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三宝”，您知道是哪几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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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有三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也叫“民进三宝”。
您知道是哪几件吗？这些文物背后又有什么故事？
今天，小萱邀请民进中央原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徐德骁为您讲述——
我在各地方组织讲民进会史时，常说起我们民进有三件“会宝”，即三件珍贵文物：第一件是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的签到名单；第二件是1946年1月2日第二次会员大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选举票》，它帮助我们纠正了对成立大会签到名单上创始时期老会员名字的错误；第三件则是1948年8月《中国民主促进会港九分会〈入会志愿书〉》，这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民进组织入会申请表。
这些珍贵文物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这得从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些“会宝”说起。
民进成立大会的签到名单
1945年12月30日民进成立大会的签到名单，是由参加民进组织成立大会，并为会议服务的宓逸群（马叙伦的学生）长期秘密保存下来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居住在上海的宓老准备去加拿大的女儿家定居，他在动身之前，亲自将这张十分珍贵的签到名单送交给了民进中央。后来，我们在编订《中国民主促进会简史》等书的时候，对成立会上签到的人名，都是根据这份手写的签到名单上所列的每个人的姓名而来的。
1946年1月2日，民进第二次会员大会选举第一届理事会的选票。
由于签到名单是成立大会时陆续到达现场的人员执毛笔快速书写的，有的人名书写得字迹比较潦草，不好辨认，加上对有的人员不熟悉，其中有两个人的名字弄错了。后来，民进中央偶然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件，估计是一位早期会员的后人，在整理先人遗物的时候，发现了我们民进组织1946年1月2日第二次会员大会上，全体会员选举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的选票，这位会员的后人就将这张非常珍贵的民进文物，用普通邮件寄到了民进中央。信封抬头只写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总部负责人收”，没有落款，也没有写自己名字，就寄给我们了。这件珍贵的文物，实际上是民进组织历史上的第一张选票（选举理事会）。现在民进会史展览陈列室的展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张选举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的选票，虽然纸张已部分残破变色，但油印的44位候选人的姓名依然十分清晰。
我们后来就是根据这张珍贵的选票上油印的名单字迹，与我们过去掌握的 26 人名单一一核对比较，才发现其中两个人的名字弄错了：应该是“胡国城”和“章蟾华”，原来的潦草字迹签名单上“胡月成”“章惟华”是误读。这张 1946 年 1 月第二次会员大会选举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的选票，真是民进名副其实的“会宝”！
名单上这些熟悉和敬仰的名字，又把我们带回民进那段厚重的历史和光辉的岁月，把我们带回了民进的出发点。
民进的成立，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上海文化界人士，另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人士。经由谢仁冰的牵线，把两部分人联合在一起，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践为宗旨，就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人，即“民进发起人”，有17人，分别是：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郑振铎、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徐伯昕、陈巳生、傅雷、谢仁冰、唐弢、张纪元、柯灵、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
马叙伦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知名的民主人士，他两次担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次长，并一度代理部长，在社会上有较高的知名度，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头人。
王绍鏊的公开身份是商人，其实，他早在民进成立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地下党员。王绍鏊为民进组织的成立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民进组织成立后通过的政治宣言《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就是以王绍鏊的《意见书》为蓝本起草写的，它是民进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政治宣言。
