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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前辈与民进成立 | 徐伯昕:其执事敬 其与人忠

民进网 202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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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今年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75周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重温一众民进前辈筹备发起成立民进的思想历程和行动作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近期,民进中央研究室联合“民进网”推出“民进前辈与民进成立”系列文章,和大家一同回顾那段历史,感受前辈们的精神和风范,在正道上行稳致远。今天推出第八期,讲述徐伯昕与民进成立的故事。


其执事敬  其与人忠


                     ——徐伯昕与民进成立


徐伯昕(1905—1984)是民进创始人之一,出版家。曾任出版总署发行局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和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政协第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徐伯昕是江苏武进人,幼年家境清贫,靠父亲教书和务农为生。1917年初小毕业后,考入县城“市立第二国民学校”。学校教学中全面推行和实施新学教育,使徐伯昕树立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奋起图强、振兴中华的思想。他为人朴实,言语不多,但思想进步,有感召力,常在同伴间宣传反封建的思想。

1919年,徐伯昕从市立第二国民学校毕业。因家庭境况不能继续求学,在师长的推荐下,辗转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珐琅科半工半读。中华职业学校是黄炎培等进步人士于1918年创办的近代中国第一所正规的职业学校。徐伯昕在这里刻苦攻读,学习美术设计、机械制图等专业知识。

此时,国家多难,徐伯昕也开始参与争取民族自救和解放的活动。1923年2月 “二七”铁路大罢工爆发,他和同学参加了上海各界举行的罢市、罢课等声援活动。7月,他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先在中华职教社职工教育馆负责图书工作,后转为职教社的练习生。

//携手韬奋  筚路蓝缕搏“生活”//


年轻时的徐伯昕(左一)

徐伯昕与邹韬奋同年进入中华职教社工作。1925年10月,徐伯昕开始负责职教社机关刊物《生活》的出版、发行及广告工作。次年10月,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两人从此携手并肩,共同经营《生活》周刊,后又共创生活书店。当时,《生活》周刊办公室设在上海辣斐德路442号一个小小的过街楼上。三张办公桌就把小屋塞满,几无转身之地。邹韬奋任主编,徐伯昕总揽了除会计外,刊物的经营管理包括推广、发行、广告总务等余下的全部工作,此外还有一个会计孙梦旦是兼职,是一份“两个半人起家的事业”。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怀着“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信念,邹韬奋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锋主导内容,徐伯昕多方设法,密切配合以扩大发行。为节省经费,徐伯昕自行创作插图、广告画。他设计的广告式样新颖多变,“引起上海整个广告界的震惊”,各企业纷纷登门请他设计、制作,为刊物带来源源不断的广告客户。至1931年,《生活》周刊从最初八、九百份的印数发展到超过十五万份,创下民国时期报刊发行的最高纪录,也创下直至被封停刊,8年从不脱期的出版史话。   

《生活》周刊


有了稳定的经济支撑,1932年7月,在《生活》周刊的基础上,他们创办了生活书店。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生活书店出版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的革命书籍,含《全民抗战》等战时刊物和丛书近百种,成为当时书刊市场上战时读物的主要供应者。上海“孤岛时期”,徐伯昕明知当时不能出书,仍用预付稿费的方法,“负担他们已经断绝生计的生活”,接济那些坚持不与日伪为伍的作家。抗战胜利后,徐伯昕领导复业的生活书店出版了大量的马列毛泽东的著作,韬奋等论民主宪政法律的书籍。1941年12月,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各地生活书店,徐伯昕写下长文《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经过》,控诉当局的迫害。最终除重庆总店,国内各分店都被查封或被勒令停业。

