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玫瑰红的毛背心（上）
人物简介 /profile
朱晓林（原名黄玉桢）1921年3月8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童家乡镇；1938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39年在四川成都市协进高中读书期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学生运动。
1940年1月至1941年5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任党小组长；1941年6月至1941年12月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任党支部书记；1942年12月至1943年6月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1943年7月至1945年8月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参加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在延安大学财经系学习期间任党小组组长、学习组组长；1945年9月至1945年11月在中央情报部书报简讯社任编辑；1946年1月至1946年8月先后任热河军政干部学校教员、冀察热辽军工部总会计等职；1946年9月至1947年8月先后在热河省东部地区土改，任热辽中学（区干训班）班主任兼教员；1947年10月至1948年10月任冀察热辽中央社会部情报处组长；1948年11月至1949年7月任冀东行署公安处机要行政秘书、代情报科长。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湖南省公安厅、中南轻工业部、中南公安部、中南商业部、中央商业部、农业部工作，历任科长、副主任、专员、副处长等职；1961年调入外交部工作，先后任我驻外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84年5月25日离休；2005年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06年3月14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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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朱晓林
2006年，是撕心裂肺的一年，我三次返京为的是看望病中和病危的妈妈，直至最后为妈妈送行。当我们姐妹流着眼泪整理妈妈的遗物时，看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校友会2003年10月寄来的名录登记表。显然，妈妈没有登记，更不用说回复了。我不由地联想到另一件事：2004年夏天，我和女儿以及她的老外同学参观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看到一份当年过往人员名录，里面也没有我妈妈的记录。当我把这件事讲给妈妈听的时候，她淡淡地说不必麻烦去联络人家了，路过那里去延安的人太多了。
// （作者供图）
// （作者供图）
后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修建了和平广场，到北京征集到了妈妈的手印。虽然到现在我还没有机会去瞻仰，但我知道，像妈妈这样一辈子默默无闻为国为民出生入死、鞠躬尽瘁的四野老干部也许并不愿意出什么名，他们早已将生死名利置之度外了。但作为她的女儿，我永远记得妈妈的音容笑貌，永远记得妈妈那无比感人的《八路军军歌》的歌声，也永远记得妈妈为我买的那件玫瑰红的毛背心。
母亲的部分任命书
根据外交部提供的妈妈的履历来看，她的官职即使不是越做越小，也是能力才干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后来听部里的老同志说，在驻外使馆时，妈妈曾有两次调职的机会，但是身为一把手，又严于律己的父亲硬是把机会让给了其他同志。关于这类事，妈妈从来没有谈过，可以说是毫无怨言吧！
妈妈在怀我的时候得了肺结核，但她不甘人后，仍坚持上班，直到临产。产后的妈妈体重只有80斤，当然也没有奶喂我。后来我妈身体一直不太好，抗生素和止疼片几乎从未断过，中年时还在大街上昏倒过一回。现在我总是自责，是我让妈受这么大的苦吧？我是1岁的时候随父母兄姐来到北京的。印象中，妈妈总是在不停地忙工作。她先是在商业部和农业部工作，调到外交部后分别在驻外使馆、办公厅以及图书馆等部门工作过。文革前在外交学院高干班进修过几年英文。
20世纪60年代的外交学院还隶属于外交部，当时似乎没有本科生，只有调干班和高干班两类学生。前者主要培训在职干部，设有俄、德、西、日、英、法和其他小语种，后者专门培训大使、参赞级干部，外语只学英、法两门。调干班人员比较年轻，进度快，高干班学员岁数大，进度就慢些。我记得妈妈所在高干班有曹春根、白黎、周伯萍等人。
母亲抱着小五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每当唱起这首歌，我就一定会想起跟妈妈在外交学院的日子。我们小的时候就爱去外交学院看望一周六天都住校的妈妈。因为那里有妈妈，也有好吃的。
学院并不大，但环境优美安静，春夏鸟语花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校园里有个果园，里面种植的主要是葡萄。我们去学院不仅可以吃到新鲜水果，还能和妈妈一起到食堂吃到酱驴肉等美味佳肴。
到了饭点，我们高高兴兴地拿着饭盒和妈妈一起去食堂。路上有人问，这是老几啊？我妈总是不忘在别人面前用四川乡音夸我几句：“是老五啊，读的是十年一贯制试验班，还有几年就提前保送上北大了，将来搞尖端。”说得我特别不好意思。现在我知道了，原来这是妈妈无师自通地用了国内外一些教育界人士提倡的以鼓励为主的教育方法，让小孩从小就有自信心。
徐晃夫妇五个子女童年合影
有一次，我们待的时间太长，回家时间已晚。妈妈宿舍是两人一屋，没有我们住的地方，妈妈就给老朋友陈辛仁院长打了电话，我和三姐晓红跟着妈妈一起来到院领导宿舍。陈院长夫人晓植阿姨热情接待了我们，安排我们在她家住下。记得陈院长家有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男孩叫小熊，我们只是跟他打了招呼。当时，小孩之间男女观念还是挺强的，我们也没和小熊一起玩。
