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使馆的特殊客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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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兵   退休外交官，1966年入外交部，1976年进入外交部美大司，曾在中国驻瑞典、加拿大、新西兰大使馆、总领事馆常驻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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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明法师

1993年5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温哥华总领馆领事部前台值班。突然，电话铃声响起，是温哥华观音寺的王秘书打来的，她说想下午陪诚明法师来做护照延期，不知能否接待。

按规定，总领馆领事部只在上午对外办公，下午为内部做证件以及侨务、领事接待工作时间。于是告诉她下午不办公，请他们明天上午到前台来办理。王秘书解释说，老人家快80岁的人了，不能长时间站立，能否通融一下。

我的脑袋立刻“嗡”了一下，觉得自己讲话太欠考虑，对于一位宗教界人士，且是位耄耋老人，不能这样刻板办事，便立即表示欢迎诚明法师下午来办。

从诚明法师的口音，我判定她是东北人，再一看填写的表格，竟然是辽宁省海城人，这不是我的老乡嘛！我心头一热，便同她聊起来。

原来，她早年在海城天齐庙（现改名三学寺）出家，后来到了厦门，上世纪80年代，应友人之邀到了美国，后因加拿大温哥华建观音寺，急需德高望重的法师，她便被朋友推荐，来到了温哥华，至今仍持中国护照。她说：“我离开家乡快60年了，口音一直未改。”

当我告诉她我也是海城人、小时候曾逛过天齐庙会时，老人很高兴，海外遇老乡，真是缘分。她当即邀我去观音寺参观，我愉快地答应了。

一周后，王秘书来取护照时，微笑着对我说，下月诚明法师过八十大寿，观音寺的一些朋友决定为老人家办一个生日宴会，地点在列治文的素餐馆，她想邀请我和我丈夫一同出席，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诚明法师

那次活动中，我们又结识了几位比诚明法师年轻得多的法师，他们都来自中国大陆。他们在办理出国手续以及出国后的一些事项上，都得到过诚明法师的许多指导和帮助，所以都很尊敬老法师。

谈到加拿大华人的信仰时，他们说，除许多老华人信佛教外，现在一些年轻人对佛教也感兴趣。每当节假日，不少来自台湾、香港、大陆，甚至还有当地的年轻人到观音寺来做志愿者，为进香和观光游览的人免费服务。

1979年，香港的两名佛教徒捐赠了土地和资金，在北美建造一座地道的中国佛教寺庙——观音寺。1981年成立了国际佛教协会，两年后寺庙建成，正式向公众开放。

1994年9月，温哥华枫叶正红，总领馆领事部全体应邀访问观音寺。此次主管侨务的熊昌良领事夫妇也应邀出席。除诚明法师请我们吃斋饭外，观音寺董事会尹金城先生亲自做导游。他对总领馆给予观音寺诸项工作的支持与关照深表感谢。参观时，正值观音寺扩建，尹先生告诉我们，施工的是诚明法师托朋友请的山东建筑队，他们吃苦耐劳、工作一流，大家很满意。等工程结束后，拟留他们在温哥华玩几天，放松放松。

在此次活动后不久，辽宁省代省长闻世震率代表团访问温哥华。他听说辽宁海城人诚明法师在温哥华参与创办了一座北美最大的观音寺，便很想结识她。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诚明法师，得到的回答是随时恭候。闻省长在观音寺见到了老法师，并当面邀请她1995年5月回辽宁参加鞍山市千山风景区玉佛开光大典，诚明法师愉快地答应了。

1995年5月，我们在加拿大工作任期届满，本想与诚明法师同行，以便路上可以照顾她，并送她到辽宁参加千山玉佛开光大典，但王秘书来电话称，诚明法师白内障严重，已动了手术，需要静养一段，无法成行，请方便时代为转告辽宁省。

临走那天，王秘书捎来一封信，是她代笔、诚明法师签字。信封上写明：请代交海城三学寺主持×××。

6月，我们回家乡海城省亲，去了香火颇盛的三学寺，见到了那位主持，也是七八十岁的老者，正在布道。我们向寺院里的其他负责人说明来意，交了信函。

不久，我们收到了王秘书代笔的诚明法师的来信称，她已收到海城三学寺主持的信，虽然此次未能返乡，但乡情的传递也带给她许多欣慰……

汪道涵先生

汪道涵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两年多了，但时时见诸报端的怀念文字和对他人品的称赞声，从来没有从眼前、耳边消逝过。他的儒雅睿智、和善亲切、从容淡定、敏捷开放为世人所公认，台湾同胞尤其推崇他的理性、气度。站在两岸对话第一线的汪老，自然成为现代中国最好的形象大使。

