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非洲独立之父卡翁达

 

作者简介    

王志勇 上世纪90年代，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军事观察员先后两次赴中东及海湾地区执行任务；在海湾战争期间，曾任联合国维和部队驻该地区的首席军事联络官。

如果说我去玻利维亚当武官是为了深入了解切格瓦拉，那么赴赞比亚任职，就是为了零距离接触赞比亚首任总统卡翁达。

卡翁达，1924年4月28日出生在北罗得西亚（赞比亚），曾于1967年、1974年、1980年、1988年先后四次访华。1974年2月22日，卡翁达与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时，首次谈及“三个世界”的论述。 

在非洲先后近十年的工作期间，有幸见到了卡翁达、尼雷尔、曼德拉、穆加贝等几位领导非洲人民摆脱殖民统治实现独立的政治家，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卡翁达，也许是因为我与他相处时间最久，交谈更为深入。

第一次见到卡翁达是1982年，那时正是他如日中天之时，身材高大，目光如炬，左手拿着一块白手帕，温文尔雅。而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足三十岁的小字辈军事专家，只有仰慕的份儿，全无近前攀谈的机会。

与前任交接工作时，我就开始打听卡翁达的下落。获知，自打1988年卡翁达访华回来，就很少与我使馆联系。有人说他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异议，在华与我国领导人谈话不投机。在以后多次与其交谈中他只谈到毛泽东、周恩来是真正的革命家，是他的导师。除此之外，卡翁达唯一谈及的我国领导人是胡锦涛主席。2007年胡锦涛主席访问赞比亚，在卢萨卡洲际酒店会见了卡翁达。会见后，卡翁达对我说胡主席是个智慧且谦虚的年轻领导者。

有一年他过生日，我送他一本《新中国外交五十周年》的画册。他居然从上千张图片中找出了1967年访华期间与周恩来总理的合影，以及那张1974年2月22日与毛泽东主席讨论“三个世界”划分的照片。

卡翁达用手轻抚着图片，眼含泪光喃喃低语：“毛主席、周恩来……”

他说，这是他得到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以往我送他的生日礼物大多是一双老北京布鞋、一把吉他、一套纯棉内衣裤、毛线袜之类。 

初到赞比亚，我在参加一次招待会时遇见的卡翁达，便主动上前作自我介绍，自称是他的粉丝，第二天便登门拜访。他的官邸距我住的地方只有6公里左右，此后我经常去他家串门聊天，刨根问底地打听当年他与毛主席、周总理会见的往事，他也无保留地侃侃而谈。一次，坐在一旁的卡翁达夫人还摘下一支手镯给我看，说当年会见时，毛主席对她这支手镯很好奇，问她是象牙做的吗？

在公众面前，坦桑的尼雷尔手不离权杖，南非的曼德拉手持象牙柄手杖，卡翁达则左手总是握着一块白手帕向民众挥动。每次我女儿向他告别时，卡翁达都会左手拿一块白手帕抚着女儿头顶，轻声说：“愿上帝保佑你！” 

有一次，女儿随口问道为何总是拿着白手帕，卡翁达答称：“为你祝福啊！”

他挥动着白手帕说：“我要让所有儿童、老人、男人、女人都看到我在为他们祝福！”

2005年4月，我准备带援赞比亚军医组的同事们一起在卡翁达家里给他过生日，便找到他秘书弗拉，请帮忙准备12套餐具，不料他面带难色地说家里没有那么多餐具。我只好把庆生宴会改到卢萨卡的一家中餐馆举行。因为卡翁达的粉丝太多、太热情，每次露脸都有会闹出大动静，此后几年干脆改到我的武官官邸里给卡翁达庆生。

在官邸的庆生宴会一般由中餐馆提供食品，入乡随俗采用自助餐形式。每次用餐开始，卡翁达便会主动站在餐台前，微笑着给每位用餐者分发餐盘，他自己最后取食物。

记得卡翁达最喜爱的食品是油炸麻团，常常夹两个大麻团放到自己盘子里。因担心他吃太多甜食不好，大家会常在他不留意时悄悄从他的盘子拿走一个麻团。他一般不会发现这个小动作，但也出现过意外。一次大家都在津津有味的享用美食时，卡翁达突然伸手指着我夫人盘子里的麻团说：“这是我的！”

我去过不少赞比亚部长、将军的家里做客，相比之下，卡翁达家里实在是过于简陋，也可以用寒酸形容，家具大多是用了几十年的老物件，两台小电视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品。他家最贵重的家具是我2008年送给他的一张电动按摩椅，直到2014年我再次到他家中时，他依然在用。

2005年4月20日，中资企业在赞的一家炸药厂发生意外爆炸，当场炸死46名（数目有争议）当地矿工，却没有一个中国员工受伤。赞比亚当地媒体舆论一片喧嚣，仇华反华的情绪不断高涨，亲台反华势力也借机兴风作浪。为此，我送走国内参加葬礼的特使团后，径自来到卡翁达住处（兼办公室），讨教应对策略。

