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往事 难忘的岁月——25年前的香港纪实

作者简介   

杜辉煌 1979年进入外交部总务司工作；曾在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中国驻香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国驻澳门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工作；归国之后任外交部摄影协会副秘书长。

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但是25年前，香港是什么样呢？1995年，记得那时的飞机还是在香港启德国际机场降落。我刚刚到香港工作时，积极主动利用几个月的时间把自己应该熟悉的工作和交通理顺关系，以便尽快尽早精通本职业务。由于上级的英明领导、同事朋友的帮助、自己的勤奋努力，我很快就进入了可以全天候的工作状态。

我居住在香港岛北角的渣华道，因为深入居住于港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每天都会和很多地地道道香港人以及很多从内地过去的“新香港人”接触，他们都是讲粤语。

为了尽快适应工作和生活的需要，我每天下班回到“家”，香港的“翡翠台”和“本港台”以及“亚洲电视”电视节目中标准的广东话就会一直伴随我入梦，我必须尽快学习一些广东话。后来我基本上精通了广东白话，是完全达到了识听不识讲的程度。通过语言的沟通，我知道了什么是“大圈仔”、什么是“北妹”、什么是“表叔”、什么是“一楼一凤”。原来内地在一些香港人的心目中“地位不高”啊！

有一次，在一家超市，一个口音和我差不多的讲粤语的女人说：你们大陆人，如何如何。我立马用标准的普通话质问她：“我是内地人，可我是通过正常途径来香港的，我相信你也一定是从内地过来的，但是，你一定不是像我这样光明正大过来生活工作的吧？”她也立马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

有了粤语的基本功，就好办了！在香港工作期间，中国的节假日，我们休息，英国和香港的节假日，我们也休息。所以那个时候，只要是节假日，我绝对会按照自己在国外一贯的做法，争取踏遍香港的大街小巷和山山水水。工作之余，我就持着我的“八达通”和一个精致耐用的小钱包，里面是大把的“散子”（就是钢镚或是零钱，因为香港的交通工具从不找零），开始了我的香港流水账似的深度之游。

从柴湾、筲萁湾、太古到侧鱼涌，在太古广场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超市；从北角、炮台山、天后到铜锣湾，在天后有一个很著名的“天后庙”；从维多利亚湾公园、湾仔、金钟到中环，在维多利亚湾，白天整点时，就有一个老船长模样的人在那里使用一门古老的舰炮向海里开炮；从上环再到港澳码头、西环、西隧，在上环有许许多多的电器店，那里有各式各样的在大陆很少见的电器玩意儿，比如手机、录像机、音响等等，也是在那里我知道了什么是“水货”，什么是“行货”，什么是“港货”。

我从北角出发，乘坐叮当车到金钟站，进入香港公园，穿过马会去往山上，出北门就是香港公署，顺着坚尼地道，就可以到山顶广场。记得荷里活道、记得兰桂坊啤酒、记得皇后大道东。穿过香港仔隧道，我去过海洋公园、浅水湾、赤柱海滨，那里有邓丽君的故居。我穿越了东遂、中隧、西隧，我不仅踏进香港的“港督府”、香港议会厅，还推开了中银、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大门。

在香港，我乘坐过穷人的交通工具——叮当车，只需一两块港币；我乘坐过香港小巴，这是除“的士”之外最快捷的交通工具，因为小巧可以随意超越其他大巴；我乘坐过“双层巴士”，这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从总站出发必须交全程费用，哪怕是乘坐一站地；我乘坐过香港的天星小轮，这是香港最便宜的渡海交通工具，从铜锣湾到九龙的尖沙咀，或是从九龙到中环。我还乘坐过直达山顶的缆车；乘坐过“的士”出租车；乘坐过香港的地铁；乘坐过香港到澳门的穿梭船，贴着水面飞一个小时左右就到。我还登过太平山顶、大帽山、大屿山……

在香港工作期间，我办了香港读书证。在香港的市政厅图书馆，我可以阅读海量的、在内地看不到的林林总总的书籍，可以阅读海量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报纸，可以阅读聆听很多小说。

我办了渔农署的钓鱼鱼牌，在香港水塘可以钓淡水鱼。我在薄扶林水塘、香港仔水塘和在九龙穿过狮子山隧道的一个记不得名字的水塘钓过鱼，但是小于18公分的小鱼必须放掉，否则就要接受处罚。在香港可以随便钓海鱼，每个大市场都有人卖钓鱼虫的摊位，那里还有潮汐日期表格提供钓鱼人使用。我曾经使用白色和黄色的塑料绳制作的串钩，在北角的码头钓过飞鱼。

我办理了香港借阅录像带的年卡，我几乎看遍了当时所有获得奥斯卡金牌的大片儿。我看过很多在猎奇或是科幻的好片子，当然也看过一些恐怖片，吓得自己夜不能寐。

在香港，我去过香港动植物园，那里有温室植物和鸟房。

我去过“虎豹山庄”，那里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的别墅。

我去过香港的“九龙城寨”公园，九龙城寨公园原是香港政府、英国与中国之间的三不管地带，因当年签订割让条约时，声明这一块位于香港境内的土地仍永久属于中国。实际上清朝、国民党时期和解放后，中国都未在此治理。英国虽不断觊觎，但都无法得逞。结果城寨成了“三不管”地方，寨内藏污纳垢，环境恶劣。