从1945年12月30日民进成立大会的签到名单上看，有26个人的签名：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福民）、徐相任、章蟾华、胡国城。但实际到会人数是 25 人。徐相任和徐彻（即徐福民，上海中医学院教授）是父子关系，徐彻是代替父亲徐相任来开会的，签了到，徐相任本人当时未到会。马叙伦先生出席了成立大会，但签到名单上面“马叙伦”三个字是由宓逸群代签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民进成立大会签到名单上的 26 人说成是民进的创始人。比如宓逸群是马老的学生，是马老请来为成立大会服务的，应该不属于创始人或发起人。徐彻代替父亲徐相任签到，也不属于创始人。而最早参与、组织、发起我会组织的郑振铎、唐弢、傅雷、周煦良都没有参加民进成立大会 ；曹鸿翥（第一届理事会理事）、董秋斯、朱绍文、张凤举（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也没有到会；刘哲民、郑效洵、罗稷南、冯宾符等人，也多次参加了民进成立大会前的一些聚会活动，但由于一些原因没有参加1945年12月30日的成立会。虽然他们没有参加民进成立会，但他们显然都是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或民进创始时期会员。
除了大家知道的民进成立大会签到名单，民进组织成立前还有一份《发起宣言签名人名单》（1945年11月），原件现已丢失。这份《发起宣言签名人名单》上由马叙伦领衔签名，还有郑振铎、唐弢、刘哲民等人的签名。刘哲民曾在《唐弢的民进缘》中写到：“1945年11月，在一次座谈会后，提出成立一个团体，建议叫作民主促进会。大家都赞同这个意见。傅雷自告奋勇起草宣言，对发起宣言讨论过一次，徐伯昕带来一份宣言及签名人名单，由马叙伦领衔签了名，郑振铎、唐弢和我相继签了名。”唐弢在《回忆民进旧事》中对此事也有明确的记载。唐弢说：“这个宣言后来没有发表 , 似乎也不再听到有人提起了。”《发起宣言签名人名单》后来遗失了。
民进创始时期的老会员到底都有谁呢？从民进组织的第一张选票《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选举票》上看，选票上所列的名单，当时有会员44人，分别是 ：马叙伦、周煦良、唐弢、宓逸群、林汉达、张纪元、徐相任、张凤举、徐伯昕、郑振铎、周建人、严景耀、王绍鏊、谢仁冰、高柯灵、冯少山、徐彻、李玄伯、陈慧、李平心、刘大杰、许广平、曹吉荪、赵朴初、雷洁琼、章蟾华、胡国城、曹梁厦、周予同、吴文祺、梅达君、陈巳生、朱绍文、姚文达、曹鸿翥、马木轩、杨心德、蒋天佐、金仲华、董秋斯、吴大琨、俞寰澄、万景光、傅雷。这44人就是民进成立时期的会员，即创始时期的老会员。
另外，还有两人也是创始时期的老会员，他们是罗稷南（原名陈小航，翻译家）、刘哲民（《周报》发行人），只是选票上面没有他们的名字。
据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时，已有经常联系或参与聚会活动的骨干成员（会员）46人左右。
《中国民主促进会港九分会〈入会志愿书〉》（1948年8月）
这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民进组织入会申请表。港九分会也是民进的第一个地方组织。1947年下半年后，随着国民党迫害民主人士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中央密令沪港等地中共组织设法保护一大批著名民主人士秘密转移到香港。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徐伯昕等亦于1947年底和1948年初先后抵达香港，配合在港的各方面民主进步力量继续开展爱国反蒋活动。当时直接领导民进参与重要革命斗争的中共负责同志是潘汉年，具体联系民进工作的中共党员有孟秋江、司马文森、温崇实等同志。
民进在港九活动的开展，吸引了一批旅居港九的投身民主运动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的知识分子和进步工商界人士，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于1948年6月26日筹备建立民进港九分会。孟秋江、司马文森、陈秋安等7人为筹备委员，陈秋安为召集人。同年8月，民进港九分会在香港柯布连道8号3楼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它是民进在全国首先建立的地方组织。
1949年4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定性阶段，为配合华南的解放，民进总部决定将民进港九分会改成为华南分会。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民进会员陈芦荻、梁纯夫、胡明树等同志随军进入广州，参加军管会工作。陈秋安、范兴登等同志也陆续回到广州。民进华南分会也从香港迁到广州。
除了这些有形的宝贵遗产，民进老一辈还留下来很多更加珍贵的精神财富：“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的优良传统，“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政治遗嘱，“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的建会宗旨……这些宝贵的财富，无法用价值来衡量，在民进人中代代相传。
（本文根据民进中央原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徐德骁《民进“会宝”背后的故事》改编，发表于2015年12月《民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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