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黑黄三基色——漫谈联合国国际职员
作者简介
万经章 曾任联合国前高级政务官、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外交部外交笔会副秘书长等职。
在自然界，红、绿、蓝三基色构成了多彩的大千世界。在联合国，三基色却变成了相对单调的白、黄、黑。这里指的既不是蓝灰色调的联合国总部大厦，也不是蓝、绿、黄三色相间的联大会堂，不是五颜六色迎风飘扬的万国国旗，更不是联合国花园里的茵茵绿草、绯红如云的樱花或者姹紫嫣红的玫瑰。
只要你站在联合国大门口观察一会儿，就不难发现，每天进进出出这块国际领土的数千名国际职员中，有白人，有黑人，有我们黄皮肤的亚洲人，也有混合了白黄黑三基色的各种中间肤色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黄黑构成了联合国也是人类族群的三基色。这些来自世界上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不同肤色的员工聚在一起，为联合国带来了不同的习俗和文化，使这个国际大家庭增添了无限的生命和活力。
壹
联合国国际职员的基本情况
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在日内瓦、维也纳、曼谷、内罗毕、亚的斯亚贝巴、贝鲁特和圣地亚哥也设有办事处。如果加上联合国的10多个专门机构，整个联合国系统人数约有3万人，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
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秘书处员工大约有6000人左右。秘书处，顾名思义，里面最多的肯定是“秘书”。尽管职位有大有小，级别有高有低，泛泛讲来，联合国上上下下都是“秘书”。最大的秘书当然非联合国秘书长（Secretary-General）莫属，他是全体秘书之长，下面依次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常任副秘书长（Deputy-Secretary-General），主管各大部的副秘书长（Under-Secretary-General），以及助理秘书长（Assis-tant-Secretary-General）。
这个管理层的下边，是各个业务部门的头头（Chiet and Director）以及各级专业人员（Professionals）。他们中许多人对内称呼也带个“长”字（如司长、处长等），但多数要负责联合国各种委员会的工作，在那里他们也叫某某委员会的秘书，例如主管裁军事务的联大一委秘书，主管财务问题的联大五委秘书等等。
联合国这种秘书，其实就是联合国各级行政部门的头头。他们在为会员国服务的同时，其独特的地位也赋予了他们相当大的权力，可以利用熟悉自身特点和情况的优势对联合国处理问题施加影响，甚至可以通过委员会主席左右委员会的工作。
此外，秘书处还有许多一般工作人员（Gener-al-Service Staff），他们也叫“秘书”，但不在官员或专业人员之列。按国内通常的理解，这些人大概才是真正的秘书。这类人员中，黄面孔大概最多，因为光是来自菲律宾的秘书就有7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许多都有大学或大学以上的学历文凭。笔者本人曾长期担任联合国制裁委员会的秘书，协助我工作的助手和秘书中，就有来自美国、英国、瑞典、丹麦、日本、新加坡、印度、菲律宾、牙买加、巴巴多斯、埃塞俄比亚等十多个国家的同事。
初到联合国时每天看见这么多不同肤色的人聚在一起，觉得很新鲜；时间一长，视觉逐渐疲劳，肤色的区别似乎不再存在了。
依我个人观察，白黄黑三色人中，联合国秘书处总体上还是以白种人居多。根据联合国的招聘制度，一个国家到联合国任职人员的多寡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会籍因素、会费因素和人口因素。
其中会费因素最重要。联合国所有专业级以上人员总数当中，约55%的份额由会费因素决定，谁缴的会费多，谁得到的人员份额也相应多。这对美、日、欧洲等富国当然有利。其次，40%的名额是按会籍因素分配的，也就是说所有会员国在秘书处都可以得到一定的任职份额。最后是人口因素，比重只占5%。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稍稍占点便宜，但在整个份额分配中，这个因素是微不足道的。
基于上述分配原则，会员国在联合国总部任职的人数是极不平均的。美国是第一会费大户，联合国总部又在纽约，美国人在秘书处任职的也最多，担任专业人员以上职务的约有950人，一般工作人员1400余人；其他大国依次是法国，两类名额分别为560人和800人；英国分别为420人和400人，俄罗斯分别为350人和250人，日本分别有150人和80人（分配名额未占满）。我们中国，担任专业人员以上职务的有250人（其中大部分是翻译等语言类专门人才），其他一般职员有120人左右。
贰
中国籍国际职员的基本情况
受聘于联合国秘书处的中国籍国际职员，有的直接来自国内，有的是已在海外定居的华人。不管过去做什么工作，他们一旦受聘于联合国秘书处，理论上都要和原籍国“划清界限”，只能效忠于联合国秘书长。目前，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200多名中国籍官员和专业人员，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占用联合国地域分配员额的人员，现有50多人，主要是较高级别的官员、管理层和其他专门人才。所谓联合国地域员额，是指一个会员国的国民可以在秘书处任职的额度。它是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按照上述会籍、会费、人口三因素而推算出来的一个数字。
