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总理当译员

 

作者简介    

张锡昌 1964-1967年及1981-1988年，在中国驻法国使馆工作，历任三等秘书、一等秘书、政务参赞、临时代办等职；1992-1994年，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参赞；著有《战后法国外交史》、《传奇人物戴高乐》（两书与夫人周剑卿合著）、《密特朗传》等；1999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于50年代初分配到外交部西欧非洲司法国科工作。当时，外交部尚未建立专门的翻译班子，给中央领导同志配备翻译，或从外单位借用，或从地区司临时抽调。

· 1954年7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1954年4月，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这是我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部领导十分重视，亲自面试选定赴会翻译人员。结果，入选的有三名法语译员，两位是外单位早年留学法国的前辈，就数我是个小青年。

也许由于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见了点世面，回国后不久，部里开始安排我给中央领导同志当翻译，给周总理当翻译的机会更多些。在工作过程中，我对总理作为伟人和常人的高贵品质与优良作风有不少亲身感受，深受教益。

周总理同外宾谈话，出口成章，语言流畅、严谨，有些表达方式同外语比较接近，而且总理口齿清楚，快慢适度。按理，翻译不会太吃力。然而，我初出茅庐，又自感水平有限，临场自然不免紧张。我的数字概念特别薄弱，加之法文有些数字的表达方式特别别扭，有时碰上一串数字，思想一紧张，就更转不过弯来，数字译得不顺，下面就慌了。

遇到这种情况，总理不但不批评，反而和颜悦色地给我鼓气：“有什么好紧张的，慢慢翻就是了。其实，你的法语不错，只要不紧张，一定能翻好。”总理如此体谅、爱护干部，使我深受教育。

总理对工作要求极其严格，对下面干部既爱护又严格，而严格也体现了真正的爱护。一旦发现差错或不合要求之处，总理常常当场提出批评，毫不含糊。我也经历过这种情况。

有一回，总理接见一个讲法语的代表团，我有几处译得不顺，总理当即提出批评。这对我是更高的要求，也是很好的鞭策。

当过翻译的同志都知道，在饭桌上翻译是最苦的。要是满嘴饭菜，说起话来就十分狼狈，也很不雅观，于是只好少吃或基本不吃。总理非常体谅译员的苦衷，不时在饭桌上叫“暂停”：“我先不说话了，你吃点东西。”说着，还亲自往我盘子里夹菜。有一回，上的是清蒸富春江鱼。总理一面给我夹鱼，一面告诉我：“鱼的鳞可以吃，别有风味，可别咽下去。”一转眼，我就把鱼吃了。总理笑着说：“你吃鱼好快！毕竟是南方人嘛！”

· 1954年7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

总理同外宾谈话，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甚至一个形容词也大有讲究。有时要谈特别重要和比较微妙的问题，总理事先把核心思想交代几句，或把关键性的语句说清楚，让译员思想上有所准备，以保证临场译得准确。总理英、法文底子都不错，英文比法文更好。法文因多年不用，口语有些不便，但听力很好。总理每说完一段，总是非常仔细地听译文，发现错译、漏译就当即指出，有时还提醒“那个关键性的词翻清楚了没有”“那个形容词译了没有”。

外宾来前、走后的片刻时间，总理同陪同人员不是谈工作就是拉家常，见到生面孔更少不了问这问那。有一回，总理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是绍兴人。总理亲切地说：“我祖籍绍兴，生在淮安。这么说来，我们还是同乡哩！”几句话顿时缩短了我同总理的距离。在我心目中，总理从令人敬畏的伟人顿时成了和蔼可亲、富有人情味的常人了。给总理当翻译不感到胆怯，这恐怕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总理处处事事以工作为重，总把自己放在工作需要的恰当位置上。50年代，毛主席任国家主席时期，外国驻华使节前往中南海勤政殿呈递国书，周总理兼外长照例在场。仪式隆重而简单。使节先在勤政殿前的院子里检阅仪仗队，然后进入殿内向毛主席递交国书，使节书面颂词和主席答词均由双方礼宾官员交换。合影后，主席和使节前往大殿旁的书房谈话，这是呈递国书仪式中最实质性的一个环节。

从大殿通往书房的通道很窄，仅能容两人并行，主席和使节走在前头。我心想应当让总理先行，总理却手一挥，叫我紧跟主席，自己缓缓走在后面。后来总理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时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由小见大，这一细节充分体现了总理以工作为重的崇高品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总理生活之简朴，如非亲眼目睹，真是难以置信。1958年8月23日开始，我国对金门、马祖实施大规模炮击。美国声明不放弃以武力阻挠解放台湾的“责任”，急忙调集海军到台湾海峡增援第七舰队。台湾海峡顿时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我炮击、封锁金门、马祖，一方面对台湾当局施压，底牌却是“打而不登，封而不死”，暂缓解放金、马，这样更有利于台湾回归祖国的长远利益；另一方面试探美国虚实，“以打促谈”，逼美国回到中美大使级谈判桌上来。

这不仅是一场军事斗争，而且是一场艺术高超的政治、外交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总理亲自一个接一个地接见主要国家驻华使节，向有关国家发出信息，争取同情和支持。有关工作人员从早到晚在西花厅待命。

我记得，讲英、法语的使节安排在一起。送走讲法语的使节，紧接着来了讲英语的，下面还有讲法语的。这时，总理要我不必退场。我领会总理的用意，要我多听听他的谈话，更好领会精神，可以更确切地翻译。当时，有位使节对金门、马祖的地理位置没有什么概念。总理要我把他办公桌上的地图拿来，以便于谈话。

· 工作中的周恩来总理

我在西花厅后边拐了几个弯，来到总理办公室。陈设之简单令人吃惊。我拿起摊在办公桌上的大幅地图，只见桌上一方砚台和几支毛笔、一盏普通的绿色玻璃罩台灯，同我们办公室用的一模一样。屋里仅有一把罩着素色布套的普通办公椅，连一张沙发也没有。总理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日理万机，为国操劳。一张长方会议桌放在另一边，四周放着十来把椅子，占去了办公室的大半个空间。如今乡镇企业老板的办公室，不知要比总理办公室讲究多少倍。

那天总理连续接见各国使节，直到凌晨1时许尚未结束。在接见两位使节的间隙，警卫匆忙端来一碗面条，放在总理面前。总理高声说：“对不起，我先用夜餐了，不能招待大家了。”说着，匆匆把面条吃完，另一位使节又到了。谁都知道总理习惯于彻夜工作，但人们未必知道，总理就靠这一碗普普通通的面条熬上一夜……

-End-

文字 | 《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 

作者 | 张锡昌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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