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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中芬早期交往史

王家骥 外交官说事儿 2023-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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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骥 中国前驻芬兰使馆政务参赞。

2020年是中芬建交70周年。在中国,大家一般都知道,芬兰是最早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但很少有人了解,实际上,中芬两国的人员交往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本文介绍的两位芬兰历史人物,就是两国早期交往的例证。

我想先从自己当年赴芬兰留学的一段经历谈起。

王家骥

20世纪50年代末,我和我的一位同学,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中芬两国第二批交换留学生,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进修芬兰语。1960年5月,我们去芬兰中部城市于韦斯屈莱上夏季大学。于韦斯屈莱高等教育学院(今于韦斯屈莱大学)是培养芬兰语教师的摇篮,每年5月至8月该校都为进修的中小学教师开办夏季大学。开设的课程十分专业,有芬兰语语音学、芬兰语语法、芬兰语支语言、芬兰文学等。我和一位叫阿尔托宁的芬兰小学教师同住一间学生宿舍。我们还认识了几位芬裔瑞典籍女教师,她们是从瑞典北部过来进修的,那里有为芬兰移民子女开办的芬兰文学校。芬兰同学对我们都十分友好。

特别让人难忘的是,那年仲夏节,于韦斯屈莱市市长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做客,市长夫人早早开车来接我们。在市长家的客厅里,我们见到了市长及其家人,还有一些市长的朋友,其中有一位来自国外的东正教神父和一位芬兰女牧师。令人惊奇的是,那位50多岁的女牧师竟能用流利的普通话与我们交谈。原来她曾经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传教。她说,芬兰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历史很长。随后,应市长的邀请,我们到广场上旁听了神父的布道会。回到市长家里,丰盛的自助餐之后,市长邀请我们去洗桑拿浴,由其读高中的儿子陪伴。我第一次享受到了从桑拿浴室出来直接跳到清凉的湖水中去的那种沁人心脾的凉爽、神妙的感觉。晚上的篝火晚会是在一个半岛上举行的。人们围着篝火尽情地唱歌、跳舞、玩各种游戏,通宵达旦,热闹非凡。

1960年8月下旬,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赫尔辛基举行。中国派出一个100多人的大型青年代表团参加,我参加了接待工作。开始时,我陪同代表团领导参加青年论坛,后来再陪同青年劳动模范尉凤英和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等参观访问,受到芬兰进步工会和民众的热烈欢迎。

中芬两国的人员来往,可以追溯到19世纪俄属芬兰大公国时期。历史上,芬兰自1155年起,被瑞典王国统治达6个多世纪。1809年,瑞典在与俄国的战争中战败,将芬兰割让给俄国。芬兰遂成为沙皇俄国的大公国,沙皇为芬兰大公,芬兰在形式上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地位。在俄国这种较为宽松的政治统治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产生的芬兰民族觉醒思潮,逐渐得到了发展,出现了一批追溯芬兰民族起源、强调民族意识和开创民族文化的民族主义文人。

1817年,从无数的民间诗歌中诞生出来的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出版了。

1831年,芬兰文学协会成立。

1863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布芬兰语为芬兰正式的行政和法律场合用语,即享有与瑞典语同等地位的官方语言。芬兰语不属于印欧语系,而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芬兰-乌戈尔语族,或称芬匈语族。芬匈语族包括芬兰匈牙利语、爱沙尼亚语和分散在卡累利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小族群语言,以及现今尚活动在西伯利亚通古斯一带的鄂毕乌戈尔人或匈人语。

19世纪四五十年代,许多从事语言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接二连三地奔赴乌拉尔-阿尔泰地区和西伯利亚的一些芬匈语部族居住区域进行考察。当初他们共同的目标,是考证芬匈语族的民族起源。

1883年,芬兰-乌戈尔学会成立。当时欧洲正值东方学热潮的兴起,芬兰对于语言、民族的考察进一步扩大到历史、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等众多方面,在语言学方面,则扩大到突厥学、蒙古学和汉学。更多的学者来到中国新疆、内蒙古和外蒙古地区进行考察,其中著名的有奥托·唐纳(Otto Donner)、约翰·兰司铁(Gustav John Ramstedt,1873-1950)和萨卡里·派尔西(Sakari Pälsi)

兰司铁

兰司铁原是一名在芬兰故都图尔库瑞典文中学教书的青年教师。1898-1901年,他接受时任芬兰-乌戈尔学会会长唐纳的委派,到蒙古乌尔噶(今乌兰巴托)考察蒙古民族和语言。他在牧民中学习蒙古口语,收集民歌、民间故事和谜语以及文字资料。回国后,兰司铁于1903年发表了两篇关于蒙古语语音、语法和乌尔噶方言与古蒙文对比研究的论文,开创了蒙古学研究的先河。之后,自1903年至1913年,兰司铁又连续六次到蒙古、新疆、中亚和伏尔加河流域进行考察。1905年,他曾在乌鲁木齐停留数月,并到巴音布鲁克草原会见从伏尔加河流域东归的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的后裔巴雅尔汗王。通过长期的考察,兰司铁深入研究了蒙古各部族以及突厥、维吾尔和波斯等民族的语言和历史,进而著书立说,并在赫尔辛基大学开课,教授蒙古语、蒙古历史和通古斯学、突厥学等,成为世界闻名的蒙古学学者。

兰司铁不仅仅是著名的蒙古学学者,而且还是独立后的芬兰派往北京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使者。1919年,兰司铁被芬兰共和国总统斯朵尔伯格任命为第一任驻日本、中国和暹罗(泰国的旧称)公使。兰司铁在他的回忆录《七次东方之旅》中“独立的芬兰与中国的关系”一节里,详细地描述了他与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外交部谈判建交的过程。

