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夜访波兰外交部
作者简介
刘彦顺 曾就职于中国外交部,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先后在中国驻革但斯克总领事馆、驻波兰大使馆、外交部苏欧司和欧亚司工作,历任随员、三秘、二秘、一秘、政务参赞等职务;是波兰沧桑变幻的见证者,也是中波关系发展变化的亲历者。
在波兰工作期间,去波兰外交部办事、拜会、会谈,出出进进是常有的事。究竟去过多少次,从未统计过。但半夜三更敲响波兰外交部的大门,夜访波兰外交部却只有两次,我记得十分清楚。为什么白天不去夜里去?如果没有又重要又紧急的事,双方谁也不会做这种劳神又麻烦对方的事。
第一次,1964年4月的一天夜晚,那一次是波兰外交部夜约我们。当时发生了巴西政变当局无理逮捕九名中国人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那时我国同巴西没有外交关系,九位同志在巴西从事商贸和新闻工作,他们被扣后,我方难于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正是在这困难的关头,波兰政府伸出了友谊之手,为营救这九位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
波兰运用其同巴西的外交关系,构筑起一条信息渠道:巴西(波兰驻巴西大使馆)—华沙(波兰外交部和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北京(中国外交部)。其中,华沙是信息的中转站。波兰外交部经常向我驻波使馆通报有关我九位同志在狱中坚持斗争的情况和巴西军人集团对事件的处置意见。
△ 波兰首都华沙
那天夜里,值班室的电话铃声响起,是波兰外交部主管司的处长古拉先生紧急约见使馆张占武一秘。我作为翻译,陪同张占武同志立即赶往波兰外交部,在深夜中敲响波兰外交部大门。古拉先生亲自在门厅等候并领着我们进入他的办公室。谈话直奔主题,他转述了波兰驻巴西使馆报告的有关情况,我九位同志正在进行反对国民党特务策反活动的斗争。
我清楚记得,当时古拉说突然出现了一个姓吴的人如何如何,他说中文吴字的写法是“口字下面加上一个天字”。古拉要我们迅速将情况转报北京,还有礼貌地说:“之所以深夜约见,是因为情况重要和紧急。请勿介意。”围绕营救我九同志事,我们同波兰外交部主管司之间的来来往往十分密切,但深夜通报,仅此一例。波兰外交部这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波兰首都华沙夜晚
第二次,是30年后的1994年3月9日0点25分,名副其实的深更半夜,这次是我方的主动要求。
是什么事情促使我采取这一行动呢?话要从日内瓦人权会说起。
自1990年第46届人权会开始,西方反华势力妄图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向我施加压力,幻想以压促变。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每年都提出反华提案,但在我方坚决反对下,始终未能列入会议议程。几年来,波兰作为人权会的成员国一直站在西方国家一边,对我方提出的针对反华提案的“不采取行动的动议”投反对票。
进入1994年,时值帕夫拉克总理当政,他赞同上届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做法,主张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但他在涉我人权问题上究竟会采取何种态度,会不会有所变化,不能不引起我的关注。
1994年在第50届人权会议上,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再次提出反华提案。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又开始了。根据国内的指示,本着多做工作的精神,从2月底到3月初我六进波兰外交部、一进波兰总理府,先后会见副外长姆罗杰维奇、希曼斯基和副国务秘书维乔凯维奇等人,向他们阐述中国的立场,争取波兰以中波两国关系大局为重,伸张正义,支持中国。
在人权问题上,中波之间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这是毋庸讳言的。但同我交谈的副部长们说话比较实在,也没有一下子把门关死。他们一方面表示理解中方的立场,一方面也希望中方理解波方的难处。他们形象地把波兰比喻为一块放在铁锤和铁砧之间的被敲打的铁,说一些西方国家大使来找波兰外交部要求支持,中国大使也来找波兰外交部要求支持,怎么办?
他们认为,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大国,中波两国关系也不错,中波两国应加强合作,包括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因此,波兰对中国的要求不能不有所考虑;但波兰要回归欧洲,争取加入欧盟,又不能采取与西方截然相反的立场。他们表示,要善意地审慎地对待中国的立场。我要求他们说明“善意”的含义,他们不愿作出正式的具体的说明,只表示波兰外交部将深入研究并报告政府领导。
门没关死,还有做工作的空间。我反复琢磨“善意”“包括国际舞台上的合作”以及传闻的“双弃权”(即对西方提案和中方动议均投弃权票)这些从不同渠道得来的信息,估计波方确实在“深入研究”应对方案,有可能采取与往年不同的做法。使馆下一步工作的主攻方向,一是要尽一切努力争取波兰最大限度的支持;二是要在人权会表决之前获知波方以明确语言表达的立场。
△ 作者(左二)同希曼斯基副外长(右二)交谈。图源:《山河湖海话波兰》
3月7日,我再次约见希曼斯基副外长。我计算了一下时间,距人权会表决只剩下两天,可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使馆虽提出要求“要紧急会见”,但他的秘书给使馆回电话说:“副外长的日程已经排满,如果大使一定要会见的话只能安排在下班时间了。”使馆接电话的同志当即回答:“可以。”我焦急地等了几个小时,下午4时,急忙前往波兰外交部。
我的目的,一是向波方通报中方了解的人权会各方的有关情况,二是摸清波方的态度,希望希曼斯基副外长明确表明波方立场。一见面,希曼斯基就说,他刚从议会返回外交部,过一会儿还要再去议会。希曼斯基听取了我的陈述,感谢我的通报,然后讲了波兰的态度。看得出此时的希曼斯基已胸有成竹了。他说:“波兰已经成为欧盟的联系国,条件不允许波兰走得太远,因此对中国提出的‘不采取行动的动议’,只能在表决时投弃权票。”他强调,这同去年相比已经是根本性的变化了。
我向他表示谢意,说下班后还打扰了他。他笑着说:“我只做了应该做的事。”他还用波兰经常说的一句话作了补充,“是服役不是友谊。”也就是说,他向我表明了波方的正式立场,是为国服务。听了希曼斯基的明确表态,我想,这个信息对正在日内瓦昼夜奋战的同事们会有一定的帮助,心中的一块石头好像落地了。
但情况总是千变万化的,凡事不能掉以轻心。3月8日,我驻日内瓦代表团获悉波兰态度有变。在日内瓦的波兰副代表对我驻日内瓦金永健大使说,波兰对中国的“不采取行动的动议”将投反对票。金永健大使建议在华沙再做工作。我感受到了金大使急切不安的心情,我也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为什么波兰副外长对我说投弃权票,波兰副代表又对金大使说投反对票?是华沙的指示尚未下达到日内瓦,还是驻日内瓦的波兰代表团试图改变华沙的决策,还是华沙又有了变化?
