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事敬矣与人忠——忆父亲徐伯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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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民进创始人之一徐伯昕先生逝世4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通过徐伯昕先生长女徐前的讲述，一起追忆缅怀先生——
徐伯昕（1905年3月4日—1984年3月27日）是民进创始人之一，出版家。曾任出版总署发行局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和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政协第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执事敬矣与人忠
——忆父亲徐伯昕我的父亲徐伯昕，1905年3月4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鸣凰乡小留塘里村，后迁居湖塘桥镇。取名亮，字伯昕。
父亲长期在文化出版界知识分子中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与邹韬奋一起创办了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任总经理，法人代表，三联书店首任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新华书店总店第一任总经理，兼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20多年，后任民进中央副主席。
在父亲一生中，许多事迹可圈可点，在这里我只说说四件事。
为《生活》周刊的创办与发展而呕心沥血
父亲少时在私塾读四书。14岁时，社会动荡不定，四乡农民发起保卫家乡的活动。暑假期间，父亲常头戴童子军帽，项结红领带，身着童子军服，腰扎皮带，手握军棍，口吹军笛，与村民一道保卫家乡。
19岁时，父亲至中华职业教育社当练习生。后转入《生活》周刊社，负责出版、发行及广告工作。该刊系中华职教社主办，宗旨是宣传职业教育、进行职业指导和发表职教社的简要言论。创刊初期只印八九百份，最多印到2000多份，大部分赠送职教社社员。父亲曾回忆说：“这是（我）走上文化出版岗位的第一步，也是持续做了20多年有进步意义的工作。”
《生活》周刊
由于周刊初创时经费紧张，无法请社外人作画稿，父亲就充分发挥美术特长，亲自为周刊拉广告画插图。后来，邹韬奋任《生活》周刊主编，孙梦旦兼任会计。邹韬奋曾回忆：“我永远不能忘记在那个小小的过街楼里，在几盏悬挂在办公桌上的电灯光下面，和徐、孙两先生共同工作到午夜的景象。在那样寂静的夜里，就好像全世界上只有着我们这三个人，但同时念到我们的精神是和无数万的读者联系着，又好像我们夹在无数万的好友丛中工作着！我们在办公的时候，也往往就是会议的时候，各人有什么新的意思，立刻就提出，就讨论，就决议，就实行。”
1928年，随周刊扩版及销量激增，工作更为繁忙，父亲常白天奔忙于外，晚上伏案至午夜。《生活》周刊每期发行量增至4万份。1929年，《生活》周刊中刊登的广告数量激增，使周刊社得以将广告收入支付刊物因不断扩版而上升的印刷费用，刊物销量达15.5万份，打破了民国时期报刊发行纪录。在他主持下的生活书店蓬勃发展，到1939年全国开了56家分店，还在海外设立了分店。抗战时期，生活书店历经查封、围捕，成为抗战的号角和文化堡垒。父亲对外是生活书店的法人和发行人，是以“老板”身份公开进行活动的，因此，当局要找书店的麻烦，他是首当其冲的一个，每一次都是临危不惧，“据理力争”，挫败“多次的恶意加害”（邹韬奋夫人沈粹缜语）。
为民进事业而殚精竭虑
1945年，父亲与马叙伦、王绍鏊等同志一起筹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民进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常说，民进工作要急会员之所急，想会员之所想，做会员的贴心人。民进组织要成为会员的后勤部，尽可能帮助会员解决实际困难，办几件实事。在民进这条战线上，父亲做了一些工作。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签到名单
在文化阵地上，宣传革命。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与郑振铎等一起创办《民主》周刊，与上海的进步知识分子紧密联系，宣传革命思想和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民主和平的强烈愿望，对团结群众、鼓舞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蒋管区曾发生过“重庆较场口事件”“南通惨案”“六•二三下关事件”“李公朴、闻一多被杀事件”以及国民党搞“假谈真打”的阴谋等等，《民主》都及时作了宣传报道，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8年，读书、新知、生活三家书店合并，在香港成立总管理处，父亲担任总经理，同时筹建民进港九分会，与在港的民进其他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一起，积极从事爱国民主活动。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父亲提出要发挥民进的优势，面向社会，献计献策，办校讲学，智力支边，这些在当时都是民主党派工作的新领域。他积极组织一些特级教师、专家学者到各地讲学，传授教育经验，帮助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教师提高教育质量和业务水平。
