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别开生面的递交国书仪式

作者简介

周刚 江苏省人，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1962年加入外交部；1970年至1984年，先后任中国驻印度使馆三秘、驻孟加拉国使馆二秘，外交部亚洲司副处长、处长；1984年至1988年，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1988年至2001年，先后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印度大使。

1988年8月27日，我和邓俊秉离开北京，取道曼谷，于29日抵达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马来西亚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助理、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龚沪生夫妇和使馆高级外交官到机场迎接我们。欢迎的人群中有巴基斯坦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大使），这反映了他对中国的友好，以及中巴两国关系的密切。

第二天星期六及随后的星期日，我们没有休息，而是立即同龚代办和办公室、研究室主任等同志见面，听取他们介绍马来西亚外交部关于大使递交国书的规定，以及使馆的有关准备工作。

国书是一个国家派遣和召回大使时，由派遣国元首致接受国元首的正式文本，其中表示任命某人为派遣国驻接受国特命全权大使，同时召回现任驻该国大使。国书由派遣国元首签署，外交部长附署。国书正本由新任大使亲自递交驻在国元首，在此之前，国书副本由大使交给接受国外长部礼宾司长或副司长。

新任大使到任后，在递交国书前，是候任大使，只有向驻在国元首递交国书正本后，才能正式履行大使职务。候任的时间有长有短，短则不到一天，长则多达数月。

9月1日，我由龚代办陪同，拜会马来西亚外交部礼宾司长卡利姆，商谈递交国书事宜。我首先交了国书副本。卡利姆对我到任表示欢迎，他说，大使在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递交国书正本前，可以先拜会外交部官员，是否拜会外交使团自己决定。递交国书后，马外交部再安排我拜会马政府有关部长。

当日，马方还安排我先后拜会了主管中国事务的襄理秘书黄柏海和外交部副秘书长马吉德。马吉德表示，以后有事可来找他，双方多交换意见。后来在我近三年的任期中，马吉德是我常会见的外交部高官，他为人坦率、平易，不打官腔，对发展中马关系态度务实、积极，对我的工作多有帮助。

马来西亚青年体育部长纳吉布与作者夫妇

从外交部返回使馆后，我请使馆办公室按照马外交部关于候任大使礼节性拜会的规定，尽可能多安排一些拜会，主要是马来西亚政府部门主管官员、同中国大使馆打交道比较多的马来西亚职能部门负责人和社会友好人士，以及友好国家驻马来西亚的使节（大使或高级专员）。高级专员是英联邦成员国派驻另一成员国的最高级外交代表，其地位和职能同其他国家间派驻的大使是一样的。我之所以急于安排这些礼节性拜会，是想尽快尽多地结识一些官员和朋友，以便在递交国书后早点开展工作。

中马于1974年5月31日建立外交关系。在我上任时，中马关系已经历了14个春秋。由于双方的努力，中马双边关系已有一定发展。我的前任王幼平大使、叶成章大使、陈抗大使和胡岗大使及使馆的同志们为发展中马关系做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中马关系的发展还面临很多困难，不少深层次的问题有待解决，如华人和华侨问题、南海争端以及马来西亚同中国台湾的关系等问题。

总的说来，双方的高层往来不多，各领域的交往和合作处于起步阶段，民间往来困难重重，双方缺乏政治互信。如何进一步增加交往、扩大合作、增进互信和逐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对我来说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和巨大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有一种强烈的、“只争朝夕”的使命感。

随后几天，我拜会了外交部规划司长哈希姆·泰布、副秘书长哈龙。8月6日，我拜会了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阿布·哈桑。可以看出，马方对我的上任拜会安排是及时的、友好的。我在正式递交国书之前，已同马来西亚外交部的高官建立了正常的工作关系。

马来西亚农业部副部长到中国大使馆做客

接下来，我马不停蹄地拜会了马来西亚贸易和工业部秘书长萨尔吉·阿卜杜勒、副部长郭伟杰、农业部副部长李裕隆等，他们是我以后经常打交道的有关部负责人。为了工作开展的方便，我拜会了马工商联合会主席、全国投资委员会主席、橡胶执照局主席、制造商协会主席、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以及社会友好人士萨丽哈。萨丽哈女士是马来西亚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夫人的姐姐，她为人热情友好，乐于助人，在马来西亚有“嘎嘎”（大姐）之称。

在这期间，我还拜会了外交使团长和不少友好国家驻马来西亚的大使。

在开展上任拜会活动的同时，我同中国大使馆各职能室、处的同志见面，了解使馆各部门的工作情况，并处理日常业务。毫无疑问，当时我和使馆领导最关心的一件事是我何时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递交国书。这不仅因为只有递交了国书，我才能作为中国大使全面开展对外工作，而且因为我馆很快就要举行国庆招待会。

