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预测，哪里方言最先灭绝

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在家乡自己像一个外人？可能就是，所有人都说着你熟悉的方言，而你张口时却不自觉地说出普通话的时候。

什么时候你又觉得家乡越来越远了？也可能是，当你回到故乡，听到的方言越来越少，你想用方言逗乐一个小孩子，却发现他只是好奇地瞪大了双眼。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用熟悉的乡音来找回家乡的亲切感，却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会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了。

在互联网上，有不少粤语区、吴语区的母语者都在痛陈“粤语即将消失”、“会说上海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也有很多人呼吁保护这些地区的方言。但是，这些地方会是方言最容易消失的地区吗？到底什么样的方言，最容易消失呢？

什么情况才算濒危方言

显然，要判断一种方言是不是濒危，不能仅仅根据母语者的描述就做出判断。不然，搞不好全中国的方言都会变成濒危方言。因此，要搞清哪一门方言处在濒危状况，我们首先要明白怎么判断方言是不是濒危。

想要认定一项方言是否濒危，主要有三个标准：首先最重要的指标是母语人数少，如果使用者中有80%以上都转用其他语言，就可认定这门方言是处于濒危状态的[1]。

2018年3月26日，观众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沪语”墙边听上海方言 / 视觉中国

其次是母语使用者年龄层，具体地说，如果一门方言只有中年人或老年人使用，更具体地说是只有40岁以上年龄段的人使用，其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的[1]。

最后还有使用者的母语水平问题，一般一门语言的使用能力包括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如果该方言的大多数使用者都只能听懂却说不出来，用的是“哑巴方言”，那这种方言也可以视为处于濒危状态。不过，这三个指标并不是独立的，在判断时需要综合衡量[1]。

明确了濒危方言的定义和指标，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寻找真正处于“濒危”和即将消亡的方言了。

方言消失，还是因为不够实用

要想知道哪些方言更有可能消亡，肯定要知道方言为什么会消失。

很多人认为，方言消失是因为普通话的强力推广。但是你却发现有个问题，普通话教学是在全国都推广的，每个小学生上课时都要学习普通话，为什么有的地方推广普通话，方言的使用减少了，有些地方却依旧使用方言呢？

有人可能觉得，这跟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联系有关。比如东北话就很接近普通话，人们能听得懂，你到了东北大家也照样都讲东北话。但是广东话却跟普通话差距很大，所以推广普通话时粤语就受伤。

2018年1月，广州，在《2017粤语好声音》音乐盛典，李克勤演唱歌曲。尽管很多人都觉得粤语难学，但曾经粤语歌依旧传唱大江南北 / 视觉中国

光看结果，好像是这样。2017年一项对广州134人的调查显示，在学校内，接近80%的学生会使用普通话而不是粤语与老师同学进行交流 [2]。

但是同样的原理，推到广州周边的从化却不是这样。同样是粤语区，2017年对广州市从化区的调查显示，除了外来人口较多的工业园区，在大部分地区，选择使用粤语交流的人口比例却都要高于普通话[3]。在广州市落后的地区，方言照样保存的好好的。

所以，到底是哪些方言更容易消失，跟方言的“语音”特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想一下，人们为什么要使用方言？

虽然总有人说，方言更好听更有文化，但人们使用语言却不是因为好听，而是为了交流。当交流无法顺利实现的情况下，人们就会考虑使用另外的语言。

2018年11月22日，广州，珠三角城市群高校毕业生联合招聘大会。当不同地方的人都来到广州工作，当地方言就不是最佳的交流语言了 / 视觉中国

什么时候本地方言反倒不能顺利交流了呢？就是当一个地区存在大量的外地人口，彼此方言不通的时候，人们就会倾向于使用共同语——普通话进行交流。

因此，影响方言生存最重要的KPI，是该地区的流动人口数量，也就是外来人口数量。根据2002-2006年，南京大学一项针对南京7个区932人次研究调查显示，每当流动人口的登记率上升1%，公共场合普通话的使用率就会上升2.3%[4]。