同时，父亲注重解决民进领导班子新老交替问题。例如为了物色民进中央比较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他亲自选择对象奔走联系，而自己并不计较名誉地位。民进五大，他再次当选副主席，他不同意，他在医院对人说，自己年近八旬，应该退居二线，当个顾问就行了。他对机关干部从政治到生活都关怀备至。机关新调来的一些中青年干部，他提出要放手使用，大胆提拔，在实际中培养提高。他平易近人，在身体较好时，经常来机关办公，接触群众，找人谈心，传授工作经验，虚心听取意见。
建设新华书店总店
建国初期，父亲任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东北书店随军小分队和华北新华书店先遣组，随军入城，先后在王府井、西单建立了新华书店。4月，中宣部出版委员会成立，父亲为委员。出版委员会出版“干部必读”等重要著作用解放社名义、一般图书用新华书店名义。1950年7月，父亲调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任代总经理，主持总管理处工作。
父亲操劳成疾，患有心脏病、颈椎病和严重的神经衰弱，长期失眠。他带病主持总店工作，业绩卓著。一是统一全国新华书店财务管理。1950年11月，父亲主持召开全国新华书店会计工作会议。他改革了解放区新华书店实行多年的平均主义供给制。会议通过了贯彻经济核算制等四项决议。他在会上作的主题报告，对于全国新华书店改变统收统支、统一财务管理、推行企业化经营发挥了里程碑作用。二是筹建新华书店总店。1950年1月1日成立。主要任务是统一领导、管理全国新华书店，承担中央版、北京版书刊的总发行业务。为实行民主管理，父亲组建了全国新华书店管理委员会，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新疆、华南9个总分店的经理任委员。三是组建抗美援朝战地文化服务队。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从大连分店抽调10人组成随军书店，携带图书赴朝，在连队建立图书箱，深受志愿军欢迎。不久，总店组织的战地文化服务队共52人经短期集训，换上军装，奔赴朝鲜前线。新华书店战地文化服务队将祖国运来的图书冒着敌人炮火深入志愿军坑道，为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战士送上精神食粮。
为人民政协充分发挥作用而奔走
刚开始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时，父亲“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思想也有些转不过弯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找父亲谈心。一次宴会上，周恩来总理自己脱不开身，特地请身边同志转告，希望父亲愉快地工作。父亲感慨，总理那么忙，还记着我这一点小事。从此，父亲以他一贯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善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专心致力于统一战线工作，为此倾注了无数心血。
1955年至1966年，父亲在政协工作期间，除了处理日常工作，还分工联系并协助政协各工作组工作（即现在的各专门委员会）。当年一起工作的同志回忆，亲眼看到父亲以其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严谨谦虚的作风，在当时的条件下，默默地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人民政协工作不断努力。
父亲在全国政协主持制定了政协历史上第一个《政协全国工作委员会工作组组织简则》。这是全国政协关于工作组活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同时，他还指出了政协工作组应遵循的原则：实行“三不”方针，贯彻“双百”精神。父亲连续给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和秘书长徐冰写了两份报告，认为政协各工作组“应掌握和风细雨的工作方法和经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敞开思想，各抒己见，轻松愉快，自由辩论。”实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方针。”并提出要“摸索和风细雨、正面教育的经验。”报告得到领导认同。这是父亲在政协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建树。
1984年3月27日，父亲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父亲的工作能力与成绩有目共睹，当时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听闻父亲去世的消息，哀悼之余，作《伯昕同志挽诗》：“其执事也敬，其与人也忠，力行至老死，志业信无穷；病苦忍不堪，曾不闻呻吟，扬眉言国事，知君始更深。”诗虽简短浅近，但充分表达了对父亲的尊敬与对他所取得成就的赞许。
虽然父亲去世多年，但家乡人民没有忘记他。2019年12月底，经过多方努力，徐伯昕事迹陈列馆在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晓柳社区开馆，后被认定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史教育基地。徐伯昕事迹陈列馆总面积80多平方米，主要以图片形式展出父亲生平事迹。同时，徐伯昕故居也列入了保护计划。
徐伯昕事迹陈列馆
END
来源：常州政协微信公众号，徐前口述，转载时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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