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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 | 朱永新和儿子朱墨: 两代人眼中的“父亲”

民进网 2019-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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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就要到了。握着手机的您,不要忘了给父亲送去一个问候,或一个温暖的拥抱哦!

 


今天,我们撷取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与其子朱墨各自记述父亲的文章,与您分享。父子二人用简淡的语言,传递着浓烈的情感。虽然是两代人,但对父爱的感受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感恩与传承。


父亲的礼物

文|朱永新


  

要说影响我生命的关键人物,我的父亲应该是第一人。这不仅因为通常说的父母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任老师,更重要的是因为父亲在我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父亲是小学教师,最初在家乡的小镇上教书,后来到一所乡村学校担任校长。我们只有周末才能见到他,幼时对他的印象是模糊的。

父亲中师毕业,那个时代的师范生,综合素质都很高。我曾看过他拉手风琴的照片,那是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年轻人。遗憾的是,他音乐方面的才能没有遗传给我,也没能让音乐始终伴随他自己的人生。

1981年暑假,朱永新与家人在老屋前合影。左三为朱永新,右一为父亲朱明昌。

“文革”期间,父亲曾经带我去他工作的乡村小学。看到校园里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我惊恐万分,他却不动声色。他那如山一般的静默沉稳,让我也不知不觉镇定下来。

晚上,校园里只剩下我们父子俩,这时我听到了父亲的歌声。虽然他不再操琴,但开心时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半夜里,我听到了“猫叫”,我呼唤父亲,他却开心地笑了起来,说是他在吓唬房间里的老鼠。

父亲在家的时候话不多,因而常害得我们兄妹久久地揣摩他的心思。在母亲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天真地跑到父亲那里告状,他也耐心地、煞有介事地“倾听”。现在我做父亲了,才知道,他们其实是“穿一条裤子”的。

父亲的敬业精神更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当小学老师、小学校长,还是后来当镇里的文教助理、县聋哑学校的校长,他都兢兢业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曾自豪地对我说:“我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我的父亲,小镇上的一位普通教师,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这份荣誉或许就是对他多年追求的最好褒奖。

大概从我读小学一年级开始,父亲每天早晨5:30就会准时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叫我做一件我很讨厌的事:习字。无论是酷热难熬的夏日,还是滴水成冰的冬天,都要千篇一律地临摹柳公权字帖。其实,我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自然是没有练好字。尽管如今我的毛笔字还过得去,也有人说我的字有“风骨”,但终究没能成为书法家。

只是歪打正着,有心练字字未练好,却让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早晨睁眼即起,每天的工作时间比一般人至少多两个小时。当人们还在梦中酣睡时,我已经挑灯早读了;当人们起床洗漱时,我已经工作了两个多小时。

小时候我经常埋怨父亲,甚至在心里把他比作《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现在看来,这是父亲送给我最大的人生财富。如果每天比别人多工作两个小时,1年就多了730个小时,50年就多了36500个小时,也就是多了1520天,按照每天工作8小时来算,差不多延长了12年的生命!而且这每1分钟都是有效的生命!

 

2006年2月18日,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当我每天早晨5点左右起床,在写字台前伏案工作的时候,脑海里经常会浮现出他的身影。是他,培养了我人生最好的习惯——早起。

(本文节选自《优秀教师的成长:关键人物》之朱永新《影响我生命中的关键人物》)


父  亲(节选)

文|朱墨


1985年春节,朱永新与家人在一起。后排左二为朱永新;前排左一为父亲朱明昌,左二为儿子朱墨


离家的这些年,父子难得一见。团聚的时候,耳边却总是同样的一句唠叨:

“我可能不如你有天分,但是你却连我一半的勤奋都没有。”


父亲对于我,似乎始终怀有某种文学的期许。仿佛无论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抱着怎样的忐忑,他都会很夸张地咧嘴笑着,厚厚的嘴唇温柔地匍匐在两条宽阔的弧线之间,一面说,蛮好的,要继续写啊。偶尔也会眯起眼睛,说我写的东西太花哨了,他有些读不明白。长大成年的我,在父亲面前却渐渐地只剩下低垂的沉默。我无法表达我的欢欣,亦无法言说我的痛苦。莫大的虚空中,父亲的诘责久久地回荡着,而我唯一的回答,就只有那个抿嘴发出的音节——