卡翁达含泪听完了我的汇报，轻声说：“请把电视台和其它报纸的记者请来，我有话对他们说。”

记者们如约而至，卡翁达手持白手帕，十分平和地谈了大约30分钟。首先，对在此次事故中的遇难者表示哀悼，进而谈及赞中关系，明确指出前几天报纸刊登出《赞比亚不欠中国任何东西》的文章十分荒谬：“赞比亚独立前后中国给予大量的无私援助，你们可以到坦赞铁路沿途去看看，那里掩埋着多少中国人！我们不仅亏欠中国，而且亏欠很多！”

次日，赞比亚各大媒体报纸专访卡翁达的文章《赞比亚欠中国很多》，有力地回击了尘嚣一时的反华舆论。

2008年5月12日，我国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使馆里设立祭奠遇难者的吊唁厅。卡翁达步履蹒跚地第一个来到吊唁厅，流着泪在吊唁薄上留言，几次哽咽令他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短短几行文字竟用了近5分钟的时间才完成。

从2004年夏天起，几乎每个月我都会带着我国援赞军医组的医生到卡翁达家里给他体检，几乎每次体检结果都很好。八十多岁老人的血压、血脂、血糖全在正常范围之内。军医们常拿着他的体检报告教育我：“看看这份报告，再去看看你自己的。” 但是卡翁达的养生之道，我真学不了。他吃素六十多年，每周禁食一天，不喝酒不吸烟，每天坚持在院内散步，心态平和，从未见他发脾气，天天看电视新闻，阅读报纸、书刊，对国内外大事了如指掌，却对自己家里的事不甚清楚。

有次他家圣诞节大聚会，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来了几十口人欢聚一堂。我夫人顺口问道：“您一共有多少个孙子孙女？” 卡翁达沉思半晌，摇摇头指着身旁的夫人说：“我记不清了，你问她吧！” 

卡翁达是赞比亚当之无愧的国父，自独立以来他当了27年总统（1964-1991），卸任后依然被赞比亚国民奉为神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民众的顶礼膜拜。而在家里，卡翁达则是与夫人恩爱有加的丈夫，是一位慈祥和蔼的父亲、爷爷、姥爷。

尽管卡翁达记不住他有多少孙子孙女，但他对年轻人十分关心，每次我女儿从英国来赞比亚探亲时，都会和她一起吃饭聊天。谈话时，老人一改往日言语不多的习惯，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儿时的一些趣事，谈至兴起还会抱起吉他自弹自唱一段。

2009年8月1日，卡翁达到使馆参加我建军节招待会，听说我岳母来到赞比亚了，便主动提出想见见。两位老人寒暄中卡翁达得知我岳母比他小好几岁时，打趣道：“哦，这么说来你还是个年轻人喽！”

2008夏，一天凌晨两点左右，接到卡翁达的儿子打来电话说，老人（卡翁达）病重，希望我赶快过去。大半夜实在不好找其他人，我便拉上夫人一起赶去。

卡翁达的儿子在门口等候，急切地说：“老人晚饭后就开始头疼，已经休克了两次，是他让我给你打电话，请你来帮忙。”

此时卡翁达已进入半昏迷状态，双眼紧闭，但有意识。他儿子说，刚刚测过血压220/130。我们几个一起把老人抬上车，我开车直奔医院University Teaching Hospital (UTH)急诊室。

医生诊断是“高血压危象”，留置在ICU输液、观察。我打电话请援赞军医组的医生来陪床，我在病房外守候。

第二天，卡翁达醒来认出在床前的我，伸手抓着我的手，用力握了一下又昏睡过去。

卡翁达在医院住了一周，昏睡了两天。我每天晚饭后都要去医院看看他，尽管他很虚弱，话语极少，但能看出，他已经闯过这一关，一天天康复起来。不过打那时起，卡翁达日显老态、步履蹒跚，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了。

在赞比亚时，曾有人说我是卡翁达的朋友。其实我没有资格成为卡翁达的朋友，他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朋友，我只是他的学生、晚辈。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我终生仰视的高山。

2009年8月，我离任前去卡翁达家告别，他拿出我送他的那把吉他，弹了一曲奔巴族的民谣，用他那富有磁性嗓音轻声吟唱着……

弹唱间老人流泪了。我说：“我会回来的，回来给您过90岁生日。”

2014年我如约而至，如期回到赞比亚，给他老人家庆生，并聘请他为我“蓝波湾老兵村的荣誉庄园主”。年届90岁的卡翁达已不能独立站立、行走，腰弯曲如弓，思维不再敏捷，语言表达迟缓，令人心痛。

临别时，他流泪了，我也流泪了。我反复说：“请多保重！”却没有承诺再来看他。因为我知道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End-

图文 | “蓝波湾庄园”微信公众号

作者 | 王志勇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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