一般来说，邀请马政府官员、驻马使团以及马来西亚各界友好人士出席使馆招待会的请柬需要提前半个月左右发出。随着“十一”越来越靠近，使馆多次向马外交部了解何时安排我递交国书，并向马方说明这涉及是否以我的名义印制和发送请柬的问题。在马外交部迟迟不能做出答复的情况下，我的夫人邓俊秉想到了马来西亚大姐萨丽哈，在这个重要时刻，这位大姐伸出了友谊之手。

1988年10月，马来西亚大姐萨丽哈到中国大使馆。

9月14日，马来西亚外交部秘书长尤素夫·希塔姆约见我，商谈递交国书事宜。希塔姆通知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将于9月16日接受我递交国书。会见时，秘书长和我还就中马关系交换了意见。

在此之前，马外交部礼宾司已向我介绍了递交国书的程序，并提供了程序册。使馆同志也同我谈过有关注意事项，还特别提到某国新任驻马大使递交国书时不慎掉了鞋子的趣闻。原来，按马方礼仪，大使在递交国书之后向最高元首告辞时，不能立即转身背向最高元首而行，必须在握手告别后，后退至大厅出口的门槛前才能转身跨过门槛出厅。这位大使在后退时，一不小心掉了一只皮鞋。他不好拾起穿上，只得光着一只脚退出大厅，其后由马方工作人员将鞋子捡起来送还给他。

会见秘书长后回到使馆，我在脑子里对递交国书的程序又“过了一遍电影”，按程序册的要求操练了一遍，可以说已烂熟于心，不会像我的外国同事那样为人留下笑谈。

9月16日，马来西亚外交部通知我，递交国书安排在上午10时30分。约10时许，马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率礼宾车队抵达中国大使馆，他请我登上主车。因为我还未递交国书，主车的前面只插挂马来西亚国旗，我是马方的客人，坐在汽车后排的左边，礼宾司副司长作为主人坐在我的右边。参加仪式的中国大使馆政务参赞和商务参赞乘坐马方的其他礼宾车。礼宾车队在两辆开道摩托车的引导下离开使馆，快速驶向王宫。

抵达王宫大殿后，礼宾司副司长请我下车。王室典礼官已在门口恭候。他带领我步入正厅，沿着对面的台阶上楼到达典礼大厅门口。我左手持国书，跨过大厅门槛。举目望去，只见最高元首苏丹伊斯坎达尔站在大厅正中，两旁有王宫总管和外交部高级官员陪同。

1988年9月16日，作者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递交国书。

最高元首距离大厅门口约七八米。按照礼宾程式，我向前走了七步，稍停一下，向最高元首致鞠躬礼。之后，又向前走三步，再次鞠躬致意如仪。

接着，我按礼仪规定致颂词。我表示，本人被任命为中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深感荣幸。我首先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对最高元首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我赞扬马来西亚近年来在国家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和在中马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表示我在任职期间将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而竭尽全力。相信在我履行这一崇高使命时，一定会得到最高元首和马来西亚政府的支持和合作。我祝愿最高元首身体健康，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致完颂词后，我用双手将国书递交给最高元首。最高元首在双手接到国书后，热烈欢迎我出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他表示，他本人和马来西亚政府将对我为发展中马关系的努力给予帮助与支持。

作者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递交国书后，在留言簿上签字。

之后，双方握手。最高元首向我介绍出席仪式的马方高级官员，我同他们一一握手，并介绍了陪同的大使馆参赞们。在我向最高元首告辞时，按照礼仪，我向后退三步，向最高元首颔首致意，随后再后退七步，再次向最高元首致鞠躬礼。由于事先做好了准备，这时正好退到大厅的门槛前，我随即转身迈过门槛，走出典礼大厅。

接着，王宫典礼官陪同我走到楼下，登上检阅台，检阅王室仪仗队。仪仗队人数虽不多，但仪态庄重，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划一，体现了马来西亚对递交国书仪式的重视。在此隆重场合，你会感到作为一国使节的荣耀。

整个仪式完毕后，礼宾司副司长引我登上礼宾专车。这时，礼宾车的左前端已插挂中国国旗（马来西亚的交通规则是左行）。作为已正式就任的大使，我已经成为主人，礼宾司副司长作为客人坐在我的左手。礼宾车队在摩托开道车引导下离开王宫，很快抵达中国大使馆。使馆招待员礼貌地打开车门，请礼宾司副司长下车。我随后从汽车右门下车，并请礼宾司副司长进入使馆会客室。服务员上茶点。宾主友好交谈，我感谢他和马来西亚外交部的周到安排和友好合作。副司长起身告辞，我礼送他登车离去。

下午1时，我和夫人邓俊秉前往柔佛宫，出席最高元首和元首后的午宴。见面握手后，我们向最高元首夫妇赠给了纪念品。宴会气氛轻松友好。由于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其他国家新任驻马大使夫妇，大家系初次见面，宴席间的话题主要是有关马来西亚的风土人情。

在递交国书和应邀出席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的欢迎宴会之后，我完成了由候任大使向在任大使的转变，新的工作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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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出使友邻十三载》

作者 | 周刚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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