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富汗朋友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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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黎明  1939年生于上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和北京大学东语系；1963年入外交部工作，先后在驻阿富汗、伊朗使馆和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工作，曾担任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波斯语翻译；1988年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1991-2001年先后出任中国驻伊朗、阿联酋、荷兰大使兼中国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代表；1998年被阿联酋总统扎耶德授予“一级独立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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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接到阿富汗驻华大使凯亚木丁·劳伊的电话，说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阿卜杜尔·加福尔·拉旺·法尔哈迪大使将于数日后到北京出席国际会议，希望见到我。

听到拉旺·法尔哈迪这个名字，我不禁为之一震。他可是40年前阿富汗外交部的掌门人，1971年我离开阿富汗之后再也没有与他相见，后来只听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他流亡到了国外。

1982年，我的学长、北大教授张鸿年到巴黎出席一个研讨会回到北京后，给远在德黑兰的我写过一封信说，他在巴黎偶遇在法国某大学教授波斯文学的拉旺·法尔哈迪，他问候我。

2002年的喀布尔街头

之后20年，阿富汗内战不休，拉旺·法尔哈迪有家不得回，我自己也在外交工作的岗位上四海为家，我们再也不知相互的去向和命运。

2001年“9·11”事件后，有一次，我在一条电视新闻中突然看到了他的面孔，发现他坐在了联合国阿富汗的席位上，真是兴奋不已！那时我就预感：世界很小，我们会再见面的。

在劳伊大使的精心安排下，我们终于在北京的一个饭店见面了，真是人生如梦。三十几年前曾经代表阿富汗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的拉旺·法尔哈迪现已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脸上布满了痛苦的流亡生涯留下的痕迹，但是他精神仍然矍铄，还像从前那样乐观、幽默。

华黎明（左）和查希尔国王

当他开始诉说与我分手后的经历时，我就问他：“当年阿富汗发生政变时您在哪里？”他立刻反问我：“您说的是哪一次政变？”这真是一个黑色的幽默！因为自从1974年达乌德发动政变推翻查希尔国王之后，直至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这个国家曾发生过许多次大大小小的政变，其中包含着多少阿富汗人的苦难和血泪。

拉旺告诉我，1974年政变时，他任驻法国大使，不久就被召回喀布尔赋闲了。1979年苏联军队入侵后，他被捕入狱，受了两年牢狱之灾，获释后，他和家人以难民的身份逃亡欧洲。他在法国一所大学里找到一份教授波斯文学的工作，聊以度日。

纳吉布拉与戈尔巴乔夫

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纳吉布拉傀儡政权维持不到3年就倒台了。

1992年2月，阿富汗各抵抗组织成立临时政府，请他出山代表阿富汗新政府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展活动，他又从巴黎到了纽约，并从此接管了阿富汗驻联合国代表团。不久，阿富汗内战爆发，他这位资深的外交官竟不知道自己应该代表哪个阿富汗政府。

1997年，塔利班攻占首都喀布尔并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解除原派驻国外的所有大使的职务，他也在其中。但是由于联合国不承认塔利班政权，塔利班派往联合国的代表被拒之门外，拉旺·法尔哈迪也率领阿富汗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抵制了塔利班的代表进入代表团的驻地。直至2001年末塔利班政权垮台，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他再次被任命为阿富汗驻联合国代表。

我听他诉说完这段经历之后，真是唏嘘不止、感叹不已。想当年，拉旺·法尔哈迪在喀布尔政界和外交界真可谓无人不知、谁人不晓。

查希尔国王统治下的阿富汗奉行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在冷战年代，像阿富汗这样一个既穷又弱、战略地位又十分重要的小国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为了减轻来自邻国巴基斯坦的压力，它不得不借助苏联的力量，但又不能得罪美国。在两大集团之间保持平衡，还要左右逢源。

查希尔国王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但是，执行这个政策则需要高超的外交技术。20世纪60年代的阿富汗外交大臣由首相兼任，时任外交部政治总司长的拉旺·法尔哈迪就成了为上述政策掌握分寸、代表阿富汗与各国周旋的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当时驻喀布尔的外交使团公认，他的工作做得很出色。

瓦罕走廊边境线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在亚非拉国家中声望很高，而且敢于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抗衡，阿富汗急需借助中国的力量保持它的中立和不结盟地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阿关系在60年代进入了一个小高潮。从1963年签订《中阿边界条约》到1964年查希尔国王访华、签订《中阿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其中无不凝聚拉旺·法尔哈迪的心血。

我于1965年被派往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工作。那时我是一名没有外交官阶的职员，本来无缘接触像拉旺·法尔哈迪这样的高官，只因我担任大使翻译，充当了大使与他之间的桥梁。由于那个年代中阿关系密切，中国大使与他接触十分频繁，时间长了，他熟悉了我这张面孔，我也常受大使的委托直接打电话与他联系，他打电话到中国大使馆我也是第一通话人，这样我们也就成了“忘年之交”。