2019年1月20日，旅客在南京火车站检票乘车。在这种外来人口多的公共场所，你很难想象工作人员如果用方言会怎样，但是在一些地方小车站，工作人员用方言售票却是很常见的事情 / 视觉中国

在当前中国，除了极少数地区外，普通话都是一门正式语言，在工作、学习等正式场合，普通话一直是人们的第一选择。而方言只有在生活中的很少一些场合才会用到。

2013年一项针对福州话使用者的调查就显示，有93%的受访者表示，最经常听到福州话的地方是“菜市场”[5]。所以方言更多地还是在生活中、在基层社会场合使用。

外地人越多，方言使用越少

根据语言学“实用性”的观点，当使用普通话已具有足够的实用性价值时，人们便没有动力学习当地方言。作为城市新移民的外来人口也更加倾向于使用普通话而不是当地方言[6]。

2009年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2007年外来人口就已接近城市总人口一半苏州市，外来人口的子女中有73.4%表示自己“完全不会说苏州话”，而能用苏州话交谈的仅有11.6%[6]。

2018年12月16日，苏州的拙政园里游客往来。尽管苏州有着非常独特的方言，但是外来人口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当地方言才能在当地工作生活了 / 视觉中国

武汉也是差不多同样的情形，有63.5%-85.5%的外来人员表示自己在工作、日常生活中使用普通话，而希望子女学会普通话的有96.6%，但希望子女会说武汉话的却只有10.5%[7][8]。

而在外来人口已经接近40%的福州，人们虽然连省会名称是“fu州”还是“hu州”都分不清楚，但普通话的普及率却惊人地高。超过60%的当地人表示，平时在家都是以普通话为主[5]。

对于一门失去了公共交际功能的语言来说，家庭通常是抵挡语言入侵中的最后一块阵地，这也就是语言学中的“语域理论”。如果家庭中使用的语言都已经转变为普通话，这门语言也就接近消亡了[6]。

2019年1月6日，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的传统节日“苗年”。各屯的男女老少汇聚一起吃饭庆祝。这种传统家宴，通常是我们最能听到乡音的场所。王以照(广西分社)/中新社 / 视觉中国

从历史上来看，外来移民能够对迁入地区语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想象。1861年东北刚刚开放封禁政策时，满语才是当时东北370万人口的通用语言。而到了1911年，东北人口增长到2000万人的时候，东北的通用语言几乎完全转换成了汉语，也就是现代东北话的雏形[9]。

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东北再次成为了人口流出大省时，东北本地的方言也就放慢了更进一步和普通话融合的速度，保留了真正的东北特色。

2018年9月16日，北京，河南原创方言剧《老街》在北京演出。在河南你能在大街小巷都听到方言，也跟本地主要是人口流出而不是流入地有关 / 视觉中国

而当你来到四川河南，发现售货员、司机、工作人员都跟你讲着本地方言时，也不必惊讶他们的方言保护做的有多好。能够熟练使用方言的另一面，就是外来人口少。

真正消失的方言，没人注意

但并不是说，北上广的方言才是最快消失的方言。虽然这些地方人口流动性强，但是本地人口基数也大。但却还有另一种方言，本身使用人数就非常少，还要面临强势方言的侵蚀。

对，我们说的就是南方地区许多处在方言岛上的方言。

方言岛一般是指一种方言如同大海上的一座小岛，其四周都被另一种方言包围。方言岛的形成大多都是与人口迁移有关，某地的人集体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又不懂当地方言，就形成了方言岛[10]。

2015年10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航拍清晨闽侯三叠井方向关中村的田园风光。在闽侯县的闽东方言片中，有几十个闽南方言岛散布在近十个乡镇中，大多是清代前期从闽南地区迁来的 / 视觉中国

通常情况下，由于受周边强势方言的影响，方言岛方言的使用者会全体转用当地的强势方言。现存的方言岛大多都是明、清时期形成的，因为更远时期的方言岛，基本上都已经因为被周边强势方言同化而最终消失了[10][11]。

