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话亲情 | 我的母亲——黄阿小

作者简介   

黄志良，江苏苏州人，1931年出生。1951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就读于英语系和西班牙语系，毕业后留学古巴哈瓦那大学。1960年调入外交部，先后在中国驻古巴经济代表处和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工作，1980年任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一等秘书，1985年任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1989年任中国驻尼加拉瓜大使，1991年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母亲黄阿小

（1910~1986）

母亲在我外公、外婆的11个子女中排行最末，自幼得名阿小，一生没有正式的名字，在娘家时叫马阿小，嫁到黄家后称黄阿小。

在社会上，母亲阿小不过是个极其平凡、微不足道的家庭妇女，然而，对我个人乃至全家来说，却是位无比伟大的母亲。因为有了母亲阿小伟大母爱的呵护，我这出生在贫困人家的孤儿从小未曾受过饥寒之苦；因为有了伟大母爱的关怀，我这个在乡镇长大的寒门子弟，得以进入城市，走上读书求进的道路；因为有了伟大母爱的延伸，在我成家立业、长期在国外工作时，家中孩子得到祖母无微不至的照料，我和妻子方能安心在外而无后顾之忧。

我的祖上原籍并非望亭，而是邻近的黄埭。据传，黄埭古镇属战国时楚国春申君黄歇封邑，至今在当地留下不少黄姓后裔。我的祖父以及他的上代的出生已无从查考，听望亭镇上的老人讲，他来自黄埭，是个走村串户为农民看病的乡村医生，俗称“走访郎中”，在望亭镇上落户，娶了一名陆氏乡下女子为妻，生下一女一子，儿子取名黄志德。

黄志德从小随父学习文化和医术，是镇上一个小有名气的穷书生，未到弱冠之年即丧父。青年黄志德娶农村马家小女为妻，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黄家贫寒，只娶得起乡下女子；二是马阿小幼年受伤，左手残疾，最佳出路是嫁给无须干农活的乡镇居民。

建立在这一脆弱基础上的包办婚姻注定不会有好的结果，婚后不久黄志德便与镇上一位有钱人家的许姓小姐私恋同居，之后便长住许家，直到两年后得了伤寒症，生命垂危之际才被抬回家中，寿夭正寝。那时我尚在襁褓之中，故而我对自己生父既无印象，也无感情。我的姑姑在我出生前就嫁到邻乡金姓农家，所以对她我也没什么印象。

我来到世上时真正的亲人唯有祖母和母亲两人，全部家产仅为三间瓦房，几件陈旧家具和一箱线装医药书籍。两代寡妇依靠雇人在家开一爿小茶馆维持生计。我出生后母亲因体弱和营养不良而奶水不足，不得不求助一位年轻体壮的农民产妇义务喂奶。我的祖母担心独生男孩不易养大，让我认了一位多子女的街坊大妈作寄娘。在祖母、母亲茹苦含辛、百般呵护下，幼时的我过着可以吃饱穿暖的舒适生活。

家乡小镇民房遭日军纵火燃烧

日寇入侵华东时，我已开始记事，母亲带着我住到乡下大舅父家避难。记得每当听到传言：“东阳兵下乡找花姑娘啦！”村里的年轻妇女无不闻风躲避，别人家妇女可以拔腿就往内地逃跑，母亲还得牵着我的手跑得慢，我跑不动了，她便背着我走，实在走不动了，两人只得躲进附近坟地，吉凶由命。

在乡下避难期间，大舅父供我母子粮米油盐，菜蔬副食得由我母亲自己张罗，做饭燃料须靠母亲去“捉柴”（砍荆棘、割枯草）。为了能让我吃上荤腥，不管刮风下雨，母亲总要在清晨和傍晚到河滨和小溪里用自制的纱布网兜捞小鱼小虾，而所有这些辛苦劳作都靠母亲一只手完成，她那时的艰难辛劳，我一点都领会不到，只知道缠在她身边玩耍。

我上小学那年，祖母突患中风过世，母亲成了我唯一的亲人。为了多一点收入，她每晚都要折叠大量纸锭（一种冥钱）或编织毛衣到深夜。我至今记得，在昏黄的灯光下，母亲干活，我坐在她身旁，或看儿童图书或学画画。

就在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苦读光阴的日子里，周金泉进入了我的家庭。他是一位忠厚老实、勤劳机灵的中年农民，初通文墨，在我家对门开了一间不大的猪肉铺。在我少年时的记忆里，我的大舅父从封建礼教观念出发，对我母亲再婚最初是坚决反对的，而我的小舅父和姨母们都持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认为一个残疾寡妇要拉扯大一个单传的孤儿实在难以为继。后来，大舅父见金泉伯不仅对我母亲好，对我也很关爱，家庭经济也有所改善，便同我母亲和好如旧了。

母亲没文化，也不知何为家教，但劳动人民朴素的道德观念使她懂得，要让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为正派的人。记得我四五岁时，有次夏天晚上与邻家大人纳凉时斗嘴，我无意中说了一句脏话，就被母亲狠狠打了一顿屁股。这是母亲对我唯一的一次体罚，却也让我受用终生：从不说粗言和詈言。

