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下武装换文装——回顾我的外交生涯

 

作者简介    

韩念龙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1949年12月入外交部，历任中国驻巴基斯坦、中国驻瑞典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我是1949年底从解放军调到外交部工作的。这年12月中旬，我还在杭州参加解放定海的作战会议，月底即到外交部报到了。对我来说，调离部队的命令来得很突然，事前一点也不知道。记得接到命令后，我曾向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同志要求，组织上是否可考虑不调动我的工作，然而陈老总的答复很直率也很简单：“少说废话，执行命令，赶紧动身，北京已来电催了。”这样一来，自然没有我再说话的余地了。

从三野同时调入外交部的还有袁仲贤和姬鹏飞同志。我们住进外交部招待所后，还见到了来自其他野战军和省市的许多同志。到达之后不久，外交部安排我们到部里看文件、听报告及个别谈话。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我国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周总理找我谈话，要我带一批外交部干部，到朝鲜去做管理敌军俘虏的工作。此项工作由总政治部负责领导，因此临行前我还见过肖华主任。1951年春三次战役后，我已在朝鲜俘虏营工作了大约半年时间，又接到了国内的调令，要我去担任我国驻巴基斯坦首任大使，从此开始了我的外交生涯。

我在巴基斯坦工作了近五年。临出国前，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接见了我们。毛主席的话言简意赅，说你们现在要改行了。在某些情况下这也是战斗，只是不用枪炮，而是用语言了。又调侃地说：“你们是不会跑掉的。”周总理同我谈话次数较多，他反复向我们强调：“不懂就学嘛，只要努力，没有学不会的事情，你们带兵打仗，还不是逐渐学会的。”

周总理常说，外交工作事关重大，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要擅作主张；不要随便发号施令，馆长要善于团结群众，互相帮助，才能做好工作。周总理对我们这些去巴基斯坦的同志则指示得更为具体：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要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不要吃猪肉。又说巴基斯坦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同我们有相似的历史遭遇，与我们有共同语言，要多做团结友好工作。他们的教导至今仍萦回耳际。

• 1975年7月1日，韩念龙（前排右二）出席中泰建交公报签字仪式， 中方签字者为周恩来。

当时由于我对外交工作一窍不通，加之政治水平低，年轻时学的一点点英文也几乎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工作上遇到的困难、受到的窘迫和出的洋相是一言难尽的，尤其是在最初那两年。然而主席和周总理的谆谆告诫却一直鼓舞激励着我。全馆干部也时刻铭记着这些教导，而且在工作中尽量贯彻执行。

然而，大家毕竟是第一次做外交工作，业务水平不高，难免会出一些错情或处理不当的事故，工作中未发生重大差错，也只是侥幸而已。说句老实话，作为大使，由于自己水平低、能力差，经常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深怕犯什么错误。我们之所以能少出事故、少犯错误，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全馆上下比较团结，许多同志工作积极负责的缘故。

驻在国巴基斯坦是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对中国很重视，也还比较友好，但由于双方意识形态的不同，对我国外交政策尚不太理解，对我仍存有疑虑和戒心。而我们对巴方的认识也并不是一下子就弄清楚的。所以两国关系在最初几年里发展比较缓慢。后来，我们积极促成宋庆龄副主席和卫生部李德全部长的妇女代表团对巴基斯坦的访问，这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我在巴基斯坦的任期不到五年，后又调瑞典王国当大使近三年。这两国都是最早（1950年）承认我国，并同我建交的。除意识形态各异外，他们同我国并无直接利害冲突，也无历史遗留下的纠葛，所以双边关系一直比较平稳正常，从未发生过任何争执，而且以后双边关系还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1958年我从瑞典回国后，便一直在外交部工作，主要是主管亚洲事务。1983年又调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任会长，计算起来我从事外交工作前后约四十年。

几十年来，国内国际都发生过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国际上，中苏关系从“一边倒”“牢不可破”，到彻底破裂，进而“反修反霸”；中美关系从尖锐对抗到中美建交；中越关系从“同志加兄弟”到兵戎相见；中日关系从民间外交到关系的恢复等等。有些涉外事件我是直接参与和处理的，有些则是间接或部分参与过的。从四十年的外交工作经历中，我感到我国的外交工作是非常成功的，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空前提高。我们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当然得归功于中央的领导和正确的外交方针政策。

• 1976年12月27日，邓颖超（右四）在接受缅甸大使呈递国书后同韩念龙（右三）等外交部同志合影。

在近四十年的外交工作中，我不仅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而且有不少深刻的体会。

首先，我国实行一条正确的和平外交政策，使我们在各个时期争取到了最广泛的朋友。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即向全世界宣布和平的外交政策，后来更具体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几十年外交实践证明，政策是十分正确英明的，是卓有成效的。

我深切感到，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外交方针是我国的既定方针。我们应永远继承和发扬下去，世世代代都不要改变，因为它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深感到，外交工作事关重大，必须高度集中。外交大权属于中央，绝不容许分散，绝不容许任何单位、任何人任意插手、自作主张或瞎指挥。

“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这句话是陈毅同志1958年在接任外交部长时周总理对他说的。陈老总对外交部干部也以此告诫过多少遍。他说，周总理的话非常重要，他一生受用不尽。因此，我认为作为一名外交战士，不管在外交部居何岗位，都要记住周总理的嘱咐，坚定不渝地恪守这条原则。当然这不包括日常例行事务。职有所归，责无旁贷，这是非常明确的。

我也感到，加强外交队伍的建设，是搞好外交工作的关键。经过四十多年的培育和锻炼，目前外交部已经有一支很精干的干部队伍，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然而当前国际形势变化多端，国际关系纷繁复杂，什么意识形态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领土问题、边界问题、经济贸易问题，等等，真可谓层出不穷，争吵不休，比之几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苏联虽已解体，两霸争夺的冷战局面不复存在，但现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有时甚至常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欺凌弱小国家，践踏别国主权已成为屡见不鲜的怪现象。而世界上国家民族之间局部战争的枪炮声此起彼伏，从未断绝过。在这样纷乱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外交工作难度之大是不难想象的。因此，要做好如此艰巨复杂的外交工作，这就需要一大批有眼光、有抱负、有能力、立场坚定、道德高尚、品学兼优的外交干部。

周总理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提出外交干部必须“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是总理对我部干部在政治、业务素质上的严格要求。广大的外交战士应该时时记住周总理的教诲，将这些教诲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既要认清总的形势，又要掌握党的外交战略，更好地执行党的外交政策，使我们的外交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多年的实践表明，加强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十分重要的。外交实际上是国内政治的延伸。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互相关联，互为影响的。我们作为外交人员，应该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从几十年的外交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国家不富强，经济不发达，外交工作就会受到制约。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如果经济不发达，经济力量太虚弱，在国际讲坛上是很难发挥重大作用的。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如若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强大了，我们在国际讲台上的声音肯定会比现在更为响亮，我国的影响肯定会更大。富强发达的祖国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强大后盾。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在世界上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应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具体贡献。

-End-

文字 | 《开启国门——外交官的风采》 

作者 | 韩念龙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