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事 | 1979：“上纺院”校园风波

 

作者简介    

李天震 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党组成员。

1979年，上海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前身）发生了一起中外学生的群殴事件。

7月3日晚10时左右，外国留学生宿舍三楼的一个房间里突然音响大作。嘈杂声让对面二三十米之外中国学生宿舍里正在温课迎考的同学受到干扰，无奈之下有人隔窗呼叫：“把音响关了，不要影响我们复习！”不想这一喊叫换来的却是更加强烈的音响节奏，于是血性男儿们相互开骂了。

被激怒的中国学生结伙来到留学生楼与外国人“理论”，争执中双方渐渐你推我搡起来，随着“啊呀”一声惊叫，一个中国学生的上衣背部被鲜血染红一片，有人动刀了。不多时，警察接报后赶到现场，对双方实施有效隔离并随即着手查案取证。

由于警方的介入，这一夜总算安然度过。然而次日凌晨，中国学生便沉不住气了，他们埋怨警察办案不力，一个通宵未能查获凶手。“政府不管，我们自己来管”，群情激愤的学生开始行动了。他们扯起横幅、贴出标语，成群结队地在校园内游行示威，并将留学生宿舍楼团团围住。楼内的外国学生非常紧张，他们茫然地望着楼外所发生的一切，不知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几个胆小的女生则跑到大楼的最顶层躲着。

当多数留学生尚未回过神来的时候，底楼的木门被楼外的人群撞开了，情绪失控的中国学生冲进宿舍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

上海市政府对这起涉外事件极为重视，市领导及外事办公室、高教局等有关负责人亲往现场调解处理。经过一天一夜的艰难对话，在安抚了中国学生的情绪后，5日凌晨，市政府用大客车将留学生全部转移到地处上海近郊的金山宾馆，在那里进行了为时10多天的休整。

上纺校园发生的这起事件，极大地震惊了北京的外交使团。十多个亚、非国家的外交官先后来到上海看望本国留学生，并向上海当局了解事件的原委。与此同时，经一些外国传媒的渲染，“上纺事件”渐渐为外界所知，不少外国朋友由于不明真相感到茫然，而有些人则借此大做文章，扬言“中国不再需要第三世界了，不要穷朋友了”，此等蛊惑性宣传在上纺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事情本来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然而由于处理不当，一经进入外交敏感圈，事件即刻被增殖、被放大，最终酿成“大事”，引发了外交交涉。由此，我想到了周恩来总理生前常说的那句名言：“外事无小事。”很显然，所谓“无小事”当然不是说外事工作本身没有大小、巨细之分，而是说“外事”有它的特殊性和敏感性，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增殖、被放大而导致事态的复杂化。

冲突发生后近一个月，是当局工作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一方面要在中国师生中做耐心的说服工作，引导大家以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处事态度面对矛盾、解决矛盾；另一方面还要设法缓解外国留学生的情绪，消除他们的疑惑、愤怒和恐惧，同时查出“血案”肇事者。

我和我的同事随留学生乘坐的大巴来到金山宾馆。我们的任务是同外国留学生保持接触，通过谈心、交换意见消除误会、缓和对立；同时负责接待来沪看望本国留学生的外国使馆官员，向他们介绍“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并表明上海市政府对“事件”所持立场及处置措施。

经历了这么一场风波，留学生的思想情绪大同小异，尽管怨气很大，但多数人对政府为平息事件所做的努力还是认可的。

▪ 作者与非洲留学生在一起

一天，多哥共和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造访金山，我会见了他。陪同二秘参加会见的是纺院一个叫浩特巴洛的留学生，他从头到尾未发一言，但对二秘和我的谈话却听得很认真。会见结束后，浩特巴洛跟在二秘身后，同我握手并很礼貌地说了声：“谢谢。”由此我结识了这个看上去多少有点腼腆的小伙子，并同他有过一次长谈。

他对我说：“我同意我们的二等秘书对这次事件的基本判断，认为这只是发生在中国学生与外国留学生之间的一次‘摩擦’，把矛盾任意夸大是没有依据的。我同时认为，对这件事，中外双方当事者都有责任，我们有些留学生错就错在他们不尊重中国的社会风俗；而中国同学又不能接受外国青年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文化差异问题，似乎也是一个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开的‘死结’。”他的话说得并非很乐观，但毕竟表明留学生中一些人冷静下来之后还是能抛开个人的恩怨、开始对“事件”进行反思的。