//主持创办《民主》周刊  为创建民进奠基//


由于生活书店遭国民党当局查封,邹韬奋远走香港,后于1944年7月去世。徐伯昕一人承担起生活书店的重任。1945年抗战胜利后,徐伯昕回到上海,积极筹备生活书店复业,并约请郑振铎主编一份具有《生活》传统的周刊。刊物以“阐扬民主思潮,促进国内和平,评析重要时事,介绍最新学术”为宗旨,于1945年10月13日创刊,定名为《民主》。徐伯昕邀约郑振铎任刊物主编,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董秋斯、罗稷南为编委,蒋天佐、艾寒松、郑森禹等任编辑。创刊号上,刊载了郑振铎撰写的发刊词和《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一文,还刊登了马叙伦的《思想解放》、周建人的《略论这回大战的性质与法西斯的歪曲事实》和许广平等人的二十篇文章。《民主》和《周报》《文萃》一起,被誉为国统区的“三大民主刊物”。

《民主》周刊

《民主》有一个强大的作者阵营,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如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柯灵、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等。为了互通消息,及时研究时局,商讨斗争策略,由徐伯昕出面联系,《周报》《民主》以及其他一些杂志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每两周定期聚会座谈。周建人曾回忆:“我们(指自己与徐伯昕、郑振铎等人)还经常在一起聚会,有时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有时座谈当时政治形势,研究民主运动的开展。后来由个人发表文章发展到联合署名发表文章,争取国内舆论的支持。……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越来越严重,人民大众根本没有参加民主政治的权利。我们为了进一步与国民党反动政府作斗争,酝酿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签到名单。

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徐伯昕与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赵朴初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1月4日,民进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徐伯昕被推为出版委员。2月3日,民进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决定在理事会下设一处三部及若干委员会,出版部由徐伯昕负责。3月17日,民进第四次会员大会上,徐伯昕增选为理事,并在随后召开的理事会议上被任命为出版委员会主任。

//民主活动的筹划者和宣传者//


民进成立后,徐伯昕积极参与民进的各项工作。1946年2月,上海各民主团体决定成立上海民主运动团体联合会筹备委员会,马叙伦、徐伯昕等被推举为筹备委员会委员。经过周密筹备,5月5日,民进与上海各界52个团体组织共同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以下简称“人团联”),马叙伦、徐伯昕、林汉达、周建人等29人被选为理事。6月8日,民进和其他各界知名人士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鏊、罗叔章、徐伯昕等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民盟、青年党及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呼吁停止内战。为呼吁和平,人团联决定推派和平请愿团赴南京面见蒋介石等人,并发动一场反内战大游行。活动的筹备过程中,徐伯昕几乎每次开会必到,提出了很多务实的建议,如:为预防特务捣乱,游行队伍应由年轻力壮的学生队伍担任开路先锋,游行路线要经过国民党市政府大楼,要求吴国桢出面接见等等。6月23日,上海人民反内战暨欢送和平请愿团赴京大会在北火车站举行,徐伯昕也参与了大会的组织工作及反内战大游行。“六二三”下关事件发生后,徐伯昕和沈钧儒、陶行知、沙千里、史良等向请愿团代表发去声援电:“一息尚存,誓必为先生等后盾。”

与此同时,徐伯昕、郑振铎等人主持的《民主》周刊不仅大量刊载民进同仁及民主人士的政论文章,还配合民进活动及各界爱国民主运动做了大量报道,实际上起到了民进喉舌、民主先锋的作用。许广平记录被日寇抓捕入狱情况的《遭难前后》,杨明的《韬奋的流亡生活》,都连载在《民主》上;《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也发表在《民主》第十四期上。针对警员警管区制、重庆较场口事件、南通惨案、“六二三”下关事件、李闻惨案以及国民党搞“假谈真打”的阴谋等等,《民主》都及时作了报道和揭露。因此,《民主》饱受当局的嫉恨与迫害,终于在1946年10月30日被迫停刊,共出版五十四期。

 1948年,沈静芷、黄洛峰、徐伯昕(从左到右)在香港主持三店合并成立三联书店。

1947年2月9日,民进第五次会员大会召开,徐伯昕当选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此时国内的形势已极为严峻,徐伯昕于7月离沪赴港,主持筹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事宜。马叙伦、王绍鏊等人来港后,徐伯昕同他们一起恢复了民进理事会的工作,并参与筹建了民进港九分会,继续为民主,为解放,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奔走奋斗。

来源:民进中央研究室

END

民进前辈与民进成立系列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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