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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外交官 | 一位保护臭氧层的卫士

夏堃堡 外交官说事儿 2023-12-06
 

作者简介    


夏堃堡 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曾先后在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担任高级职务,是一名资深环境外交官。


1985年年初,我调入国家环境保护局,担任局外事处副处长。建设部在北京三里河,国家环境保护局在建设部主楼后面新盖的一栋楼里办公。当时外事处只有六七人。我第一次走进外事处的办公室,处长刘振源对我表示欢迎,并向我介绍处内的几位同事。当介绍到看上去比我大一点的一位同志时,说:“这是张崇贤,我们叫他老张。”老张戴着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他热情地过来和我握手,嘴里说着:“欢迎,欢迎。”

我到任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陪芮杏文部长访问欧洲四国,任代表团团员兼翻译。建设部外事局负责办理出国手续。但那时因公出国由国家出钱制装,这件事要在环境保护局办理。老张主动走过来对我说:“制装手续我帮你办吧。”我说:“好呀,谢谢你。”

老张帮我取来了申请表,教我填好后又拿去让主管外事的金鉴明总工程师签字,然后到局办公室开了一张出国制装介绍信。他把申请表和介绍信交给我,说:“凭此批件,你先到财务处领一张支票,然后带着介绍信去制装。”老张楼上楼下跑,忙乎了好一阵子。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非常热情。

后来相处久了,我对老张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1959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毕业后在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卫生研究所等单位从事核试验卫生监测和科学研究工作,曾参加过一项关于放射性沉降规律的研究,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国家级集体一等奖、省部级一等奖和个人一等奖。他在那里工作了20年。

1979年年末调入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先在科技处做环保科技工作。1980年年底,他被公派到美国夏威夷大学攻读环境政策和管理研究生课程,1983年年底回国,获硕士学位。那时国务院环办已经撤销,成立了隶属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国家环境保护局。他分配到了外事处,从事环保领域国际合作工作。

1988年7月,国家环境保护局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独立出来,成为副部级的国务院直属机构。外事处升格为外事办公室,下设三个处,老张在综合处工作。1989年,他被评为高级工程师。



1987年最后一天,我骑自行车时从车上摔了下来,造成大腿上部骨折。我在三〇四医院做了手术,由于治疗中的失误,术后造成右腿膝盖骨粘连,行走不便。1988年秋,我到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就医。一位年轻大夫在全麻的状态下给我进行推拿。此后,我的伤不见有任何好转,每天下午发烧,腿部剧烈地疼痛,有的时候真是难以忍受。

有一天,老张到病房来看我,当时,我正是发烧和疼痛的时候,我当着他的面竟流下了眼泪。老张安慰我说:“把你的情况告诉大夫,让他们仔细检查一下,看是什么问题,对症治疗,你的病一定会好的。”我十分感谢老张对我的关心。后来我又做了一次手术,病情有所好转。

1989年6月初,我出院了,回到了办公室,见到老张。他告诉我,经他姨夫邬沧萍介绍,他于1988年11月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邬沧萍是我国著名人口学家,那时我不认识他。退休以后,由于我们都住在北京世纪城同一个小区,每天在一起晨练,成了朋友。这是后话。

老张给我汇报了我住院期间的工作情况,说他现在主要负责《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谈判与履约。他特别讲了下面这件事,话语中带着兴奋和骄傲。

△ 1989年3月,在伦敦召开的拯救臭氧层部长级国际会议上,撒切尔夫人(中)和刘明璞(右)、张崇贤(左)合影。


1989年3月,在英国伦敦召开了拯救臭氧层部长级国际会议。中国政府派出了以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刘明璞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代表团成员有来自外交部、科委、计委、化工部、机电工业部、轻工部、卫生部、公安部和国家环境保护局等单位的有关负责人。老张代表牵头单位国家环境保护局参加代表团,是代表团成员,负责代表团的组织工作,参与了与会对案的制订,是团长发言稿的起草人之一。