记得有人讲过这样一件事：在审阅一位著名学者的一篇文章时，汪老把对台“战略”改为对台“方略”，虽一字之差，却反映出他力求避免两岸兄弟相煎的真诚之心，真是“智者必怀仁”啊！

对于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谁不期望能有机会同他面对面，亲耳听听他的声音，亲眼看看他的风度。

那是1993年6月8日的晚上，当我丈夫——温哥华总领馆副总领事通知我，领导决定让我同他一起陪汪道涵夫妇去维多利亚参观访问时，我高兴地叫了起来。

汪道涵同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副总领事宁兆喜（右）亲切交谈。

那天上午，汪道涵夫妇、国务院台办主任唐树备、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参赞查培新等一行7人抵达总领馆。下午在总领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唐树备主谈刚刚过去的汪辜会谈，并接受记者提问。晚6时，安文彬总领事为汪一行举行招待会，台胞来了很多，远远超过原定人数。我们主要负责安全工作，直到招待会结束，都没有机会上前与汪老夫妇寒暄几句，心里挺不是滋味。听到丈夫带回来的好消息，我怎能不心潮澎湃。

1993年4月27日-29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并签订《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这是海峡两岸授权民间机构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谈。

自从1993年4月27日汪辜实现首次会面后，加拿大中文各大报刊，如《星岛日报》《明报》《世界报》等，天天都有这方面的消息，有的报道十分详尽，描写得惟妙惟肖，如：为什么选择在新加坡会面？因为新加坡与两岸系同一条文化血脉，对于初显缓和的两岸来说，是比较稳妥的选择，免去了主客的区别。

礼仪上如何“平等”，也在整个会谈的细节上处处体现。比如在最后协议签署时，按惯例，汪、辜二老签字后，起身握手，交换文件夹再互签即可，但汪、辜握手后又互换了座位，落座后才签字。原来按中国古代的传统，坐席以右为尊，调换座位，以示平等。后来宴会的座位也有互换的程序。再如两岸汉字繁简不同，于是协议做了两个文本，且落款无年代，因两岸计年方式也不相同。这一系列琐碎而又不失礼仪的细节，汪道涵都非常理解。他举手投足间温文尔雅，让各方折服。当时记者赞叹道，辜先生在台湾以气质儒雅著称，没想到，汪道涵和辜振甫站在一起，气度、风范绝不输半分。

6月9日，赶早班轮船去温哥华岛上的BC省省会维多利亚市。汪老一行运气好，正碰上一艘崭新的轮船，可惜那天雨大，无法到甲板上拍风景。本想在船上有机会同汪老聊聊，见他和唐树备一直在谈着什么，我只好缩回来，装着看风景，心里却像装着只小兔子，随时都想蹦出来。

维多利亚市侨团出面欢迎，还去了中央会馆同侨领合影留念。终于有机会可以近距离地同汪夫妇聊天了，那是去市议会参观的路上。我问道：“听人说，汪老最大的嗜好就是逛书店，这次在加拿大逛了吗？”他笑答：“实在是没时间，不过还是想请你们帮忙找本书。”于是他掏出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书名，记得好像是一本经济管理方面的书。后来我请人找到，并托人带给了老人家。

刚说了没几句，几个青年男女走了过来，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问道：“请问，您是汪道涵先生吧！我们在台湾电视上看见过您。”汪老立即答道：“我是汪道涵。你们从台湾来？”年轻人点头称是。汪老很高兴，便和他们聊起来。看来两岸人民的心还是贴得很紧的，祖国统一大业深得民心。年轻人要求和汪老等人合影，汪老答应了。一一合影后，我们立即请汪老等人离去。

第二天早晨，汪老一行便要回国了，我们赶到机场送行。面对78岁风度翩翩的老人，敬意油然而生，我和我丈夫终于在最后一刻鼓足勇气，要求同汪老夫妇合影留念。

香港小姐妹

1987年盛夏，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接待了一对来自香港的女中学生，她们都是14岁。当她俩出现在使馆门厅时，两双惊恐的大眼睛在一声“小姑娘，你找谁？”的问话声中，一下子变成了四股热泉。“我们来自香港。”一个稍高一点的女孩声音哽咽地用不很熟练的普通话回答。值班的小赵立刻喊来办公室主任。

当主任得知她俩是自费旅行者时，立即将她们让进了客厅，随后叫来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女同志陪着，又吩咐服务员给孩子们弄点吃的填填肚子。我们先安定孩子们的情绪，告诉她们，中国大使馆就是她们的家。两个受了惊的孩子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开始叙述她们的故事：

放暑假了，两人计划做一次远行，一方面锻炼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增长知识。经过一番认真细致的准备后，在取得两人家长同意的情况下，由香港出发了。