母亲心地善良，热心助人。我小舅父的独子祥根小时染上了肺结核，他的姐姐和妹妹都因患痨病不治夭亡。肺结核在当年是不治之症，唯一的疗法是增加营养和静心休息。小舅父家贫，急得一筹莫展。我母亲冒着被传染的风险，毅然把祥根接到我家。经过我妈一年多悉心照料，他的肺病明显好转，后来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多年后，他还常常念叨：“是小唔娘（姑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母亲在亲友乡邻中助人为乐的事例不少，对少年的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母亲对我的关怀已不止是吃饱穿暖、健康成长了，开始操心我长大后如何安身立命。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一无田地二无钱财的清寒人家的男孩子，多数人读完高小，不是到大商铺里学生意，便是拜师学技当徒弟，她舍不得我当徒工挨打挨骂、受苦受累，最大的期望是让我当个教书先生，可是即使做小学老师也需受过中等教育，而那时节只有苏卅、无锡等大城市里才有中学或师范学校，望亭镇上仅有少数富家子弟才上得起中学。

幸哉，我在高小毕业时考上了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即苏州中学），我是镇上唯一考上这所江南名校的小学毕业生，当时成了轰动全镇的一大新闻。记得发榜那天我正同几个小朋友在街上玩，听到有人大声传话：“弄堂里最穷人家的孩子考中苏州中学了！”我还以为是说别人哩。

母亲在喜出望外之余，决意举了债也要供我上中学。可惜，我在那所公立学校只上了一年学，还是因家庭经济不胜负担我继续在城里住校。后来，家里经济稍有好转，又逢抗日战争胜利，我在考进吴县县立中学后又能进城上学了。

这期间，我的两个兄弟也相继长大，家中经济虽然拮据，但母亲节衣缩食，凑足费用供我在城里读书。为能考上好大学，我在读高二时考进了一所教学质量较高的教会学校。

这一年家乡解放，我很快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并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那段时间里，进步同学一批批离校参加“革大”、“军大”、“南下”，我却一心想读完高中，主要是舍不得离开母亲。

参干学生常常在校园席地而坐开展整治学习和讨论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浪潮席卷全国，我也热血沸腾，决心响应号召准备参加来苏州招生的军事干部学校。当我把报名参干的想法告诉母亲时，她如闻晴天霹雳，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与矛盾之中，儿子有志报效国家、寻求个人前途，她在道理上是默许的，但面对18年相依为命的独养儿子要甘冒风险远走他乡这一严酷现实，她在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

那几天母亲右手上长了一个毒疮，全臂红肿，还发着高烧，甚至有生命之忧。此时此刻骨肉分离无异于生离死别，她也整日流泪叹气，我心急如焚，眼看报名截止日期一天天临近，不知如何是好。幸运的是，母亲在注射了盘尼西林后逐渐消肿退烧，转危为安。

第一次离开母亲和故乡，来到北京

在我的坚持下，母亲勉强同意了我的恳求，遂于最后一天的下午赶到苏州报上了名。三日后，我怀着对母亲深重的负疚感，恋恋不舍地辞别了亲人故土。报到后才知道组织上并没有分配我进军校，而是被送到了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外语。母亲得悉后，压在心头的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在北京上学期间，我每月写一封平安家书，暑假必回乡省亲。从此，母亲已不用再为我的生活和前途操心了，她把博大的母爱又转移给了我的两个兄弟。

加勒比危机时期，我们中国留学生也成为了古巴民兵

1959-1960年间，我去了革命中的古巴工作，母亲不懂得国际风云变幻，不知个中利害，而我每逢古巴局势危急时，自己心中倒觉泰然，却总惦念母亲，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我的老娘能承受得了吗？

一家人陪同母亲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院

从古巴平安归来后，我和静言结婚成了家，第三年有了大儿子砥中，母亲怀着初为祖母的喜悦第一次来到北京，收获她辛劳大半生期望得到的幸福。

之后不久，我和静言去了智利工作，四年归来后又有了小儿子亚中。从此，母亲便同我们在一起生活，祖孙三代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其中还包括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段非常时期。那时，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还很不好，但对母亲来说，也许是她一生中度过的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了。

1982年，作者夫妇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留影

八十年代后，我和静言到我国驻阿根廷和巴西使馆连续工作了八年，我们同母亲开始聚少离多。这期间，砥中已在外地上大学，寒暑假都会回家，亚中则在北京走读上中学，两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全都由母亲悉心照料。此时的母亲已年过古稀，孤身一人在北京，期间的艰辛与劳累可以想象。我和静言每隔两年回国探亲一月，见到孩子们的成长、母亲的苍老，心里既高兴又伤感。

中年后母亲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时有头眩、心悸的感觉。我们曾请医生上门为她做心电图检查，未发现严重病症，以为暂可平安无事。那时还不像现在这样懂得去大医院用多种先进手段作精确医检和及时服用特效药，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后悔不已。

母亲和孙儿砥中、亚中

1986年8月，我陪静言回国治病，适逢砥中暑假回家，全家祖孙三代又有了一次宝贵的团聚机会。岂料8月末，母亲突然病倒，最后安详离世，享寿76岁。

我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将母亲的骨灰护送回乡时，心中便深感“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和歉疚。母亲为我和我的小家庭一辈子无私付出，还没等到儿子有所回报，便匆匆离去，难道普天下的母亲对子女都是这样只顾付出，不图回报吗？我想作为子女，我们只能以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好好培育下一代来报答母亲的舐犊深情了。

十多年前，在志乡、志清两兄弟的精心安排下，母亲的骨灰和我祖母、生父的遗骸一同移葬在离老家不远、群萃环保的皋山公墓，了却了我一大心愿。每当我和静言携儿子、儿媳和孙子们来到母亲坟前凭吊，伫立在镌刻着“慈母黄阿小之墓”的大理石碑前鞠躬悼念时，我们总会不约而同地在心中默告：“母亲，我们来看您了，我们永远怀念您！”

（此文为纪念母亲忌日30周年，2016年8月于和谐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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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足迹》

作者 | 黄志良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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