我去过女人街，那里是女人购物的天堂，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便宜服装和女人喜欢的好东西。

我去过庙街，那里是男人想去的地方，那里有很多男人杂志，有真的假的古玩，有金表和饰品以及男人喜欢的好东西。

我去过界线街，那里是殖民地时代，清廷割让给英国的土地就以此线为界，此线以南为割让地（九龙），以北为租借地（新界）。

我还去过“鲤鱼门”，去过“西贡”，去过新界的“天水围”吃海鲜。

香港的美食在全世界都是很有知名度的。在香港的北角，我第一次喝香港的王老吉凉茶，在很多的凉茶摊位都有一张“彭定康”喝凉茶的照片；在香港的电气道一家海鲜自助，我第一次吃象拔蚌；在香港的铜锣湾，我排了将近半小时的队，吃过一碗面条——要一百多港币的日本料理，结果还没有吃饱，然后又补吃了一碗云吞面才回家。

在香港的公路上几乎拥有全世界的名车。在香港开车一定要熟知香港的道路，还好香港的路标非常清楚。但是，一旦下错高速路口，没有半小时是不可能转回来的。香港“港督府”彭定康的座驾，车头前面顶着一个英国女王的皇冠。香港回归后，董建华的宝马座驾前面是中国香港特区的紫荆花。

香港是一个法治的地方。在那里，一般人过马路不走人行横道，要罚款；随地乱丢烟头吐痰，要罚款；只要饲养宠物不带绳索，随地大小便不收拾，要罚款，当时罚款上限最高两万港币或是坐牢。记得陈方安生一次乘坐小汽车，在后排未系安全带，被记者拍摄一个正着，此后一个多月几乎天天向香港市民赔礼道歉。所以我也记得了开车或是坐车永远都不会忘记安全带。

在香港我知道了很多很多关于风水的故事。关于“港督府”的风水很不好、英国军事基地“添马舰”的风水、英国汇丰银行的风水、中银的剑锋所指、“黄大仙”还缘的故事。当然，我也知道了很多很多如何改善风水的故事，也知道了李嘉诚父子的故事、“金利来”老板曾宪梓的故事、爱国人士霍英东的故事……

在香港，我知道，许许多多的香港人穿着打扮还是非常时髦，和我们经常接触的工作人员的服装、领带、皮鞋和手表真的很讲究的。他们非常注重礼宾、礼仪、礼貌。为了更好适应工作的需要，我也很快就学习适应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内地人。

说来也怪，香港的警察被当地人叫“差佬”，他们经常一眼就能认出谁是从内地来的，一定让你拿出护照或是香港身份证。我的同事几乎次次被“差佬”叫停。我在香港两年多却一次也没有被“差佬”检查。

在香港，我知道，每年的7、8、9三个月和“圣诞节”到“春节”前后，香港商场可以“打折”，有“断码”的鞋子。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购买了很多“断码”名牌鞋、“打折”的名牌服装和各式各样的领带。

我的一位老同事工作结束要回北京了。他非要让我带他去铜锣湾，帮助他儿子购买一条名牌“登喜路”皮带。我就带着老同志到了“登喜路”专卖店，老爷子花了一千多港币给他儿子精挑细选了“登喜路”的皮带。香港人很会做生意，皮带一定要找一个特别精致的礼盒，上面还系上彩色的绸带，一看包装就感觉特别上档次。

老同志回到北京多次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间休假，一定到他家坐一坐，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我回北京休假的时候，他让我尽快到他家做客，我就匆匆忙忙去了他家。一进门他让儿子叫我“杜叔叔”。我还没有问什么情况，这么着急让我来。他儿子迫不及待地问我，“登喜路”的皮带是我和他爸爸一起买的吗？我说：“是啊！我们是去‘登喜路’专卖店购买的啊，有什么问题吗？”他儿子说：“您得了吧，秀水街五十块一条，还可以砍价。”原来他的朋友们都说他的“登喜路”是秀水的！我终于明白，老同志是让我给他洗冤屈啊！可是怎么也洗不干净了啊！真的是现代的“窦娥冤”。

在香港回归前，香港人民也分红派和白派。那个时候的红派就是代表大陆，近乎是共产党的代言人。每年的中国国庆节前，很多地方在街面的电线杆上挂满了五星红旗，特别是新界地区五星红旗最多。大约一个星期后，是国民党的双十节，在香港的一些地方会挂起一些国民党党旗，尤其是以柴湾最多。因为香港的白派比国民党更国民党，我记得有一位老人家，几乎年年会因为在柴湾撕扯青天白日旗，和白派的人发生冲突，被誉为红派的英雄，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现在永远不可能在香港见到国民党党旗了。

香港的夜景、服装、金融、玩具、旅游、贸易以及各国的情报机构都是全世界的地标“建筑”。香港真的让我见识了很多，香港真的让我了解了很多，香港真的让我永远地记住她。

香港，真的很香。

香港，真的很美。

香港，真的难忘。

香港，希望更好。

——2022年7月2日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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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 辉煌影事 

作者 | 杜辉煌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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