为了省钱，她们很少住旅馆，而是把睡眠尽量安排在车船上。两人计划先乘飞机到苏联，然后乘火车到芬兰，再乘船到瑞典，最后去丹麦，由丹麦乘飞机返回香港，历时15天。

到第一站莫斯科，她们碰到了困难，主要是语言障碍。讲英语，很多苏联人听不懂，自己虽然背着简单的行李，但食、住、行仍然遇到不少困难。途经芬兰时，两个孩子曾考虑要不要找中国大使馆帮助，但又觉得刚走两站就坚持不住了，有违初衷，于是咬咬牙又熬了两天，终于到了瑞典。

离家时间过半，一种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两人一致决定去中国大使馆，哪怕在那只待一会儿、看看自己人，就会有信心。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几个身为母亲的女同志，听着她们并不流畅不时夹带些英文词汇的叙述，早已泪流满面，将她俩紧紧搂在怀里。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像搂着自己女儿的嫩肩……孩子们破涕为笑，大声嚷嚷：“到家了，到家了。”那份感动，如今仍在我的心房深处涌动。孩子们吃着面包、香肠，喝着矿泉水，立刻恢复了生机。

我们几个人回宿舍拿了一些方便面、巧克力给她们路上用。一小时后，两个孩子像充了电，精神焕发地告别了大使馆，继续她们的旅行。几位阿姨将她们送出很远，才依依不舍地和她们告别。临别前，我们特别嘱咐她们：“有困难，找中国大使馆。”她们重重地点点头，重复说：“有困难，找中国大使馆。”

“常回家看看”

2007年6月26日，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首次在使馆举办“使馆开放日”，百多位旅日侨胞应邀到使馆做客。“中国大使馆就是海外华人华侨的家，欢迎同胞们常回家看看。”这句话深深打动了侨胞的心。他们不仅获准参观大使馆，还应邀到大使官邸参观。这使侨胞们很感动。

2007年6月26日，在日本东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中国驻日大使王毅手持扩音器向华人华侨介绍大使官邸。当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首次开放日活动，约400名华人华侨在大使、参赞及使馆工作人员的陪同讲解下参观了使馆，并观看了使馆举行的《纪念香港回归10周年图片展》。  

王毅大使给侨胞当起了导游和讲解员。他指着一尊石雕佛头说：“这是一位日本人送还给中国的。”虽然王大使并未说明是谁还的，但侨胞的心里早已明白。他接着解释说：“现在看这尊佛像面容安详平和，但其背后肯定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也不该忘记那血雨腥风的历史，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参观的人中，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也有的是他们的后人，望着那尊回归祖国的石雕佛头，酸甜苦辣多种滋味一齐涌上心头……

参观的人们又陆续走进餐厅，一面墙上挂有影印的李白诗曰“草书天下称独步”的唐代著名书法家怀素的千字文，另一面墙上挂着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的局部画面。指着这些影印件，王毅大使不无感慨地说：“唐宋两代是中国文化和经济的鼎盛时期。置身于历史时空的大走廊中，我们的心胸会更加开阔，对未来也更有信心。”

2007年6月26日，在日本东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75岁的老华侨潘创治（左一）在参观《纪念香港回归10周年图片展》。

侨胞们仔细参观了馆内的各类设施后，又转到《香港回归十周年》大型图片展上。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林斯福说：“非常高兴能参加‘使馆开放日’，这的确是一次增进交流和理解的机会，体现了中国大使馆对海外侨胞的关怀。”

说起“使馆开放日”，王毅大使深情地联想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不久前，一位母亲给中国驻日本大使寄来一封信，说她在日本留学的儿子被警察拘留，她认为是一场误会，但她身在中国，鞭长莫及，只能向中国大使馆求助。

大使馆工作人员认为，既然是中国留学生，使馆理应全力帮助。经过多方努力，事情很快得到解决。母亲在来信中说：“我没有想到，大使馆会这样重视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留学生，我向使馆表示衷心地感谢。”

王毅大使讲到此处很动情，他说：“这封来信让我很受感动，我们只是做了一件分内的事，但老百姓就这样感谢我们。我把来信贴在使馆的墙上，让全体馆员认真阅读。”

一些年轻的留学生听了王大使这番话后，纷纷表示，一定不辜负祖国对我们的厚望，学好本事，报效祖国。

是的，外交官是人民的公务员，为人民服务是其本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自己承担的责任。正像王毅大使说的那样：“大使馆就是要为海外同胞遮风挡雨、排忧解难，与大家分享快乐，为大家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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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远离祖国的领土》    作者 | 张兵

图片 | 本书及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凤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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