成功管理其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关系并使自己毫发无损。他知道如何捍卫法国利益又不至于逼迫英美将其废黜或将其干脆投入监狱。”

借力发力

戴高乐的外交思想是希望法国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大国俱乐部中保持存在，但由于这样的俱乐部中法国的声音太微弱，只是个“凤尾”，法国必须在大国俱乐部外组建一个小国俱乐部当“鸡头”，这就是以法德修好为基石的欧洲联合战略。

▲ 1963年10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戴高乐总统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商谈两国建交问题。

戴高乐与新中国建交，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承认，但据此法国可拓展与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也是 21 世纪未来强国的直接沟通，并通过中国促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和理解。这也是戴高乐版本的“不结盟外交”，即与世界所有国家或国家集团尽可能多地建立沟通联系。

▲ 戴高乐将军塑像

2020年已近岁末，混乱的美国大选还在发酵、世界各地仍在肆虐新冠肺炎，历史肯定会记住这一年里所出现的那么多的“灰犀牛”，但不管时局有多严峻，未来变化有多大，或这种不确定性在多大程度上将影响到现有的国际格局和我们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外交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古老的国际关系协调与处置艺术，一代伟人戴高乐的外交思想至少可给我们如下两点思考：

一、越是在混沌的形势面前越要冷静。当年面临纳粹侵略，贝当选择投降，而戴高乐看到的则是在这场世界大战中法国的正确位置。戴高乐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其高瞻远瞩战略思想的胜利。面对今天某些反全球化的逆流，稳住阵脚并热情拥抱全球化，就是我们对时代的正确认识和判断。

二、戴高乐将法国从一个受尽屈辱、政治涣散、经济崩溃的战败国打造成世界政治、经济强国，甚至一度成为有别于美、苏两超的世界第三种政治力量，其外交思想的基石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亘古不变原则。

只要我们坚守这样的原则，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文化差异，就不管未来国际格局有多大的变化，定能在世界上得到更多的朋友和支持，从而确保我中华民族复兴“两个一百年”目标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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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吴建民公益基金会

作者 | 徐波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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