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外交生涯点滴

 

作者简介    

谢邦治 曾任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驻阿富汗大使、驻上沃尔特（现名布基纳法索）大使、驻芬兰大使。

我是1962年春走上外交战线工作的。

这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我正在上海市委工作，主管政法并兼任交通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一点也不沾外事。正巧那时中央组织部指定上海市委抽调一名可出国任大使的干部报去审查（不止上海，好像中央还从几个省和军队系统抽调了做外交工作的干部），市委就把我推荐了。我向当时中组部主管外事干部的帅孟奇同志表示，我担任不了这样的工作，但是被说服，还是服从组织分配，派我去保加利亚。这样，我就走上了一个完全生疏而崭新的岗位。

友谊之路并不总是平坦的

保加利亚是同我国建交最早（1949年10月4日）的国家之一，仅次于苏联，占第二位。

建国初期以至整个50年代，我国和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处于全面发展时期。我是我国第四任驻保使节。1962年8月23日我到了索菲亚，大概是一周后，我向保国民议会主席加涅夫递交了刘少奇主席签署的国书，此后除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拜会外，还对当时的保共中央主席托·日夫科夫进行了正式拜会，向他递交了由我党中央总书记签署的党员身份介绍信。可见，这是和一般的外交使节和国家关系不同的。

1963年秋，当时的中共中央联部长伍修权同志率领代表团参加保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我陪同代表团参加一些活动。那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出现裂痕，但代表团的来访，却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两国在科技、贸易、文化、体育、教育、民间友好（友协）诸方面都有较多的交往。

· 1966年，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

两国在交换留学生方面有较大的开展，主要是在学习语言方面，我方比保方派遣得多，不仅是学保语，而且希腊语、南斯拉夫语、土耳其语，我国也是派些青年学生在保加利亚学习的，这为以后同这些国家建交在语言方面做了重要的准备。在保留学的同志们，今天已成为外交战线上的骨干，有的担当了重要外交官以至大使、参赞，有的在教学、语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保中关系日趋恶化。“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回国学习，以后再未返任。

到70年代，两国关系开始逐渐恢复，1971年两国重新互派大使，当时保部长会议主席表示积极支持两国加强经济文化及其他领域的友好往来。80年代，两国关系逐步发展，特别是1987年两国最高党政领导人互访后，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1988年夏，我又以中保友协会长的身份访问了阔别1/5世纪的保加利亚，旧地重游，见到了一些老朋友、老熟人，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大家都为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而高兴、祝愿。

以后再去中国，要尝尝怎样吃鸭毛

1969年7月，我忽然接到校方通知，让我立即回北京准备出国。到京后才知道派我去阿富汗。

阿富汗是我国西北边疆上的邻国，只有约100公里接壤。两国1955年建交，1963年就进行边界谈判，11月正式签订了《中阿边界条约》。当时的陈毅副总理说：“中国同邻国友好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巨大胜利，也是对于巩固这个地区的和平和加强亚非各国团结的重要贡献。”可见这个地区是如何的重要。我受命出使，既感光荣，又感责任重。

· 1960年，阿富汗的一家纱厂。

我的前任三位大使为了两国的友好和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创了广阔的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建交后我们对阿的经济援助是富有成效的，最大的工程是巴格拉密纺织厂、泊尔旺水利工程，此外还有传授技艺的养鱼场、种禽场、养蚕场、种茶、镶嵌等等。

这些大小项目都有效益，不仅解决了阿人民所需的棉纱、布匹、灌溉、发电，同时培养了大量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教会了阿人民养鱼、养鸡鸭、养蚕、种茶、镶嵌的技艺，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政府当局的赞赏和感谢。纺织厂竣工典礼会上，以首相为首的许多大臣都到场祝贺，热情赞扬中国的无私援助，特别是我经援人员的艰苦作风和负责态度，给阿富汗各阶层人民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在阿工作近5年时间，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不仅是要做好民间的工作，广交朋友，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当权人物的工作，特别是王室的工作。

阿富汗在以查希尔国王为首的皇族统治之下，国王具有至高权威。当年我和王室人员的接触是较多的，或以大使家宴形式，或以专场电影招待会形式邀请王叔（老元帅）、大公主、大驸马等到使馆做客。