我立即同有关同志研究对策,此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有的同志主张留待第二天再办,理由是这么晚了,很难约见波兰外交部的官员;我们只看到金大使的建议,尚没有国内的指示,没有对外谈话的口径。我认为,这是按常规办事的意见。当时距人权会表决只有12个小时,必须当机立断。如果拖到第二天上班再约见波兰外交部,肯定要贻误战机。如果日内瓦已经开始表决或者已经有了表决结果,再好的口径不也会成为马后炮吗!我强调在非常时刻,只能按非常规办事。我决定立即紧急约见希曼斯基副外长,要在电话中向波方表示,要求在午夜24点之前会面,做到今日事,今日毕。
夜里同波兰外交部联系工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先是外交部值班人员挡驾,说副部长已经下班,无法联系。于是我们一方面要求值班人员继续协助联系,一方面打电话给平时同使馆工作联系密切的主管司的官员,请他向希曼斯基副外长紧急反映情况。快到午夜24点时,电话铃响了,外交部值班人员说,副外长同意会见,但只能安排在0点30分,因为他从家里赶到外交部还需要一些时间。
3月9日0点25分,我来到了波兰外交部。街上所见同30年前第一次夜进波兰外交部的情景几乎一模样,静悄悄的,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外交部的大门紧锁着,我按响了门铃。大门打开了,主管司的官员立即前来迎接,并陪同我走进二楼副部长的办公室。
我向希曼斯基副部长表示歉意和说明来意。
“深夜约见实在令人不安。但我从日内瓦得到的消息迫使我不能不这样做。”我注意观察希曼斯基的反应,他没说什么,只是做了一个手势,请我喝他事先准备好的咖啡。我继续说:“中波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本来很好,假如因为我反应迟钝而受到不应受到的损害,我会感到十分歉疚和遗憾。我是为了维护中波两国良好的关系而前来打扰副部长的。”接下去我向他转述了波兰副代表在日内瓦同金永健大使谈话情况和我方的态度,提请他注意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再次表示希望波兰以两国关系的大局为重,不要对中国的动议投反对票。
希曼斯基注意听取我的陈述,神态严肃,不插话,也不愿多讲,只说:“波兰的立场没有变化。”
“副部长7日说投弃权票,副代表8日说投反对票,两者截然不同,不知‘没有变化’应如何理解?”我要求希曼斯基说明“‘没有变化’的具体含义究竟是支持,弃权,还是反对?”
室内一片寂静,希曼斯基似乎在想什么,片刻之后说出了两个字:“弃权。”
离开希曼斯基的办公室,主管司的官员对我说:“波兰副代表的话不能算数。”
离开波兰外交部,车子在空旷的街道上飞驰。我脑海中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谜团,波兰副代表是“不算数”地随便说说,还是有意识地刺探我之虚实?是个人行为,还是奉命行事?我觉得其中必有奥妙。但无论如何,我相信,中方的坚定立场和坚决态度肯定会有助于波兰的决策者下定最后的决心。
3月9日下午,希曼斯基副外长紧急约见我去外交部,我立即前往。希曼斯基显得轻松,同夜里相比,判若两人。见面后他笑着说:“祝贺,中国取得成功!”
他向我通报了人权会对中国的“不采取行动动议”的表决结果:赞成票:20,反对票:16,弃权票:17。“波兰投了弃权票。”
我对波兰的善意表示感谢。他说:“波兰走出了这一步很不容易,现在波中两国该是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的时候了。”
△ 波兰议会大厦。图源:《山河湖海话波兰》
一周后,我再次走进波兰外交部同希曼斯基会面。我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波兰表示感谢和赞赏。称赞波兰表现出坚持正义的勇气,顶住了外来的巨大压力,自主地作出决定。波兰的行动是对中国的宝贵支持,有利于中波关系的进一步的发展。同时我还以个人的名义,再次感谢希曼斯基多日来的友善与合作。
我把他讲过的那句话略加改动,对他说:“副部长说过我们都是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是服役不是友谊’,但我觉得我们之间相互交往的特点‘是服役加上友谊’。”他听后非常高兴,站起来同我紧紧握手。
"对,大使说得对,‘是服役加上友谊’。"
时隔30年,我两次夜访波兰外交部,对此,我要说,中波两国间的友好合作是美好的,给我留下的记忆更是美好的。
-End-
文字 | 《山河湖海话波兰》
作者 | 刘彦顺
图片 | 除标注外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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