“嗯。”

就像是从身体里某个谁也到达不了的地方传来的。

在父亲写小说的年纪,我也常常梦见海。像夜一样的蓝,像雾一样的冷。海底却有明亮的光,照出参差的帕台农式的廊柱。夏天的北戴河郁结着鱼类脏腑的腥味,冬天的银滩北海却像是黯淡的玉石,呕出腻腻的沫。年少时的游历,也就到此戛然而止。父亲斑斓的生命沉沉地投影在我将要步履的路上,而我便如当年的他一般憧憬着大海,半是现实,半是虚幻。

故乡的海离父亲出生的地方并不遥远,或许只有几十里路。我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幻想的场景,海滨的滩涂地里,父亲的背影穿行在疏疏密密的盐蒿丛中,好像摇曳的明灭的烛火。风与波浪的缝隙间挣扎着钻出口琴的声音,支支唔唔的,如同眼睛里忽然飘进了絮。听母亲说,年轻时的父亲很会吹口琴,只是我从来不曾听他吹过。而做着文学梦、却终究没有成为文学家的父亲,却在青春远逝的三十五年之后,写下了这么一段略带感伤的文字——

“但是直到考上大学,我也没有去看过大海。大海似乎离我的生活很远。”


父亲总是用最朴实的文字说话,仿佛永远都和文学二字隔着一笼纱。然而这段话是别样的惊艳,以至于时常如幽灵一般窥伺我的梦境,而那篇文字的题目也叫做《父亲》。故乡的海是甜蜜的希冀,也是哀愁的泉源。记忆深处定格的画面,满脸病容的老人埋坐在椅子里,就像一根随时都可能坍塌下来的枯瘦的藤。我告诉自己那是久未谋面的祖父,咫尺间却仿佛弥漫着灰色和赭色的云霭。我望着它们水波似地倒映在那张陌生的苍老的面孔上,粼粼地氲开了死生的边际。我努力地想说一些安慰的话,嗫喏的声音从僵硬的唇边下坠、下坠,只听见心头的哀愁落在了一片更苍茫的悲伤之上。临别时,爷爷却忽然对我说道:

“过了年,等爷爷的病好些了,就带你去海边看海啊。”


我觉察到他黯淡的眼眸中闪过一轮温柔的光,又倏忽熄灭,安静得好像刚刚冷却的余烬。

我永远都记得那是二零零六年一月最后的日子。除了彻骨的冷,和冰冷中更彻骨的火硝味,故乡并没有多少年关将至的气氛。父亲和母亲步履匆匆地走在凛冽的风里,我拖着曳长的影子瑟缩地走在最后,回想起读小学的时候放学经过的那条窄巷,很多背着书包的老人,牵着很多欢呼雀跃的孩童,只有影子搀扶着我,一如此刻。那时的我总是低着头,想象着早已经去世的外公,和很少在我身边停留的爷爷。春天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不是风和日丽?是不是姹紫嫣红?而我会不会再见到爷爷,又会不会来到故乡的海边?

我闭着眼睛,就像玩捉迷藏的孩子。等我数到十,爷爷却蹑手蹑脚地离开了世界。大海始终和我隔着几十里的路程,就好像二月和一月之间永远隔着三十一个日夜。

爷爷的墓地就在外公的隔壁,被修剪齐整的灌木包围着,偌大的墓园里独独隔出这僻静的一隅。黑魆魆的大理石墓碑,背面刻着骈四俪六的悼文。逢年过节,焚尽的纸钱旋起袅袅的黑烟,混合着揉碎了的蜡脂的甜味,跌宕地越过高高低低的坟茔,像是有无形的舌头在舔食这诱人的祭飨。惟有它被锁在深翠的庭园里,干干净净地立在原地,一言不发,仿佛是高傲而又孤独的孩子。