· 当地民众开办养鸡场改善生活

一次，我陪同国王视察我援建的种禽场（种鸡、种鸭）和养鱼场，国王的兴趣很浓，他讲了个笑话，说他以前访华时吃过烤鸭，鸭肉、鸭肝、鸭脸、鸭爪、鸭头都吃到了，最后鸭骨头做成汤也吃了，可是就没有吃到鸭毛，并开玩笑说，以后再去中国时，一定要尝尝鸭毛是什么味道，引得在场人大笑。在养鱼场正值午餐时间，我经援人员用自己烧的鱼招待他，他备加称赞味道鲜美，临行时我们请侍卫人员带几条加工好的鱼回王宫给王后尝尝，国王非常高兴。

1973年我奉调离开阿富汗，其后阿形势巨变，王朝在外来势力的影响下被推翻了，国王也流亡到意大利去了。

首任大使带着农技组赴任

1973年9月，我国同西非国家上沃尔特（现名布基纳法索）建交。它是前法属殖民地，在同国民党废除外交关系后，要求同我国立即建交，并要求我们接替国民党派往该国的农耕队。我受命到那里担当首任大使，为签订经援协定，为使农耕工作不致中断，外交部要求我带着我国选派的农技组紧急赴任。

递交国书后，第一件事就是代表我国与上沃尔特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要农技组立即赶赴现场开展工作。新大使带着经援人员上任是少见的。

· 专家组考察金亚雷洼地水稻种植情况。

我国对上沃尔特的经济援助主要是两大项：一是农业方面，兴修水利种植水稻，在博博迪乌拉索和班福拉我们都派有农技组，传授种稻技术是成功的，大受人民的欢迎；二是医疗卫生方面，由北京市派出包括内科、外科、眼科、针灸科及多科种的医疗队，上沃尔特是干旱国家，蚊虫肆虐，传染病多，特别是疟疾，尤为流行。为消除病害，传授医疗知识和技术，我医疗队做出了重大贡献，该国朝野上下、广大人民交口称赞，影响是深远巨大的。

我们两国虽然是新建交国家，相距万里，但两国关系是友好的、密切的，这也是由于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两国同属第三世界，都受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剥削，都面临维护独立、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两国人民的情感是相通的。

上沃尔特国内经济困难较多，人民生活贫困，属全世界最困难的25个国家之一；但在政治形势方面，在多变的一些非洲国家中，还算是稳定的，在我工作的5年中，无论是驻在上沃尔特国内，还是在两国关系发展中，都没有发生重大不良事件，可谓是在平平安安、和平友好的气氛中度过的。

正是因为两国和平友好，也许还因为我是在驻上沃尔特使团中时间较久的一位使节，上沃尔特总统扎米扎纳将军在1978年5月向我正式授勋，颁发奖状和勋章。在授勋仪式上，我表示这不止是个人的荣誉，而是两国友好关系的光辉象征。

从零上45摄氏度到零下45摄氏度

上沃尔特是临近赤道的热带国家，全年最高气温可达45摄氏度；芬兰是临近北极的寒带国家，北部全年最低气温可降至零下45摄氏度。我是在1979年3月从上沃尔特调到芬兰工作的，人们说笑话，我是经过了“热处理”的，现在再经过“冷处理”，如果也经住了考验，可谓受到了全面的“锻炼”，在全世界就没有什么地方不能适应的了，而做外交工作的人，谁也不知道自己将会到什么地方去。

我在芬兰仅仅工作一年，1980年3月就奉调回国了。芬兰是西方国家中同我国建交最早的国家之一，从1950年10月两国建交，到1979年时我是第八任的驻芬使节了。

· 耿飚副总理

短短一年中，我做的工作有限，但有一项活动，对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发展两国间的合作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那就是1979年5月底至6月初，耿飚副总理率团对芬兰的访问。我参与了代表团的活动，这对于我这个新到任的大使加快了解驻在国的情况、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是大有帮助的。

耿副总理访问期间，双方签订了《经济工业科技合作协定》，当时的芬兰外交部长说：“访问是成功的，为我们之间的合作开辟了新的前景，我们两国之间良好的、长期的政治关系，是这一合作得以积极发展的保证。”

芬兰是非常美丽的国家，有着美好的风光、友好的人民。它号称“千湖之国”，冬季白雪皑皑，夏季碧波涟涟，大地被郁郁葱葱的寒带森林覆盖着，实在令人怀想迷恋。可惜我的任期太短了。

1980年4月的一天，我怀着惜别的心情从赫尔辛基乘火车，经过漫长的西伯利亚大地回到了可爱的祖国首都——北京。这样，我也就告别了18年的外交生涯，走上了新的岗位，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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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二辑）》 

作者 | 谢邦治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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