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谋面的老师

作者简介   

王嵎生 1954年毕业后，同年入外交部，历任新闻司处长，曾任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三等秘书、驻科威特使馆政务参赞、驻尼日利亚和哥伦比亚大使；中国APEC高官，外交部特邀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南开大学教授，外交笔会国际时评小组成员，国际评论自由撰稿人。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变。人，当然也不例外。至于如何变，向什么方向变，变好还是变坏，总是同社会和社会发展，以及本人的实践和努力分不开的。人的一生往往要经受各种影响，有些影响可能是关键性的、方向性的。

王嵎生

我从小就幻想做一名科学家。上中学的时候，开始阅读大量小说。当时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并开始幻想成为小说中觉慧式的人物。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革命，巴金先生也没有告诉我。但他书中关于“一个人的幸福不应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名言却给予我有益的启示。从这时起，我慢慢开始喜欢文学，渴望成为一个文学家。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时，我已经是16岁的青年了，我目睹周边的一些地主亲戚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以及国民党政府欺压百姓的大量恶劣行径，对照母亲教我少年时背诵过的杜甫和白居易的有名诗句，深有感受，认为社会上少数人的“幸福”和糜烂生活正是建立在普通老百姓的痛苦之上的，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用我的笔写下人间的不平。

巴金

巴金先生是继我母亲之后社会上第一个对我影响最深、最大的人。他通过他笔下的人物，用生动的故事和语言，把我带入了一个新的境地，追求一个当时我还并不十分清楚的理想。它虽然还比较朦胧，但毕竟是崇高的、美好的、主持正义的，反对旧社会的邪恶，鼓舞着人们向上和奋斗。正因为如此，我始终把巴金先生看成是我尊敬的“未曾谋面的老师”。

人有时是有缘分的。30多年后，1978年的秋天，我陪同西班牙国王随团记者到上海访问。上海市领导举行盛大晚宴。在晚宴上，我忽然发现巴金先生就坐在我右边的一桌，同桌的还有张乐平、秦怡、孙道临、丁善德和王丹凤。于是我情不自禁地拿着精致的菜单，冒昧地走过去自我介绍，并恳请他们为我签名留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未曾谋面的老师”，并得到他的签名，我的喜悦之情可想而知，几乎忘记了当时我有外交活动任务。这张签名菜单至今仍珍藏着，作为我永久的纪念。

我的另一位“未曾谋面的老师”是一位从事光学研究的科学家。阅读各种报纸杂志是我生平一大爱好和乐趣。

（图片来自网络）

一天，我偶然在一份小报上读到一篇采访报道。记者问这位科学家“成功的秘诀”何在。他回答说，他根本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那就是“炸油饼精神”。记者听后感到茫然。这位科学家回忆说，文革期间，造反派勒令他去炸油饼。让一位科学家去炸油饼，实在是荒唐可笑，浪费人才。可是在那个时期，分辩是无济于事的，反抗可能招致更坏的结果。他只好面对现实。

他说，既然让他炸油饼，那就一定想方设法把油饼炸好，炸出的油饼要比谁都好，要更香更脆。他说，后来又让他去扫厕所，他本着同样的精神，总是把厕所扫得特别干净，可以说比谁扫得都干净。这位科学家所说的“炸油饼精神”或者“扫厕所精神”，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敬业精神”，是高度责任感在特定形势下的一种表现，发人深思。

我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这位“未曾谋面的老师”给了我这种精神，我十分感谢他。我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一直就是按照这种精神去交朋友和努力开创新局面的。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时，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去解决的。在我担任驻外大使期间，我还经常同青年外交官谈这种精神的意义和作用，鼓励学习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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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难忘的外交岁月》

作者 | 王嵎生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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