回忆是阴晦的房间,关于我的祖父的部分,便成了一本残缺不堪的黑白电影,闪回着暗哑的零星片段,无数的闪回之间这仅有的记忆也如木屑一般纷纷剥离。爷爷活着的时候似乎很少同我说话,脸上挂着没有声息的笑,嘴角朝一边微微咧开,像是正在咀嚼苦涩的命运。旁人常说,我笑起来咧嘴的神态与父亲特别相似——咧嘴笑似乎是父亲最重要的表情特征。其实从我的祖父开始就是这么笑的,也许,还能追溯到更久远之前。生命对于父亲来说如同热烈的盛夏,而我和爷爷却永远地留在了那个没有履行诺言的冬天。血缘是无法挣脱的纽带,拓写在我们的面孔上,流淌在我们的血管中,一代又一代人的轨迹总是这样交缠着投影在彼此的命运里,斑斑驳驳,难舍难分。

多年父子成兄弟。然而这许多话,我却从没有和父亲聊过。岁月丝毫没有消减他的精力与热情,只是鬓角爬上了几缕淡淡的霜,就像后半夜才悄悄落下的雪。这荏苒而狭长的夜,我无法同他并肩而行,只能远远地望着父亲浮雕似的背影,隔着一重又一重光晕的帷幔,仿佛是庙堂里高高坐着的偶像。父亲的笑容总是那样的温厚,可又是那样的遥远。雪似乎一直在下,素白的地上,踏碎了的月光簌簌作响。父亲很久没有对我笑过了。横亘在我们中间的,是白茫茫的无边无垠的沉默。

起初,父亲给我写过几封长信,谈理想,谈人生的目标,偶尔也扯些生活的琐细。我知道在这些宏大叙述的间隙,他也像每一个普通的父母那样,从门缝里悄悄地递来关怀的目光。这些年来我却一直都没有回信,父亲对我的期望热切而又沉重,我不想说谎,也假装不出努力的样子。这些年也很少再见到父亲的笑容了。即便是在外人面前难免要做的掩饰,他的微笑也显得苦涩而勉强。更多的时候,他都是眉关紧蹙,显出担忧的神色,不厌其烦地劝诫我,要胸怀理想,要勤奋用功。然而除了理想和用功以外,再没有别的嘱托。每一次我转身离开,父亲的脸庞便蒙上了隐秘的失望和落寞,好像憋着什么话要说,却只是低下头埋在自己的纸堆里,不再看我。

父亲对儿子的失望,至多也就莫过于此吧。就算嘉勉所谓的天分,也不过是为了责难懒惰与无为做下铺垫。不论场合与时间,这句重复了无数次的话,似乎早已经让我觉得麻木了。如同牛毛细的针,扎进厚厚的茧,只有游弋在表面的痒痛。有时候旁人还会打起圆场,说,朱墨还是用功的,用功的。我和父亲就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歪歪地咧着嘴,简直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百年以前,我的祖辈开垦故乡的滩涂,总是先种上耐盐碱的草,待草长成,将土皮掀起,连同植被一起倒盖、犁平,土壤便一点一点地沤出肥力,仿佛粮食在闷热的甑里渗出酒滴。这是极其辛苦而费时的方法,每一个脚印都滋滋作响地烙进泥土,实在没有省力取巧的门路。就像少年时的父亲,每天五点都会被爷爷从被窝里叫醒,例行地临摹柳公权的书帖。自此养成了早起工作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而我却已经习惯了每天睡到八点——吃早饭的时候,父亲便会不无得意地向我炫耀:

“看,我都已经写好一篇约稿了。”


每当此时,我便不知道应该再说些什么,或者只是沉默就好。我只能呵呵地笑,或许连笑都称不上,只是做出了笑的样子。我独自一人缅怀远逝的岁月,那时年幼的我睡在家中的客厅,而那里还兼作父亲的书房。清晨醒来,父亲的书桌上就已经亮起了萤火似的橘黄灯,在迷瞪的眼中飘飘然地游移,像是蠕动的温暖的小兽,从梦里一直爬进我的心间。我端着小板凳坐在水泥砌的阳台上,大声地读着英文课本,金色的曦光在不远处的檐瓦上粼粼地荡漾。那时的我仿佛离父亲很近,仅仅隔着一寸温柔的目光,或是一段抒情的旋律。

(本文节选自朱永新的博客,阅读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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