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一位总统的“私交”

作者简介

徐贻聪 曾任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中国驻厄瓜多尔、古巴、阿根廷大使；曾获得厄瓜多尔、古巴和阿根廷政府颁给外国使节的最高荣誉勋章（大十字鹰级勋章、友谊勋章和大十字大功勋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公共外交网》特邀高级顾问；著有《结缘拉丁美洲》《我与卡斯特罗》《轻走天下》《雅园拾趣》《余温犹存》《加勒比绿鳄·古巴》等书。

按照国际惯例，“大使”和“将军”是两个被终身称用的头衔。我于1991年2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为大使，从当年5月在基多向厄瓜多尔外交部礼宾司长递交国书副本时得以证实可以正式称用，至今已有30余年，其间以此身份历经与多位外国元首的交往，确有不少佳话。回首往事，难免心潮澎湃，记忆犹多。这里记述初期的一个故事，留作存史。

还记得，1991年至1993年，我出使厄瓜多尔期间，赶上该国的两任总统，同他们都有很多来往，关系颇为密切。特别是同第二位，非但正式交往甚多，还有非同一般的“私交”，使得基多当时的外交使团很为惊奇和嫉妒。

杜兰·巴连

那位总统名为西斯托·杜兰·巴连，出生于1921年，是位颇有建树的建筑师，还被其国人称誉为“伟大的爱国者”，1992年在大选中获胜，8月就任总统。我国政府曾派特使参加他的就职仪式，向他面贺。

我就是作为中国政府特使的正式随同人员，随同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向他表示祝贺时认识他的，也从那时起开始与他的个人接触和交往。

让我没有估计到的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我同他的友情达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和深度，还成为他不少家庭活动的“座上客”，享受到他小范围家庭成员的待遇，令我感动，令我难忘。

1992年8月，徐贻聪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团正式成员向新就职的杜兰·巴连总统表示热烈祝贺。

其实，在他参加总统竞选前我并不认识他，对他的了解也极少。只是他在竞选中名声逐渐鹊起，声望渐高，加之当时台湾当局妄图通过大选以达到“挖墙角”的目的，大肆对他的竞选班底进行贿赂，给他送贵重的家具，安排他的身边人去台湾访问，还向他本人发去“访台”邀请，引起并加深了我们对他的注意和重视。在他获胜的正式消息发布后，使馆当即建议国内以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名义向他祝贺，同时联系其竞选办公室协商转交贺电的途径。他的竞选班子主要成员、内定外交部长帕雷德斯随即在竞选总部接见了我，代表他接受了杨主席的贺电，是我同他未来政府成员的首次接触。

在总统权力移交仪式上，我向杜兰·巴连表示热烈祝贺，同时利用那次机会向他发出了到使馆品尝中餐的口头邀请。他表现得很为友好、热情，并表示一定争取机会。

1992年，在国庆招待会上徐贻聪夫妇与厄瓜多尔总统夫人、副总统夫人交谈。

自那以后，他真的把我记在了心上，多次邀请我去他家，参加他们家举办的节日和家事活动，而且每次都只有我和我的夫人是外客。还有一次，他的大女儿应邀访华回国，他只身一人与我在机场迎接。由于飞机误点，我们俩在候机室逗留了4个多小时，谈天说地，国事、家事，还不时地说些笑话，甚至粗话，无拘无束，亲切无比。那次，他还给我表演双腿交叉坐地和起立的动作，告诉我虽然已经70有余，但身体依然健康、结实、灵活。

最令我难忘的是他和夫人亲自为我举行的授勋仪式以及送别午宴。按照厄瓜多尔政府的规定，一般不向任职不到两年半的外国使节授勋，我在基多工作的时间只有两年三个多月，理应在授勋对象之外，比我任期还多两月的一位欧洲使节就未能享受到这样的荣誉。但是，杜兰·巴连却打破常规，于我离开基多前，自己在总统府极为少见地将给予外国使节的最高级别勋章挂在我的胸前，给我披上绶带，还和夫人一起，宴请了我和我的夫人，被厄瓜多尔外交部称为“特殊的例外”。他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是“徐大使以其杰出的工作使得厄瓜多尔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进入了成熟期”，充分肯定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与巩固，也给了我个人以极大的鼓励。

1993年，徐贻聪接受厄瓜多尔总统授予勋章

因为位于海拔2800余米高度的基多对于我的健康有直接影响，刘华秋副部长回国后即着手为我进行工作调整，次年9月我离开厄瓜多尔，直接去到哈瓦那，出任驻古巴大使，从而不得不中止了与杜兰·巴连总统的交往，后来也没有机会再次见到他。据从法国媒体的报道中获悉，他于2016年因病去世，享年95岁。

一段短暂的交往，一段真诚的友情，记忆深刻、愉快，现在依然很怀念他。

我真诚地祝愿杜兰·巴连先生在天堂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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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 老徐札记

作者 | 徐贻聪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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