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凡工作中为国争光

20世纪60年代能出国工作，在国人看来很光彩。身穿西服革履，出入乘坐小汽车。但在国外工作生活的艰苦却很少有人知道。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的馆址是租在东柏林Kar1hoast区一座六层高的旧饭店中。

该饭店处于一块三角地上，两面临街。大使馆没有院子，办公楼就在同一条街上往东走5分钟的一座四层楼里，我们租了一半，食堂也设在这里。同志们长年累月就工作活动在这个小天地中。

我们赴任都是自己带着行李，乘着火车经蒙古、苏联和波兰，要走9天9夜才能抵达柏林，期间在莫斯科休息一天。

使馆工作人员中，除大使、参赞和武官可带家属同往外，其他人大多是家属都留在国内。我们和国内联系方式为每月通过外交信使到使馆来一次，送来公家和私人信件，在使馆住上两至三天，又把大家的信带回国内。

那个年代没有电视，国内的对外广播每天也只有一次，好像是半个小时。懂德文的同志可以读看当地报纸，收听当地广播。不懂外文的同志就两眼一抹黑。信使带来的中文报刊，一月一次。文娱活动几乎没有。60多人只有一张乒乓球台。就是国内来的文艺团体的演出，也不是所有馆员都能看到的。

“文化大革命”前，在国外工作，收入看起来比国内差不多高5-6倍。但国家规定，国外收入三分之二作为安家费在国内发，三分之一在国外发，伙食吃食堂，吃好吃差由你自己掌握。这样下来每月能有五六十元人民币的节余。实际上大多数人员都成了“苦行僧”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对国外的工作进行了改革。原国内工资仍由国内发，国外改为供给制，吃饭不花钱，每人每月发42元人民币零花钱。我们收入更少了。到国外苦熬两至三年才能见到家人。家中老人去世也不能回国。

柏林的冬天，天亮得晚，黑得早，太阳少，鲜菜少，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夏天和秋天。这段时间里，使馆办公室经常利用星期天组织馆员到民德其他城市如德累斯顿、莱比锡、罗斯托克去游览。

每次约30人（一汽车）。这天大多是早出晚归。午饭是食堂给准备一些熟食。饭馆的饭太贵，吃不起，所以大家说我们是穷游。夏天俱乐部组织部分馆员到河边、湖边游泳，这也是部分同志喜欢的运动。

在国外工作遇到危险也是有的。1967年使馆代办、三秘、随员等5人去罗斯托克转达国内文件，路上遇到了车祸。5人死了4人，一个三秘没死但却终生残废。还有一位上海的厨师，在使馆已工作三年了，德国外地哪也没去过，为了照顾他，让他同去了，但也死在这次车祸中。

“平凡的工作”

60年代和80年代，我两次到驻民德大使馆办公室工作。第一次到柏林正处于两大阵营冷战时期。

西柏林是“自由世界”的一个窗口，而东柏林是社会主义的桥头堡。西德由美、英、法三国占领，民德由苏联占领。为防止突然事件发生，美、英、法的军车可到东柏林视察，苏联军车也可到西柏林视察。

民德当局对我们这些外交人员也管得很严。没有事前申请，不能出东柏林圈。我们这些外交人员可以到西柏林办事，但事前要办通行证。我们一办就是一个季度的。

我馆到西柏林采购的任务设专人负责，并需三人同行。我的合作伙伴除司机外就是武官处姓熊的助理随员。当时西德还没有与我国建交。大多数西方国家还对我国实行禁运政策。

在商店里，你说是中国人，就连吸尘器也不卖给你。如若不说你是中国人，商人为赚钱也不会不卖给你任何东西。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注意调查研究。尊重对方，多交朋友，办起事来麻烦少了，顺当多了。如我们为替兄弟使馆去买西门子的收发报机，他明知道你是中国人，还问你“先生贵姓？”我顺口答：“布朗先生”。又问住址，“裤裆大街XX号”（西柏林原国民党军事代表处老楼地址）。这样就可交钱买货了。如你说是中国大使馆的，他们会拒绝卖给你任何东西。