老张在会议期间十分忙碌。他既要负责整个代表团的组织工作,又要陪同团长参加会议和各种磋商,担任团长的翻译,为团长出谋划策。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托尔巴共同主持会议。

刘明璞团长在发言中说,中国支持开展保护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愿意和国际社会一道,为保护臭氧层、保护全球环境做出贡献。但他还指出,臭氧层破坏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长期排放耗竭臭氧层物质(ODS)的结果,因此必须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保护臭氧层所需要的额外资金和以优惠和减让性条件提供技术。刘明璞团长说,中国支持成立保护臭氧层多边基金。

刘明璞团长发言后,会场里响起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不少国家的代表走到中国代表席位握手表示欢迎和支持。稍后,在丘吉尔大厅,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次有300多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刘明璞团长提出保护臭氧层多边基金主要应由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用于支付发展中国家淘汰ODS和转换使用替代品所需的额外费用。

后来保护臭氧层蒙特利尔多边基金于1990在伦敦召开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第二次缔约方会议上得到通过。

1989年至1997年间,老张作为以国家环境保护局副局长王扬祖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历次《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缔约方大会和部分工作组会议。每次会议之前,他负责组团、办理出国手续,准备与会对案和组织发言稿。会议期间,他积极与发展中国家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注意与发达国家进行磋商,必要时做出一定的让步。

△ 张崇贤在《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会场


1990年6月,在伦敦召开了《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二次会议。以国家环境保护局副局长王扬祖为团长,轻工业部甘子光司长和外交部陈健副司长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老张是代表团成员。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谈判和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伦敦修正案。该修正案此前已经多次谈判。这次会议经过几天的艰苦谈判,各国就文本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会议最后一刻,印度代表坚决不同意对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增进其履行义务的能力以执行第2A至2E条所规定的控制措施,以及这些缔约方执行这些措施。将取决于(depend on)第10条所规定财务合作及第10A条所规定技术转让的有效实行”一款中将《蒙特利尔议定书》原文“to be subject to”改为“depend on”。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都表示同意这一修改。

联合国谈判中一般都采用协商一致的原则,就是只要一个代表团不同意,整个文件就不能通过。大家都很着急。老张找到了中国代表团团员、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刘大群,问他这两个词组有什么区别。刘大群说:“在法律上,二者没有区别。”老张得到这个答案后欣喜若狂,马上去印度代表团坐席和他们讲了这个道理,劝他们接受这个案文。印度代表听取了老张的意见,立即同意了此案文。《蒙特利尔议定书》修正案得到通过。中国和印度代表团表示将建议其政府加入修正后的议定书。

老张的行动得到了各国代表的好评,还在会上传出了“中国人教印度人英语”的说法。美国代表团团长安德森(Stephen Anderson)先生专门走到老张面前,称赞他这件事办得好,向他表示感谢。

回国以后,老张向我报告了这件事以及伦敦会议的情况。我很为老张的出色工作而感到高兴。

此后,老张出席了许多《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和其他臭氧层保护的国际会议,经常与各国代表见面,特别是安德森先生。每次会议,他们两人都要在一起磋商,成了朋友。

老张协助王扬祖副局长,推荐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孝炎加入《蒙特利尔议定书》科技委员会,气雾剂专家游一中进入气雾剂备选委员会。两位专家为发展ODS 替代技术,淘汰ODS,保护臭氧层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多项联合国奖项。王局长和老张被人们称为伯乐。

在国内,他组织了许多次保护臭氧层的国际会议,并参与了部分利用蒙特利尔多边基金淘汰ODS项目的实施,为推动我国的履约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作为国家环境保护局外事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其中部分工作。老张准备的各种报告、对案等文件都送我审阅,我提出意见后再报局领导审核上报;我自己也参加了一些国内举行的保护臭氧层会议和利用蒙特利尔多边基金淘汰ODS项目会议;我还参加了一些国际会议,譬如1989年9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不限名额工作组第一次(第三期)会议和1990年2月在马来西亚槟城举行的热带臭氧和气候变化会议等。

