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历史，没有哪一种疫病不败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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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一部中国古代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炎黄子孙与瘟疫的抗争史。
《汉书·平帝纪》中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中国古代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最早记载。
公元568年，河南汲郡僧人在西山寺设立了“传染病院”，专门“收养疠疾”患者。北魏时期，朝廷设立了“别坊”“医馆”，“遣医救护”。《南朝齐会要·民政》中记载，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六疾馆”，从国家层面隔离收治患病之人。隋唐两朝，朝廷设立了“疠人坊”“养疾坊”“病坊”“悲田养病坊”“福田院”等专业机构和场所，用来医治被隔离的病人。南宋时期，官府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安济坊”，病人依病情轻重异室居住，“以防渐染”。明清时期，麻疯病泛滥，南方许多省份建有麻疯病院。
埋尸：人为关怀断疫源据《周礼》记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凡遇民间大疫，官府都要采取措施，对民间尸体进行集中掩埋，作无害化处理。
南朝梁武帝时，郢城爆发瘟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下令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
北宋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江淮一带爆发瘟疫，当地各级官府招募了大批僧人志愿者参与掩埋尸体。官府规定：凡掩埋尸体200人者，官府奖励僧人一道度牒(《宋史·五行志》)。此举大受欢迎，尸体处理进度大大加快，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瘟疫的蔓延。此后，全国各地争相效仿，并且设立了公墓——“漏泽园”，“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
漏泽园在各州县得到普及，仅在临安府就设置漏泽园12所，由僧人负责管理，官府支付薪水，每人每月给“常平米钱各五贯、米一石”。
明清时期，民间出现了大量的“施棺局”，每逢大疫之年，“施棺局”便派人沿街收尸，盛殓后抬到“义冢”掩埋。
药物：劳烦金石克瘟疾《宋史》中载，北宋景德三年，吐蕃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了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治疫药物。
宋人丁特起所著《靖康纪闻》中记载了另一种治疫方剂——黑豆汤：“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
元代文学家陶宗仪《辍耕录》中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活命者万余”。
《周礼》记载，端午节时，南方一些地区将混有雄黄酒的石灰水洒于房屋角落，以抑制瘟疫。
据出土的秦简记载，凡宾客入秦国城时，其乘车和马具必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由此可见，中国古人对药物防疫控瘟已有许多成型的经验。
卫生：清洁环境抑病源徐光启 《农政全书》
周朝时，官府颁令民间，用含有碳酸钙和磷酸钙的牡蛎及草木灰来防疫杀虫。
《月令辑要》中载：“北人二月二日，皆以灰围室，云避虫蚁，又以灰围仓，云避鼠也。”虫蚁和鼠在当时就是一些传染病的传染源。
近年考古发现，秦汉时期，官府建有人工湖和饮水池，以确保水源不受患病动物的污染。汉朝时建有专门装粪便的容器、痰盂及公共厕所——“都厕”。南宋时期，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官府兴修水利，疏通沟渠，人居环境全面改善。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载：“幂（盖）防耗损，亦防不洁。”他主张：疫病爆发时，将药物直接撒入井中，可用来防疫。
防控：全民皆兵建体系湖北出土的《封诊式》竹简中记载：战国时期秦国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可见当时，朝廷已将疫病防控上升至国家层面了。
北宋时朝廷规定，凡被派往边塞的将官，须带一名随行医官，以负责一干人的防疫。
元朝时，民间出现了官府批准的“民间赤脚医生”——“医户”，其户籍由太医院管理，一旦国家发生瘟疫，“医护”们将无条件参与治疗。
清代天花泛滥，人人“谈花色变”。清政府设立了“查痘章京”一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清朝《海录》中详细记载了查检“天花外入”的防控措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
回眸历史，没有哪一种疫病不败于智慧的炎黄子孙。
因此，我们有理由坚信，在医学强盛的今天，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来源：掌千秋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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