在西柏林办事，如遇任何风吹草动（游行、示威等），我们马上撤回东柏林。

每次采购，我们会带足够的自由外汇过去，显得很富有，因为这是代表中国。但我们自己却身无分文。

80年代，我第二次到民主德国工作，情况和60年代不一样。我们苏、东欧地区的工作人员手中也有自由外汇了。驻柏林使馆办公室的工作继续担任协助外馆采购任务。

我驻苏联及东欧的波、捷、保、南斯拉夫、匈牙利等馆的采购人员，一年来好多次，驻波使馆来得最多。

他们不仅为公家采购，使馆人员也需要西柏林的东西。采购物品有各种型号的小轿车、大客车及其零部件，因此我们就成了奔驰、大众、欧宝、西门子等企业的常客。我们经常几个使馆联合采购各种家电。因数量多，价钱能够压得更低，售后服务也会更好。

“为中国人脸上争光”

1981年初夏，我驻保使馆金主任来柏林采购。那一天正好是星期五。周六、周日外国人都休息。这样，我们当天的工作安排得满满的。

约下午3点多钟，我们抵达奔驰厂结账。当时，等着结账的有五六个人。到我们结账时也快下班了。年轻的女会计匆忙地找给了我们九千马克就完事了。

回使馆吃过晚饭后，我们要结一天的账。这时发现钱账不符，多出了九千马克。我们猜想可能是奔驰厂会计匆忙下班把账搞错了。

我们是代表国家来工作的，中国人最讲诚信。不义之财，我们不能收。金主任也同意我的观点。

我当即给奔驰厂值班室打电话找到了董事长，说：“我是中国使馆梁先生。下午快下班时结了购车款。你们的账对得上吗？”

董事长说：“对不上，差了九千马克。我们下班前结总账时已发现此问题。下午有五六个人结账，不知错在哪一家。”

“你们把钱多结给了我们。”

“梁先生，你很诚实。谢谢你给我来电话。”董事长说。

“我明天把钱给你送去。不知你是否在公司？”

“明天上午9时我在公司门口等你。”

周六上午9时，我和金主任开车到奔驰厂送钱。董事长拿着香槟酒在大门口迎接我们，说：“梁先生，你是位品德高尚的人。中国人最诚实。从今天开始，你是我们奔驰厂最好的朋友。今后你来奔驰厂订购车辆，请不要再交预定金了。”我们用实际行动，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多调研，为使馆办实事”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使馆的工作也多了起来。政研室过去多在馆内看报研究问题，现在也要走出去了。商务处、武官处、领事处的事情都多了起来。

这样大使馆的汽车就明显不够。60多人的中型使馆只有四辆专职司机开的车。业余司机开的车两辆，公用的小面包一辆，大轿车一辆。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在做预算中申请更换两辆报废的小轿车。

听驻波使馆说波兰引进了意大利菲亚特小汽车生产线。为了赚回外汇，用美元购买菲亚特小汽车特便宜。但在波兰用当地的钱（兹罗体）买很贵，而且很难买到。

我就委托我驻波使馆的同志协助打听一下价格。用在西柏林买二辆普通轿车的钱可在波兰买到三辆菲亚特小轿车。

使馆办公会批准了我在波买车的计划。半个月后，三辆新车开进了我们大使馆。

按计划，分给了政研室、商务处、武官处各一辆。三个单位的同志有了自己单位支配的汽车当然很高兴。

新车开了半年后，我发现波兰菲亚特车的离合器、挡杆不灵活，我们提出了换车计划。根据驻在国法令，汽车行驶三年才允许在民德销售，否则将征税。

我借口菲亚特汽车不好买零配件向德外交人员服务局申请批准提前售车，只在使团内销售。被批准后，我只向波驻德机构发送售车的有关资料。因车较新，很快三辆车就售出了。钱到外贸银行后，我用这些钱到西柏林买了三辆大众和欧宝车，从而做到了少花钱，多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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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盛世中华 脊梁风采》 

作者 | 梁东璧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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