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东西方拉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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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斯梅尔特内赫  苏联政治人物，曾任苏联驻美国大使、苏联外交部长、国际对外政策协会会长、前外长世界理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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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伊戈尔·罗高寿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国认识的。当时他在华盛顿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一秘，我在纽约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安理会事务助理。

伊戈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加乔夫（1932年3月1日-2012年4月7日），中文名罗高寿，著名俄罗斯政治家、汉学家，出生于莫斯科，前俄罗斯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上院议员。他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俄友好和平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图为罗高寿接受采访。

有一天，罗高寿携夫人到我们俩共同的朋友家做客，主人为此举行了家庭宴会，我也应邀参加了，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吧。

宴会上，我立刻对这位兴趣广泛、睿智、风趣、热情奔放的人产生了真心的好感。我们慢慢地品尝着威士忌，东拉西扯聊了好长时间，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和兴趣爱好。从那时起，我俩便踏上了一条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友谊之路，我们的关系真可谓莫逆之交。

命运通过外交部领导把我俩安排到各种不同的岗位，有时在国外，有时也在国内工作，但总是他在东方，我在西方（他管东方事务，我管西方事务）。我们的友情推翻了吉卜林的论断，即所谓东方和西方永远不会走到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俩把东西方拉近了，当然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中苏在珍宝岛事件中的冲突

那时，中苏之间形成的政治战略局势促成了这件事。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很突然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两国之间产生严重和危险的对立，甚至导致边境军事冲突。中国人把这一冷淡时期分成了三个阶段：1959-1969年为十年论战，1969-1979年为十年对抗，1979-1989年为十年谈判。总体上看，如不涉及细节，我可以认同这种说法。

当时，我们职业外交家的任务是阻止关系继续恶化，探索正常化的途径，这可是一项长期使命。在对立的第一个十年，莫斯科的主要精力放在“外部战线”的事态上，尤其关注美中两国间的政治博弈，因为这种博弈对我们构成了最大的风险。正因为如此，苏联驻美国使馆需要一些高素质的中国问题专家。

首批派驻美国的此类人员中就有伊戈尔·罗高寿。他的角色，如同后来陆续在苏联驻美国使馆工作的“中国通”一样，是十分重要的。我在美国工作14年，亲眼见证了这一重要事实。

罗高寿在华盛顿期间，这里正酝酿着对我国构成严重威胁的事情。当时，尼克松总统正琢磨着对北京采取新战略，即利用同北京接近对苏联施加巨大压力。这一“迂回战略”的倡导者正是尼克松本人，而非基辛格。

尼克松总统请1969年赴美参加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葬礼的法国总统戴高乐给中国领导人捎口信（法国与中国较早地建立了外交关系），告知说美国打算对华采取旨在拉近两国关系的新方针。这样，华盛顿与北京便开始了密切的接触。

我们驻华盛顿的“观察家”们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向莫斯科通报美国耍的各种手腕，而且努力向华盛顿说明苏联的亚洲政策并不会损害美国利益。

苏联外交部相关部门也随之出现了加强合作的业务诉求，这首先反映在美国处和远东处之间的合作上。当时，我与伊戈尔·罗高寿同时成为部务委员会成员，分别主持这两个处的工作。这是一个配合默契、共同分析、寻求保障我国利益最有效方针的时期。

为避免读者对上面的话产生误解，我想补充说明的是：在我与罗高寿先后担任这两个处的领导、携手工作之前及在此之后，我们一直都有这种合作。但我敢肯定，我俩的友好和相互理解使两个处的合作变得更加密切、更有成效，尤其在应对美中外交博弈方面以及寻求莫斯科和北京相互接近上更是如此。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俩各奔东西了：他出任驻华大使，我成为驻美大使。职业素养使我们嗅到了全球性大变革时期即将来临的气息，然而，很难一下子作出准确的预测，我们俩分别主管工作最紧张的两个点。此时，我们国内的形势急转直下，连近期前景也出现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加之整体国际形势不断恶化，使得情况进一步复杂化。

记得当时戈尔巴乔夫在接见一些作家时说到：“外部敌人看透了我们，他们并不惧怕我国的核威慑。”接着，他的思路转到了另一方向上，认为敌人最担心民主制度在我国是否会取胜。但我自己认为，“敌人”当时更害怕的是苏中接近。

与此同时，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正在加速发展。外交部副部长伊戈尔·罗高寿作为处理这一事务的中心人物，参与制定与北京拉近距离的具体步骤，率领我国代表团参加了最后一轮边界谈判（有关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20多年）。这是一轮最为复杂又十分艰难的谈判，罗高寿显然是一个谈判高手，多亏了他和他的亲密战友，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达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我担任外交部长的任命时，我表示：我认为在自己的工作中，首要任务是全力以赴搞好和发展与周边所有邻国的关系。故而，在首批出访计划中，我选择了北京，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在筹备苏中两国高层会晤前夕，弄清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立场的细微差别。准备这次出访时，我与罗高寿举行了无数次会面。我们开动脑筋，想了一遍又一遍此行北京会谈时可能出现什么问题——这次会谈应该起到最终摸清中国领导人的想法和考虑的作用。

除伊戈尔·罗高寿外，与我一起赴北京的还有安德烈·科济列夫、维塔利·丘尔金、亚历山大·帕诺夫。参加会谈的还有当时的驻华大使、我在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同窗好友尼古拉·索拉维约夫，这是一个阵容很强大的团队。