另一部分是不受地域员额分配的技术性或服务性人员，如同声传译、笔头翻译、打字员以及一般工作人员。这部分职员由秘书处根据工作实际需要招聘，原则上不需要顾及是否应来自某个特定的国家。由于中文是联合国的正式官方语种和工作语言，秘书处所需的100多名中文人才绝大部分来自中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 2001年8月21日，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右）与即将离任的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金永健交谈。图源：《风云际会联合国》
如果再具体一些，占用联合国地域员额分配的中国籍职员又可细分为以下两部分：
一小部分（10人左右）属中国政府借调人员，即根据联合国有关规定和工作需要，经中国政府推荐并由联合国秘书处审查合格后正式聘用的人员。这类人员一般级别较高，担任联合国秘书处某个部门的负责人（如联合国副秘书长）或其他比较重要的职务。
从广义上讲，这部分人与“政治性任命”或多或少都有点关系。另外大部分的中国国际职员（约50人），虽然也占用由联合国分配给中国的地域名额，也担任级别较高的职务或是某部门的专门人才，但他们不属政府借调范畴。其中一部分资深人士持有中国护照，但却是来自台湾或港澳地区的同胞以及旅居海外的华人，另有几十个是近年来通过人事部与联合国有关部门的严格考试从国内选拔去的专门人才，是中国国际职员队伍中的后起之秀。
多年来，由于中国会费比额较低（15年前约占会费总额的0.8%），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的人员也相对较少，远远比不上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还不如印度或巴基斯坦等传统人才输出大国。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所分摊的会费不断增加，2007年开始已增加到2.67%。中国会费比额的增长为中国人在联合国任职创造了有利条件，相信联合国秘书处黄皮肤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
从理论上说，秘书长是联合国秘书处的首席执行官，是人事任命的最高权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秘书长的权力严重受制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职务和权力分配问题上，他既要避免触及某些大国的利益，又需要顾及政治平衡。多数情况下，联合国秘书处主管政治、维和、人事、财务、法律等重要部门的副秘书长，位置往往会由西方大国切割瓜分。
由中国副秘书长主管的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简称大会事务部）人员最多，约占秘书处员工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该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为联合国大会和其他各种会议提供服务，保证素以文山会海著称的联合国得以正常运转。
近年来，主管该部的中国籍副秘书长因应形势变化，倡导并落实了不少旨在节约开支、提高效率的改革措施，成绩为各方所公认。大会事务部是中国职员最集中的地方。除原来的中国副秘书长以外，还有几名来自中国的借调人员和级别较高的专业管理人员，包括副秘书长的一名特别助理、翻译司司长和中文处处长等。
大会事务部的其他100多名中国职员，主要从事中文口译和笔头翻译工作，还有一部分是编辑审校人员、逐字记录员和中文打字员。中文翻译和打字员几乎占据了联合国大楼的整个23层，口译同传和逐字记录员则散布在大楼内外的其他地方。
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其他部门，如政治事务部、裁军事务部、维和行动部、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法律事务办公室、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等部门，也零零散散地活跃着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他们有的是中国政府的借调人员，有的是经过国家选拔考试进入秘书处的中国专业人士，有的是过去长期在联合国工作并已换持中国护照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
叁
在联合国任职的机遇和挑战
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的多寡，特别是其职位的高低、所任职务的重要性，以及是否可以在维护本国权益问题上发挥作用，可以直接反映出这个国家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地位和影响。正因如此，一些国家为了得到某些位置而争得你死我活，有时把秘书长搞得进退两难。
一些国家（如法国）为了增加本国公民在秘书处任职的份额或晋升他们的职务，往往由国家或政府高级领导人亲自出面向秘书长游说，政府相关部门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也会不遗余力地开展工作，真是上上下下齐努力，颇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这种大力游说甚至施压的做法，在联合国是司空见惯的。
我本人就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进过这种争权夺利的漩涡。十多年前，我在联合国政治事务部主管安理会对伊拉克制裁委员会的工作。据秘书长办公室一位要好的朋友后来告诉我，我的位子差点被人抢走。