老张作风正派,待人热情、真诚,工作认真负责,效率高,成绩斐然。1991年2月,老张被提拔为外办综合处副处长。同年11月,经我和外办支部书记柯金良介绍,老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工作更加努力。

1989年,国家环境保护局建立了对外经济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外经办,负责我国环境保护领域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资金、履约项目资金、双边援助资金及其他对外经济合作事务的管理工作,主任是刘春玉。

1992年2月,当时主管外事工作的解振华副局长召集刘春玉和老张开会,讨论筹建外经办负责组织实施保护臭氧层履约项目三处的问题。解局长要老张对原来外经办承担的这方面的工作作个介绍。老张详细地介绍了《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执行状况、蒙特利尔多边基金运转状况和我国开始启动的履约项目状况。然后,三人就这个处的目的、任务和人员组成等交换了意见。

解局长最后总结说:“外经办的这个处将利用蒙特利尔多边基金和其他国际资金,开展保护臭氧层相关国际公约履约项目的实施,承担与履约相关的技术性、事务性和日常性工作。”他还说,“与《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相关的国际谈判仍由外经办负责。”

这样,外经办项目三处就建立起来了,运转十分顺利。这个处的负责人对老张说:“你们为我们打下了基础。”

1997年,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成立,取代了原来的外经办。它是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直属事业单位。该中心的项目三处仍然负责利用国际资金组织保护臭氧层履约项目的实施。

1993年,外事办公室升格为国际合作司,老张被任命为国际合作处处长。

1995年,老张办理了退休手续。根据他在臭氧层保护国际活动方面的丰富经验和能力,我建议将他返聘,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得到批准。老张继续在国际司工作,一直到1997年年底。

2004年9月,安德森到北京开会。他邀老张和夫人到他下榻的友谊宾馆见面。时隔14年,他对老张在伦敦会议上说服印度人同意《蒙特利尔议定书》修正案一事仍记忆犹新,说他为修正案的通过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送给老张他写的一本题为《工业界的天才——保护气候和脆弱的臭氧层的发明和人物》一书。

在扉页上,他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张崇贤:你是臭氧层保护的卫士,为保护地球做出了很大贡献。与你相识,见证你的出色工作以及与你的成功合作,是我的荣幸。




《蒙特利尔议定书》是一个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加入的最为成功的多边环境法律协议。到2010年1月1日,继发达国家10年前率先淘汰之后,发展中国家也全部淘汰了全氟氯烃、哈龙、四氟化碳和甲基氯仿四种主要消耗臭氧层物质。中国比《蒙特利尔议定书》规定的期限提前两年半于2007年7月1日淘汰了全氟氯烃和哈龙,并于2010年1月1日淘汰了四氟化碳和甲基氯仿。20年来,中国从蒙特利尔多边基金累计获得资金8亿美元,实施了400多单个项目和18个行业计划,为3000多家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为完成第一阶段的履约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实施,对保护臭氧层,保护全球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极臭氧层空洞开始缩小,臭氧层有望修复。我国积极参与了这一进程。老张是先行者之一。

△ 1992年4月,在国合会第一次会议期间,部分秘书处成员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议室商量工作。左起:白长波、张崇贤、作者、柯金良。


我和老张接触最多的是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创建和运转过程中。他在国合会第一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老张是国合会秘书处的一位重要成员。我、老张和国合会的倡导者、创建人之一的马丁·里斯先生结下了深厚友谊。每次里斯来华,都是我和老张负责接待。老张主要负责国合会会务工作,包括外国代表的接待、旅馆预订,同声传译的安排,会场的布置等。第一次里斯来访时,与曲格平局长和解振华副局长的会谈是我当的翻译。后来,老张也承担了一部分翻译任务。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很认真,做得很好。

