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对外事翻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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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默农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第一代外交官。1950年任中国驻印度使馆二秘兼领事；历任外交部礼宾司、办公厅处长，第一亚洲司专员、副司长。

翻译的职能是为双方沟通对话。翻译人员和外交人员在历史上是同时产生、同时存在的，有时甚至是同义语。我国古代已有专职的翻译，名称很费解，叫做“象胥”（《周礼秋官》），后来则称为通译官。到了清代，自己的译员不用，竟聘请洋人当翻译，这些洋翻译才是真正的里通外国者。

周恩来总理需要翻译，不是因为自己不懂外语，而是在正式场合使用本国语言是自尊自重的表现。1950年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美国侵略朝鲜问题，台湾“代表”在发言时不使用联合国通用语文之一的中文，而使用英语。此人就是蒋帮一肚子洋墨水的名教授、老官僚蒋廷黻（1895-1966）。

伍修权抓住他发言不讲中国话的“小辫子”，一针见血地说：“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不是中国人，因为他连中国人民的语言都不会讲。”弄得那位蒋家“代表”十分狼狈，在会上抬不起头来。

1954年6月25日，周总理应邀访问印度。

1954年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问印度，他在机场上对前来欢迎的印度总理等高级官员和外国驻印使节发表谈话，由译员先口译印地语，然后译成英语，以示对东道国的尊重，并照顾听不懂印地语的人。

周总理自始就很重视翻译工作。早在武汉长江局和重庆南方局年代，翻译-宣传-外事就已经构成外交工作三个紧密相联的环节。组内成员个个都是一身三任的精英。建国后他们都成为外交战线的中坚，几乎全都担任外交部领导的职务。据1989年粗略统计，外交部现职正副司长和大使、参赞级干部将近60%是周总理在世时期选拔培养的翻译。周总理生前已把翻译当作外交人员的重要来源，所以翻译人员既是外交队伍中的一支特殊“兵种”，翻译工作又是锤炼外交人员的“战场”。

应该说，周总理在对外活动中的一切成就，都有他的译员的一份功劳。周总理说，“他们是对外交往的‘桥梁’，没有他们，重要的事，双方坐在一起相对无言，动都动不了。”一场重大的翻译工作下来，周总理都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周总理对翻译的理解、体贴，感人至深。他对翻译说：“我们两人是互相合作的关系。”会谈前，他常常事先就让翻译知道大体内容，让他们看到有关文件或讲稿，预作准备。他最理解和体会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艰苦性，他说：“不让翻译参加政治业务学习是最残酷的。”内部聚餐他为之敬酒，设法让翻译吃饭；看到翻译迟疑时，就主动重复一遍。有一位朝鲜族翻译听不懂上海话，总理就反过来替他当上海话的翻译，并说：“你要注意学习方言。”

出访归国途中的周总理

周总理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深深懂得培养翻译人才任重而道远。他早在解放战争期间，就在解放区设立外国语学校。建国后，除各院校原有的外语系，又创建了许多外语院校，以应急需。

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把干部的外文学习列为部内和各驻外使领馆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求每个干部都要学习一门外语。到1957年，由外交部安排培养的外文和翻译干部已达27个语种600多人。然而形势急速发展，仍有捉襟见肘之感。周总理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指示外交部“必须配齐所有兄弟国家和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语文的翻译”。

1957年11月，周总理接见来访的埃及文化代表团时说：“我们的阿拉伯文翻译太少了，一有事就拉刘麟瑞教授，他身上北大的校徽是对我们的一个抗议。”周总理并当场交代外交部陪见的司长，要他在两年内培养第一批会阿拉伯文的人，几十个或几百个能写会讲的人。

周总理对外交部的批评一个多月之后，又一次类似的情况使他陷入尴尬的境地。

1957年底，周总理在机场欢迎中东某国副首相来访时，阿拉伯文译员因一时紧张听不懂来宾的讲话，翻译中断，出现冷场，不得不临时找一位英文翻译顶替。

1963年8月索马里总理舍马克访华。由于索马里的历史情况，周总理考虑到意大利语比英语更通行，交代这次接见要配备意语翻译。当时外交部尚无意语翻译，临时从外语学院借调一名刚从罗马留学归国的青年女教师。因舍马克也懂英语，会谈基本上没有使用意大利语，但周总理仍指定这位教师参加。一些参观活动则尽量用意语翻译，让她有锻炼的机会。毛主席接见时，周恩来也安排她参加，并在接见结束后为她引见毛主席。

周总理颇感自豪地介绍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意文翻译，是专门派去意大利学习的。将来我们要做到世界各国的语文都要有人去学，我们搞国际主义就要这样做。”毛主席微笑称“是”，并和这位青年女教师亲切握手问好。这充分显示周总理对新生力量满腔热忱的爱护，更是对培养非通用语种翻译的重视和关切。

翻译干部十年培训规划就是在两次出现阿拉伯语翻译问题之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制订的。1973年，周总理批准恢复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计划。他在审批这些规划中特别强调配齐语种，将报告中三处提到的“小国语种”逐一改为“非通用语种”，体现了他尊重小国，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