自到金山以来，听留学生谈论“留学生的错”，这还是头一回，他所传达的信息，在当时至少让我看到了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一线希望。

▪ 作者与刚果留学生贝拉合影

然而在同留学生接触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却让我几度陷入难堪。他叫贝拉，来自非洲刚果,我多次接近他，想同他谈谈，都被他冷漠相拒。在金山呆了11天，他好像只对我说过两句话，一句是自我介绍：“我叫黑鬼。”“黑鬼”是当时个别中国学生对非洲留学生带有侮辱性的一种称呼，贝拉以这种方式向我表示了自己的愤慨和不满；另一句则是他对“事件”的表态：“中国学生不是要打死我们吗？就让他们打死好了，人死了，全世界都知道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其实贝拉是一个很不错的同学，学习好，有思想，在非洲学生中威信很高。一个刚果生告诉我，贝拉的舅舅是刚果执政党的主席，但他并不因此自视高贵，平日和同学们相处很融洽。“他是个好人”，那位刚果学生劝我说，“你不要生他的气”。

我能理解贝拉对我的态度，经历了这么大的风波，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来思考，何况留学生的大多数是无辜的，他们心灵上的创伤更需要用时间来抚平。后来我没有再刻意同他发生正面接触；而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像对我在其他留学生中的“活动”也不再“厌形于色”了。

留学生在金山休整11天后即将返回学校。临行前，我特意走到面包车前，看到贝拉正坐在靠窗的一个位置，便上前打了个招呼：“贝拉，再见！”这时，令我感到意外的一幕出现了，他竟友好地打开车窗，向我伸出一只手臂说：“你还记得我？谢谢你，老师！”于是两只紧紧相握的手泯化了先前所有的“恩怨”。

在大部分中外学生情绪趋于平静之后，校方适时召开了“团结会”，让双方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讲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在中外同学之间开展了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效果竟出人意料的好。

事后我听说，我的那位曾多次给我脸色看的朋友贝拉，在会上有一段精彩的即席发言令不少人为之动容。

他说：“我们双方都有错误，留学生方面个别人的错误我们决不护短，触犯校规按校纪处理，触犯法律就按法律处罚，我们没有意见。”

接着他又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朋友，她对第三世界各国的帮助是很大的，这一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但是请同学们记住，我们也曾真诚地帮助过中国，我们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们没有同台湾发生外交关系等等，可是有些中国同学也许很少想到这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如果你们忘记了这段语录，请再去读一读毛主席的著作。把第三世界的孩子都当成敌人，这显然是错误的。”

他还说：“如果把世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国，一部分是外国，那是会导致不好后果的。我们都是成年人，应当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一些。世界上有种族主义，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她不应该有这个东西。”

在结束发言时贝拉说：“我们双方都要分析错误，如果对错误不加分析，找不出教训，那么不需1年，肯定还会发生比这一次更大的问题。我们都读过《矛盾论》，大家应该懂得如何分析矛盾、如何解决矛盾，如果有人没读过这篇文章，请去读一读。”

几个月后，当多数人从“上纺事件”的阴影中走出的时候，我和贝拉终于成了朋友。

▪ 作者（右一）与阿拉伯留学生交谈

1982年春，在一次外国留学生聚会时，同济大学有位叫穆圭亚的卢旺达留学生坐在我身边，当时我还不认识他，我问他叫什么，他回答说：“老师，你不认识我，我却知道你，你姓李，是吗？”我点点头，他继续说：“你是贝拉的朋友。我知道起初他对你并不友好，可后来你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还到你家去做过客，我说的没错吧？”眼前这位“陌生人”能把我同贝拉交往的细节讲到如此地步，多少还是令我感到意外的。

穆圭亚告诉我，关于我和贝拉的故事在非洲留学生中流传很广，几乎半数以上的人都知道。早就听说在沪非洲留学生内部有一个类似“沙龙”性质的松散组织，人称“非统”，借助它的沟通，留学生之间的信息传递十分便捷，想来穆圭亚的“知情”或许与此有关。我和贝拉“不打不成交”的故事，就这样在非洲留学生的口口相传中成为“美谈”。

-End-

图文 | 李天震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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