比如通行于浙江苍南县的苍南蛮话，其难懂程度能让“说鬼话”的温州人为之叹服，仅一个“我”字就有三种读音。它就是典型的方言岛方言，它的24万使用人口虽然位处于吴语区，但却是一种闽语方言。在吴语本身都受到普通话冲击的情形下，这门方言还能否继续存续就很难说了[12]。

2015年07月07日，浙江苍南县龙港，渔船陆续归港避风。这里使用的方言便是苍南蛮话。蛮话仅通行于苍南县内江南垟片区，与其他任何方言不能互通 / 视觉中国

你看，并不是普只有通话会强势冲击，其他方言也会。实际上，曾经传唱南北的粤语也曾经扮演过这种角色。

1949年时的香港还是一个典型的多语混杂区。广府话、围头话、甚至于潮州话和上海话社区等都和谐地混居在一起。不过随着60年代末，香港政府把广府话选定为官方用语后，一切形势都发生了逆转。

原本情况下，除去广府话，四邑话是当时香港使用人数最多的群体之一，几乎每五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四邑人。然而1971年时，四邑话的生存空间急剧萎缩，每15个四邑人中才有一个讲四邑话。仅仅22年里，四邑话的使用人口减少了93%[13]。

2017年12月1日，广东省博物馆里收藏的民国时期的四邑广祥最快轮船船票。在50年代之前，四邑话还是香港使用最多的方言之一 / 视觉中国

不仅是普通话，任何一种官方语言都会向下入侵其他语言的使用空间。而他们的战斗力甚至比普通话还要强大。如今，香港有近90%的人使用广府话作为第一语言。

除了上面列举的方言之外，真正处在危急时刻的方言还有许多，比如江永土话、广西平话、以及黑龙江的站话方言岛等。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文件，濒危语言可分为六个等级，将“仅有祖父母辈或更老一辈使用，但对子女不再使用的语言”列为“很危险”等级，仅次于“很危险”和“已经灭绝”[14]。不过这个标准很多人恐怕都没听说过。

毕竟，真正濒危的方言，已经小众到完全脱离了我们的视线，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更别说保护了。

[1]戴庆厦，&邓佑玲. (2002). 濒危语言研究中定性定位问题的初步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02):120-125.

[2]单韵鸣, & 李胜. (2018). 广州人语言态度与粤语认同传承. 语言战略研究, v.3；No.15(03), 35-43.

[3]郭敏. (2017). 广州市从化方言区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研究及对策.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6).

[4]张璟玮, & 徐大明. (2008). 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 语言文字应用(3), 43-52.

[5]李诗奂. (2013). 推普环境下方言的生存现状与发展——以福州话为例. (Doctoral dissertation, 天津大学).

[6]俞玮奇. (2011). 苏州市外来人口第二代的语言转用考察. 语言教学与研究(1), 82-88.

[7]陈文琪. (2014). 武汉市外来务工人员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及思考. 语文学刊(教育版)(12), 25-26.

[8]邱杨, & 陈文琪. (2014). 武汉市外来务工人员语言使用情况. 文学教育(上)(4), 130-132.

[9]李光杰, & 崔秀兰. (2015). 论清末民初为东北方言的定型期——兼论东北方言词汇系统的构成. 学术交流(2), 171-175.

[10]曹志耘. (2005). 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以吴徽语区为例. 语言研究(4), 28-35.

[11]庄初升. (1996). 试论汉语方言岛. 学术研究(3), 66-69.

[12]苍南蛮话成为“国家保护语种” 专家将来温收录语音制作成册.2017, 温州网-温州晚报

[13]刘镇发, & 苏咏昌. (2005). 从方言杂处到以广府话为主:1949—1971年间香港社会语言转用的初步探讨. 中国社会语言学（2005年第1期）.

[14]范俊军, 宫齐, & 胡鸿雁. (200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  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 民族语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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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邱小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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