除了教学上的培养，周总理也很强调在职锻炼，多次指示要重点抓好高级翻译接班人的选拔和培养，要为翻译多提供实践的机会，要让他们参加和熟悉外交业务，了解政策。

工作时的周总理

周总理对翻译人员的要求是严格的：要求他们练政治思想基本功、语言基本功和文化知识的基本功；还要求翻译加强形势政策学习，看有关的文件资料，不要当传声筒，而要参与业务。做口译的则要对领导同志所谈的问题、外宾可能提出的问题，预作准备；要熟悉领导同志的意见，领会精神，还要当好领导的参谋，帮助把关。

他还不止一次地讲过，“一个好的翻译不仅要译得准确，而且要译出领导同志的口气和感情。”重要的词句怎样译，他是很注意的。遇有译得不妥之处，当即提出纠正。

这样的事例很多，例如6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会见外宾谈到越南问题时，说美国企图用武力制止越南人民反抗伪政权的斗争是徒劳的，引用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第74章》）的成语。因为翻译未理解好，译得不准确。周总理就解释成语的含义，再让他准确译出。

偶尔为周总理当翻译的一位外交部处级干部说，她因为译不出“越俎代庖”（《庄子消遥游》）受到批评。她说，周总理对我语气虽温和，但意思却很严峻地说：“你是章行老（章士钊）的女儿，行老古今中外，知识渊博。你怎么未能继承，连‘越俎代庖’都不懂吗？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太少了。”她后来将此事告诉当时担任周总理主要翻译的同事，据说周总理也嘱咐他要通读《资治通鉴》。

翻译师哲

翻译界老前辈师哲深有体会地说：“翻译是一门科学和艺术。口译则更需要机敏、准确、灵活、有风韵。”毛主席有一次对他说，“翻译工作不仅要精通两国语文，还要熟悉它们的文学、艺术、历史、风俗、生活习惯、人情世故，而且要不断学习，汲取新东西，以充实自己，否则就难以应付局面。”

他谈到他为毛主席和斯大林作翻译时，总要让斯大林听到道地的俄语（民间话），让毛主席听到道地的汉语，甚至是乡土话。否则有些话直译，则由于双方语言文字、文化、生活、习惯、历史和语言结构的差异，必然会使双方不甚了了，觉得似乎隔靴搔痒，甚至还会发生误会。

他的经验是在外交斗争中，任何有歧义的词都可能引起误会纠纷，丝毫马虎不得。难怪当年曾参与其事的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都感叹说：“中国的翻译对俄文研究到这个地步，啊，这么抠字啊。我们都不得不翻字典了。”

1960年4月，陈毅副总理兼外长陪同周恩来总理访问尼泊尔。图为柯伊拉腊首相（左四）陪同游览博克拉湖。

周总理从不放过一字一词的真正含义。他第一次访问尼泊尔时，在一个地方的招待会上，主人赠送一尊木雕释迦牟尼像，以示对客人的敬重。周总理讲了一段热情友好的话，表示感谢。译员译成英语时，将一个物称的关系代名词“which”用在这尊木雕上。周总理立即亲自用一个人称代名词“whom”加以纠正。这就避免了对如来佛的不敬，显示了对主人的尊重。可以设想，如果周总理不懂英语，所造成的不良政治影响就难以挽回了。所以周总理事后对同志们说：“尼泊尔是一个佛教国家，你们在这方面应该特别注意。”

60年代末，尼克松总统入主白宫，中美关系出现解冻迹象。周总理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美国著名评论家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在白宫屏风后面指挥尼克松的行动》（大意）的文章，周总理阅后十分重视，却一时弄不清“屏风后面”是何所指。要搞清美国的真正意图，必须首先“解题”，其关键就是“屏风”一词。

他问外交部美澳司一位负责同志，此公答不上来。周总理又转身问主要翻译，她立即用电话转问另一位高翻。回答是：“屏风”的典故可能出自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他查阅原著后肯定说，意思是“幽灵”，即毛泽东的幽灵在白宫指挥尼克松的行动，是中文刊物的编辑译错了。

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要翻译练好三项基本功：第一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功，他说这是“基本功的基本功”。第二是语言本身的基本功，指语音、语法、词汇和听、说、写、读、译五个字。他要翻译注意了解所学语言的使用环境，要下苦功夫把外文世界地图背熟。第三是文化知识的基本功，学好外语的同时，还要学国际知识、中外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对外文报刊，包括反动的东西，也要阅读了解，才能译得好，驳得对。

周总理多次说过：“翻译工作很重要，不能轻视这一行。”他还说过，“外交谈判，代表本人的水平固然很重要，但翻译的口译也重要。口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词句上不够恰当的纠正过来。”他很注意发挥翻译的作用，鼓励他们对工作积极提建议。他多次说过，翻译可对外交文件草稿提出修改意见，即使中央已定稿的文件，只要修改的意见是对的，他不但采纳，而且加以表扬。

遇有重要翻译任务，周总理总是亲自召集他们座谈，讲文件的精神，解答提出的问题，征求对草稿的意见。周总理找外交部的部、司领导研究对外工作的重大问题时，常常要有关翻译列席参加，并征求其意见。这样做不仅帮助翻译熟悉了政策和业务，而且有利于提高翻译工作的水平。

世界上有些国家不重视翻译的地位，在安排领导人会谈或宴会活动时往往不给翻译安排座位。周总理认为这不公道，指示外交部在遇有这类活动时都要给翻译安排座位。他在会见外宾照相合影时也经常让翻译参加。

正是由于周总理对翻译人员的培养抓得很紧，这支外交战线上的特殊“兵种”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新中国的外交立下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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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周恩来外交学》 

作者 | 裴默农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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