当然，我们到外交学院也不仅仅是为了有好吃的，我们还跟妈妈学英文。妈妈把她学的那些英文也全都教给了我。她们当时就听“灵格风”录音，教材也比一般大学丰富，各种英美文学课外读物全部开放借阅。可能是因为都是老革命，不怕他们“中毒”吧！不过，我那点儿英文底子还来自育才学校三年级就开始的英文教学，来自北大毕业并精通英俄语的爸爸以及来自英语永久课代表、我的二姐咪咪。我要永远感谢父母和姐姐对我孜孜不倦的教诲，特别是咪咪姐姐独特的、愉快的说唱教学法。
83岁的母亲在兴致勃勃地阅览网页
妈妈学英文特别刻苦，由于年岁大了，英文单词总是不容易记住，她连坐公共汽车时也在背单词。她还给我大姐讲过一个她背单词的笑话：售票员问她是不是要到米市大街？她回答说“Yes（是的）”，逗得全车人都笑了。2004年女儿的老外同学Jessica到中国旅游的最深刻印象之一就是，想不到同学的姥姥竟然会说流利的英文。妈妈的英文虽然忘得比记得多，但她老人家敢说敢开口，这不正是学好外语所必需的吗？
1966年6月，外交学院的文革开始了。妈妈和班上一些老干部都当上了工作组成员。周伯萍叔叔去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组，妈妈就近在外交学院工作组。于是，妈妈就有了奋力保护陈院长等老干部的事迹。当造反派企图批斗妈妈时，妈妈回答说自己是高干班的学生，毛主席说“不能挑起学生斗学生”，从而巧妙地躲避了造反派的斗争。不过，妈妈最终还是退出了工作组，不久，就去外交部山西离石“五七干校”种菜去了。
外交学院，我们童年最爱去的地方之一，那些杯水林梢的小事，在别人看来似乎不值得一提。但对于我、我们姐妹，外交学院意味着有妈的日子，意味着快乐的时光，幸福的童年……
五十年代，徐晃、朱晓林全家福
话说爸妈虽然工作忙，但对我们五个一直住校的孩子的关爱也是竭尽了全力。周末和寒暑假我家通常雇有保姆或是有老家亲戚来帮忙，我姐姐们也是烹饪好手，但无论有多少人做饭，无论妈妈是否准备参加外事活动，她都要挤进厨房忙活。妈妈做的川菜十分地道，来家中做客的爸爸妈妈的同事和我们的同学、战友都爱吃，尤其是担担面、鱼香肉丝、麻婆豆腐、回锅肉、粉蒸肉、腊肉豌豆饭和她自制的四川泡菜，大家总是吃得有饱没够。
暑假对我们来说是最欢乐的日子，尤其是在有皎洁明月的晚上，我们在院内自家搭建的葡萄架下，围绕在母亲身旁，真的是在“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会唱的许多老歌红歌，像《八路军军歌》《红缨枪》都是妈妈教我们唱的，妈妈说，再不教你们唱就失传了。前些年，我们从外地回北京探亲时，也和妈妈聊起了过去。她记忆的空间好像特别大，从她轻声静气的话语中，我才头一次听说她和周副主席、邓大姐、林老（伯渠）等老前辈朝夕相处的日子，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经历。
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很早就去世了，我连照片都没见过，只知道外祖父姓黄。听妈妈说，她的祖上是广东的大官，后来不知何故被贬至四川，但仍是当年乐山远近有名的殷实人家。妈妈在号称“四川的陕北公学”的成都协进中学上高中时，正值国难当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三省。她的语文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课上课下都给学生讲中华民族历史上抗击外来侵略等可歌可泣的诗篇，当然，也指明了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到延安去的道路。在语文老师的影响下，妈妈于1938年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她还不满18岁。
妈妈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一下子融入了革命大家庭，林伯渠和夫人朱明对妈妈爱护有加，还认做干女儿。于是，原名叫黄玉桢的她，改名为“朱晓林”。妈妈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待了一段时间后，随林老等人启程前往延安。他们星夜兼程，一路艰辛，在行进到封锁线时被国民党军队扣住盘查，几经交涉才予以放行，同时还要躲避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终于经西安到达延安。
21世纪初，延安女子大学校友在京聚会合影
（后排左五为朱晓林）
到延安后，妈妈先后在中国女子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就读，师从何其芳。她和女大同学的友谊一直保持至晚年，时不时参加聚会，回首往事，还参加了老干部合唱团，高唱当年鼓舞人心的革命历史歌曲。不过，听妈妈说，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她也受罪不少。
像妈妈这样出身富裕家庭的知识青年，虽然已经义无反顾地向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开了炮，但还是难以得到信任，必须“交代”自己在国统区的活动和证人。妈妈得了严重的失眠症，后又转成偏头疼。妈妈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都保持低调，在任何单位都与同事相处得不错，这可能跟早年受过这种政审有关。
“抢救运动”到了后期，李克农等老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了，随即报告了毛主席，这场运动才结束。正好此时，中央采取了一项新的、秘密的人才政策，让家境富裕的党员干部返回国统区读大学，以便动员广大青年参加抗日，并为从事隐蔽战线工作做准备。
妈妈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和董老（必武）等人一起返回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她一边治病，一边联系大学，还趁机回了趟乐山老家，虽然来去匆匆，却也没忘了鼓动乡亲们和家中子侄参加革命，还教当地老百姓唱抗日歌曲。我的二表姐黄云英当时大约只有十二三岁的样子，受了妈妈的影响，就和妈妈一起来到红岩村，成了办事处子弟学校的中学生。说来也巧，一直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爸爸这时也来到红岩村，毕业于北大并在西南联大呈贡分校教授过历史和音乐的爸爸，也就顺理成章地在八办招待所和子弟学校给过往干部和学生讲授时事、历史和音乐。
（注：原载于2006年4月12日《北京晚报》，出书时有删改。）
未完待续~
图文 |《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
作者 | 徐小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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