核心会谈是在我与李鹏总理以及钱其琛外长之间举行的。此处我想提到，那时我与钱外长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一直保持下来。我与李鹏总理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重点谈的是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此处，我想披露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细节：

所有与我谈话的人中，只有李鹏总理以中国人特有的细致、婉转揭示了莫斯科所处的社会经济困境的根本原因。最后，他说到：“解决困难需要领导人的政治智慧，而且按照我们的看法，还需要更大的决心。”他还补充说：“也许我这样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完全符合外交惯例。”

1991年4月1日，李鹏总理会见来访的苏联外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左一）。

很明显，这些话是说给戈尔巴乔夫听的。话中不仅透露出对我国形势的忧虑，而且巧妙暗示了如何改变这一局面。

与李鹏总理交谈后，我们代表团的一些同僚问道：“咱们该如何向莫斯科汇报？”我说：“我与罗高寿都认为，要一字不差地报上去！”罗高寿笑着说：“你真看出了我的想法。”

我与钱其琛也有过几次交谈。第一次是“一对一”，其他几次都有代表团成员参加。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这都是“刨根问底式的交谈”，期望在高层会晤前夕最彻底地了解双方的观点。我认为，最主要的一项成果是详细分析了拟签署的关于苏中边界走向条约的内容。这是当代苏中关系史上第一个边界条约，它将奠定两个大国关系最可靠的基础。我们还达成一致，在峰会前一个月内，伊戈尔·罗高寿与起草边界协定的中国伙伴再次举行会晤，最终商定文本。

至今，还有一件事深深留在我的脑海中。1991年4月29日，伊戈尔·罗高寿和田曾佩（中国政府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来到我在外交部大楼七层的办公室。罗高寿说：“莫斯科谈判圆满结束，完成了大量工作，把苏中边界东段业已商定的地段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我对谈判人员完成了如此艰巨的任务表示祝贺。罗高寿微微一笑，说道：“我们对这类工作着了迷，现将开始核定西段边界线的走向了。”于是，我开了一句玩笑：“再也没有别的地段啦？”田曾佩俏皮地回应：“谁知道呢！”

通常我是远离虚荣的，然而这次一反常态，我想引用卓越的外交家、边界谈判的参加者、罗高寿的同事根·瓦·基列耶夫书中的一段叙述：

1991年5月16日，克里姆林宫红色大厅……首脑会谈刚刚结束，米·谢·戈尔巴乔夫和江泽民、苏联外长亚·亚·别斯梅尔特内赫和中国外长钱其琛、苏中两国政府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罗高寿和田曾佩，以及谈判代表团其他高层成员步入大厅。

两国外长在签字桌旁就座，亚·亚·别斯梅尔特内赫代表苏方，他右面是代表中方的钱其琛。开始，两人各自在本国的协定文本上签字，然后，在对方的协定文本上签字。两位外长签字后起立，交换装着协定文本的文件夹。大事终于成功……

导致苏联解体的一连串暴风雨式的事件，不仅使所有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各奔东西，而且使许多人失去了昔日的联系，丢掉了习惯的生活方式，甚至丧失了原来的朋友。幸运的是，我与伊戈尔·罗高寿的关系仍然一切如初。我们见面可能少了，但友谊从未中断。

戈尔巴乔夫在发表了辞职演说之后，盖上了演说稿，也标志着历史翻过了苏联这一页。

作为国际对外政策协会会长和我与日本前外相中山太郎于1993年共同倡议成立的前外长世界理事会的主席，我在罗高寿任驻华大使期间，曾不止一次去过北京。每次到北京，我们俩一定要见面，就我依然积极从事的国际事务问题进行长时间畅谈，当然，也少不了闲聊。

有一次，罗高寿给我讲起了叶利钦总统访华的情况。按照惯例，大使要在自己的官邸设宴款待从莫斯科来的贵宾，罗高寿也是这样准备的。他邀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参加非正式晚宴，席间一般会解决有关使馆的物资、人事等许多问题。这次，陪同叶利钦总统的助理提出了严格要求：晚宴上不许上任何酒类。罗高寿大吃一惊——这样做显然会被看成是大使疏忽大意造成的过错，而且好像在暗示总统的某些不良嗜好。罗高寿对我讲：“我感到很震惊，该怎么办呢？当时我脑海里闪出了各种办法，但都有可能把事情搞砸，造成麻烦。”

最后，他还是想出了一招，搞一次便宴，突出“中国风格”：假托历史传统解释说，所上的菜肴都只能配用米酒（黄酒）。就这样办！晚宴办得很成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十分喜欢。

席间，只有一次总统果然问道：“据说，中国人也会酿造烈性酒？”大使回答说：“的确如此，但这种酒是由中国空军制造的，俄罗斯外交人员不敢品尝呀！”总统听后笑了笑，一切都顺利过关了。

讲完这个故事后，罗高寿从厨房提来一大瓶这种“空军酒”，说：“咱俩品尝一下吧？”我欣然同意，喝了一口，喉咙里顿时辣得说不出话来。于是乎，我对中国空军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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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第3版）》

主编 | 周晓沛    作者 | 亚·亚·别斯梅尔特内赫

图片 | 本书及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凤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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