大体情况是这样的：由于伊拉克问题一直是安理会各方争论的焦点，制裁委员会变得十分重要，各方越来越重视委员会的工作，我这个主管“秘书”的职务引起了安理会某个常任理事国（恕我不点名了）超乎寻常的兴趣，极力想取我而代之。这个国家与中国虽然比较友好，对伊立场也有些接近，但为了达到操控委员会工作的目的，它的常驻代表几次找到时任秘书长的埃及人加利，劝说他把我调往另一部门，把我在委员会的“秘书”职务让给这个国家推荐的一位高级外交官担任。
据那位知情的朋友讲，加利对此感到十分为难。一方面，他不想得罪这位欧洲老朋友；另一方面，他也要顾及同样是常任理事国的中国的可能反应，因为我是中国政府的借调官员；更重要的是，我的工作无可挑剔，秘书处上下左右有口皆碑。我所领导的团队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经验和效率得到了委员会主席乃至所有成员国的好评和信任（也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个常任理事国），加利秘书长找不出任何理由重新洗牌。
后来，该国大使无功而退，但并未放弃。当加利访问欧洲时，那个国家的总统又亲自出马游说。权衡之后，加利还是没有答应。为了安抚那个大国，加利秘书长破例同意立即把该大国推荐的资深外交官招进秘书处，在政治事务部助理秘书长办公室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职务。
• 作者（中）与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办公室聚会。图源：《风云际会联合国》
从上面这个例子看，联合国在人事问题上的复杂性可略见一斑。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职员占据重要岗位者寥寥无几。联合国秘书处高级职位很多，除十余名现职副秘书长之外，享受同等级别的秘书长特别顾问、私人代表等总人数不下半百，但中国只有副秘书长一个职位。在秘书处众多的司处级以上官员中，中国人员屈指可数。前些年，随着部分资深官员的退休，由中国人担任的高级职务反而有所减少。
就部门分配而言，在联合国核心部门任职的中国人仍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分散在一些技术和服务性部门。可喜的是，一些相对年轻的中国籍职员近年来逐渐崭露头角，部分人已经得到提升和重用，正在成为国际公务员中值得称道的后起之秀。
但总的来说，中国在联合国的职员数量和职务仍大大低于西方国家，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内部的影响力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是一个不应继续下去的现象。如果我们能充分发挥国力增强的优势，进一步借鉴他国经验适当加大工作力度，前景应该会十分光明的。
肆
中国籍职员的生活和联谊活动
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工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中国籍职员多数拖家带口，要在美国纽约这个消费高昂的大都市生活并不容易。
和国内上班族一样，大多数中国雇员也过着朝九晚五（有时需加班）的生活，每天在住家与联合国总部大楼之间奔波。在交通方面，汽车虽是美国大众化的通勤工具，但令人头痛的塞车和停车位紧缺，迫使许多人改乘地铁和公交车，其中当然也有不少中国职员。
在联合国总部大楼里，除工作之外，中国职员之间还有不少社交和联谊活动。大家经常利用秘书处法定的喝咖啡和午餐时间，三五成堆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互通信息。联合国大楼23层上有一间房是中文书会的所在地，里面有许多中文图书和音像资料供大家借阅，也可以说那里是中国职员的非正式会馆。
此外，中国职员间还保留着一种松散的联谊传统，在中国重大传统节假日前后，往往有人出面组织聚餐等庆祝活动。同时，迎来送往更是国人十分重视的礼仪，每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使履新或离任，每逢联合国中国副秘书长更替或资深人士离任，中国籍联合国职员都会自发地凑钱举行规模不等的欢迎或践行宴会。周末或节假日期间，中国国际职员也经常举行居家休闲式的朋友聚会和郊游活动。
• 1996年作者夫妇（右一、左一）与李肇星大使夫妇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招待会上。图源：《风云际会联合国》
记得李肇星当年到联合国就任中国常驻代表时，中国职员们自发凑钱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他深情地说，虽参加过许多招待宴请，但出席这种由邀请人自己掏腰包的宴会还是第一次，他将把中国国际职员的真情厚谊永远铭记在心。笔者离开联合国时，秘书处的中国同事也多次为我设宴饯行，令人难以忘怀。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为中国国际职员的联谊聚会提供了许多方便和支持，每年还几次邀请他们到代表团驻地做客。人在异乡为异客，乡情、亲情、同胞之情尤为珍贵，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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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风云际会联合国》 （2008年1月第一次印刷）
作者 | 万经章
图片 | 除标注外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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