1919年,兰司铁到达东京后,随即通过中国驻日本公使与中国北洋政府外交部取得联系,提出去北京进行建交谈判和递交国书。当时的北洋政府在五四爱国主义运动浪潮的冲击下,要求新建交国必须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先签订两国友好和贸易协定,即《和平协定》,不能带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反对外国在中国实行强权政策,芬兰也不例外。

兰司铁向中国公使解释说,芬兰与中国从不存在战争状态,没有必要签订《和平协定》;芬兰的政策可以简单地说是一种“文化政策”,绝不是强权政策。芬兰向中国和日本仅仅输出新闻纸和纸浆,越是文明的社会越需要纸张。芬兰从不谋求侵占任何国家的领土和攫取各种特权。任何承认芬兰独立并与之建交的国家都没有要求事先签订这种协定。

在中国公使依然强调签订协定的必要性,并要求写一份备忘录后,兰司铁幽默地写了下列一段话:“尽管中国政府提出了各种新的原则,但依然与百年前的立场一样,不欢迎外国人。可惜芬兰从来没有巨大的战船和大炮,用以炮轰中国的沿海城市,就像英国人、葡萄牙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所做的那样。芬兰只不过派了一些传教士来,建立了几个小小的传教站,试图通过治疗疾病帮助苦难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公使说:“你的备忘录相当奇特,但公使还是把它翻译成中文,发送到中国外交部。”出乎意料,没过多久,中国公使电话通知兰司铁说,北京来了电报,欢迎他到北京去。

兰司铁的北京之行十分顺利。在外交部,首先是办公厅主任跟他谈了互惠、平等原则问题。兰司铁表示,他完全同意这些原则,芬兰政府保证遵守这些一般原则。“现在当芬兰政府的代表拜会外交部部长并向他递交我的国书时,我希望中国政府也遵守这些同样的原则。”兰司铁同时提出,根据这些原则,中国政府是否也尽早派出公使到赫尔辛基去。

第二天,北洋政府外交部部长接见了兰司铁,并向他保证尽可能派出外交代表到赫尔辛基。最后,部长通知他,从今天起,他就是在中国外交名册上芬兰的正式代表了。他的中文名字是“兰木生”。兰司铁觉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兰花木的儿子”,与他的芬兰原名很贴切。当他回到东京时,得悉中国先前驻圣彼得堡的大使已被派往赫尔辛基,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中国驻芬兰公使馆。

1920年,兰司铁还到北京见到了北洋政府新任外交部部长顾维钧。

1929年,兰司铁奉调回国时,到了南京,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辞行。

马达汉(即曼纳海姆)

在近代史上,另一个走进中国西部的芬兰探险家是马达汉(即曼纳海姆)。马达汉在芬兰历史上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芬兰独立后的第一位国家元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芬兰同苏联的两次战争中,马达汉是芬兰国防军总司令,芬兰唯一的元帅,战后担任芬兰共和国总统,领导芬兰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

马达汉出生在沙俄统治下的芬兰,是贵族出身的瑞典裔芬兰人,与俄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91年,他从俄国皇家骑兵学校毕业后,曾服役于沙皇宫廷近卫队,1905年参加在中国辽东半岛进行的日俄战争。1906年至1908年,马达汉受俄军总参谋部的派遣,到中国西部进行军事侦察活动,重点是新疆。同时,他又接受了芬兰-乌戈尔学会的委托,沿途进行了经济、社会、人文考察,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文献性图片和学术资料。我曾潜心研究马达汉的中国西域之行,并撰写了《马达汉(芬兰)》一书,作为“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系列丛书”中的一部,于2002年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

《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封面

马达汉在西域的考察历时两年多,行程14000公里,足迹遍及新疆、甘肃、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河北等省份。他此行的首要任务是为沙俄侵略中国刺探情报。

20世纪初,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西藏和东北地区的侵略。一直觊觎中国的沙俄也不甘落后,决定派马达汉到中国西部进行军事考察,为日后制定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做准备。马达汉完成长途考察之后,随即向俄国总参谋部递交了一份军事考察报告《上校曼纳海姆男爵奉旨于1906-1908年穿越中国突厥斯坦和中国北方诸省至北京之旅的初步考察报告》。只是当马达汉完成历时两年多的考察任务回到俄国时,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已经走向衰败。俄国国内社会动荡不断,革命运动风起云涌。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彻底结束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沙俄侵略中国的美梦也就此破灭。

马达汉为沙俄军队所写的军事考察报告,由于后来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被束之高阁。而他撰写的70多万字的实地考察日记和拍摄的1400多幅照片,涉及沿途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等方方面面,都是历史性的纪实文献,对我们研究和了解中国晚清时期的社会、人文和对外关系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坐落在芬兰赫尔辛基市中心的“马达汉博物馆”展出了他在中国西域考察的大量图片和实物,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学者前往参观。

与此同时,马达汉作为一个小国的民族主义者,对受尽列强欺压的中国又寄予同情和希望。马达汉在他的《旅行日记》中,把中国看成与俄国一样的大国;在他的《回忆录》中准确地指出:20世纪的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一个现代化的行政和技术队伍以及新的公路和铁路网,但首先需要的是和平。马达汉1940年在战时司令部为出版《旅行日记》而撰写的“致读者”一文中又指出,“改革工作在中国内地也已深入,由此看来很有可能的是,这个国家正在走向一个新的、伟大的未来;一个新的力量中心将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全世界又将再一次把她当作大国因素而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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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和芬兰的故事》

作者 | 王家骥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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