1996年9月23日至25日,国合会第五次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是国合会第一阶段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议的闭幕式上,里斯满怀深情地说:“能为伟大的中国工作这么长时间,是我莫大的荣幸……我想借此机会提到我们的老朋友曲格平教授,他在北京像一头猛虎一样为国合会的成立而奋斗。我也要提到解振华先生,他是为使各种具体安排得以实现的关键人物。还有许多人为国合会做出了贡献,但没有人提及他们。我想借此机会提到在国合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两位老朋友——夏堃堡先生和张崇贤先生,他们为国合会已工作多年。”他说到这里时,会场上发出了热烈的掌声。里斯专门提到我和老张,使我们很为感动。

后来,我到内罗毕工作,老张则退休了。我和里斯一直保持着联系。2003年,我回到北京创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2004年8月退休。此后,里斯曾多次来中国,每次他都与我联系,与我见面,每次他都要让我通知老张,让他也参加会见。里斯见到我们时,总要同我们拥抱,并带着洋腔洋调用中文叫我们“老朋友”。

△ 1994年夏天,作者夫妇和张崇贤夫妇一起再北京龙庆峡游览。


退休以后,我居住在北京西直门外的德宝小区,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办公大楼比较近,因此局离退休办将我分配在退休一支部参加活动,因为这个支部在局办公楼活动。老张居住在朝阳区育慧南路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院内的一栋楼内,那里居住着几十位环境保护总局离退休干部,老张是支部书记。

中日中心有一个老干部活动中心,这个支部就在那里参加活动。当老张得知我退休后,立即与离退休办联系,要他们将我编入他那个支部。离退休办征求我的意见,我开始有些犹豫,因为那里离我家比较远,参加活动会有些不便,但想到与老张之间多年的友谊,我很快同意了。

老张一直十分忙碌。他和其他二位支部委员一起,组织支部生活会和文件学习,组织退休干部学习书法和摄影以及旅游等活动;他给部领导写信,对我国环保工作建言献策;他还发展了退休干部刘小燕和闫鸿邦入党。经离退休三支部全体同志评议,并经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机关党委批准,他被评为2003-2005年度优秀党员。2012-2014年,离退休三支部连续三年被评为环境保护部先进党支部,老张功不可没。

我为老张的这种奉献精神深深感动。

退休以后,我被聘请担任新成立的中华环保联合会理事兼国际合作顾问。2006年末,老张给我来电话,说他的老同学、中国防痨协会名誉理事长张立兴教授告诉他,美国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设立了一个烟草控制基金,在全球开展控烟活动,中国是一个重点。老张问我有没有兴趣做此项目。我说,这个事个人是不好做的,建议他和中华环保联合会李恒远副秘书长联系,请联合会来做这个事。老张把有关信息告诉了李副秘书长,建议联合会向布隆伯格控烟基金申请项目。

李恒远接受了老张的建议,让联合会国际部负责人王宇明用英文起草了一个项目建议书。我对此建议书从内容和语言上均做了详细的修改。建议书向布隆伯格基金提了出来,后来得到批准。

2008年,联合会和美国青少年控烟运动和国内有关部门合作,成功地实施了这个项目,在北京和上海等六个奥运城市开展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保护公众免受烟草危害环境权益的宣传活动,向有关政府部门递交了控制烟草使用的立法建议,促进了北京市《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的修改时纳入控烟的规定,推动了北京2008年无烟奥运会和上海2010年无烟世博会的开展。

我在这个项目的开发、申请和执行过程中,提供了指导和帮助,参加了在北京、秦皇岛、上海、青岛、沈阳等地举办的一些会议,在会上介绍国际控烟形势和立法情况,还在北京和沈阳两地接受了电视和其他媒体记者的采访。

老张在该项目的申报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加了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长沙等地举行的会议,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发表讲话,讲述二手烟的危害和控烟的重要性。

退休以后,我和老张还能在一起做些有益的事情,感到很是高兴。




-End-

图文 | 《环境外交官纪事》 

作者 | 夏堃堡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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