与拉旺·法尔哈迪重逢的那晚，我们不约而同地回忆起那年8月发生在中阿之间的一场外交危机。8月19日是阿富汗的独立日，每年此时，首都喀布尔都要举行隆重的庆典，为此阿富汗政府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团体到阿演出。

19日当晚首场演出，查希尔国王、王室成员、内阁大臣和外交使团都要出席。中国艺术团每年都应邀赴阿演出，在当地口碑颇佳。但是，1966年派到阿富汗去的中国沈阳杂技团是带着红卫兵的气息进入喀布尔的。每次演出开始，演员们都要举着我们领袖的大幅画像，手捧《语录》高呼“万寿无疆”。

更使东道主啼笑皆非的是，中方提出，中国是“革命”的国家，不能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国家”的艺术团同台演出，首场必须由中国艺术团独家演出。

阿富汗文化新闻大臣西德基的反应非常强烈：一、不允许在舞台上举中国领袖的画像；二、中国杂技团如不愿与别国艺术团同台演出，可以不演回国。为此，陈枫大使根据国内的指示，几度找西德基大臣交涉、抗议都无济于事，双方剑拔弩张，气氛十分紧张。

在关键的时候，阿富汗外交部介入了，代表阿方与中方谈判的就是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拉旺·法尔哈迪。他如今回忆起当年这桩公案时才向我吐露了当时的实情。

他说，他深知查希尔国王发展对华关系的意图，阿中关系积累到当时的水平来之不易，不能让这件事使两国关系毁于一旦。然而，他对中国国内当时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对中国艺术家们在喀布尔的表现也迷惑不解。

阿外交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当时的首相梅文瓦和文化新闻大臣西德基的态度十分强硬，他们主张把中国杂技团赶走，不允许中国向阿富汗“输出革命”；另一方面，中国大使馆和杂技团不断抗议，毫无妥协余地。于是，他自己出面与中国杂技团彻夜谈判。

他耐心地劝说中方，阿富汗是君主国，他们的君主是查希尔国王，希望中方尊重主人。他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考虑到中国的艺术家们不愿与别国同行同台演出，阿方可为中国杂技团安排专场演出，演出时举中国领袖画像也可以，为表示客人对东道主的尊重，请中方将双方领袖的画像并举。中方同意专场演出，但不同意别人的画像与伟大领袖的画像并举。双方僵持到深夜仍不能达成协议。

此时，拉旺·法尔哈迪提出，既然中方拒绝“并举”，阿方同意中国杂技团的专场演出照常举行，但查希尔国王和王室成员不能出席。中方最终接受了这个方案。谈判结束时已是凌晨3时，专场演出就在当日，他必须尽速将谈判结果报告首相梅文瓦，但又不便惊扰，只得等到清晨6时报告首相，终于说服了他批准妥协方案，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1977年春节，驻阿富汗水利专家组全体成员合影。

“文革”10年，其中有5年我在驻阿富汗使馆工作，我们常为阿富汗报纸上刊登西方报刊针对中国的批评文章和讥讽漫画向驻在国外交部抗议，阿富汗军警阻止阿富汗人观看中国援阿工程技术人员在工地放映革命电影，双方发生冲突，大使馆又到阿外交部抗议。此类事件层出不穷，抗议也就成了家常便饭，而代表阿富汗接受中国大使馆抗议的不是别人，还是这位拉旺·法尔哈迪。每次都是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和智慧巧妙地化解了矛盾。

事隔三十几年，这次在北京见面时我好奇地问我这位阿富汗朋友，为什么那时他有这么大的耐心来处理这些事情。

他说，他当初实在不知道中国的“文革”是怎么回事，但他曾多次接触过周恩来和陈毅，他们都很尊重阿富汗这样的小国，他相信这些事不一定是中国政府的本意。他猜想可能是出于一些激进的年轻人的一时冲动，他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的，而两国关系不能因此受损。这一席话不禁让我对这位资深的外交官肃然起敬。

当地时间2003年3月27日，阿富汗喀布尔的郊区，阿富汗难民乘卡车从邻国巴基斯坦返回家园。

2003年9月，我在事隔37年之后重访阿富汗，亲眼目睹经历了几十年战乱的阿富汗人民至今还对中国那样友好，我们要感激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在这个邻国中播下的友谊的种子，也要感谢中阿两国中为维护和发展这一友谊而作出过贡献的许多人，其中应该包括拉旺·法尔哈迪。

拉旺·法尔哈迪来自一个多难之邦，但是他热爱和忠于自己的祖国，为了维护自己祖国的最高利益，将自己的智慧和外交才能发挥到了极至，这是值得我这个同行尊敬的。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为阿富汗的重建再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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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 | 《外交纪实（四）》    作者 | 华黎明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凤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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