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旧文化
一场疫情喧嚣，
一份叫作《新文化报》的报纸倒掉。
这二者有啥关系吗？
最后一期《新文化报》定格在2020年1月23日，
武汉封城当天。
《新文化报》作为长春发行量最大的地标性都市报，一直以来不仅在当地很牛，而且把触角延伸得很广。
2002年5月7日20点40分，中国北方航空公司一架“麦道-82”飞机从北京起飞，执行北京飞往大连的6136航班。在大连海滨傅家庄上空机舱失火导致飞机坠海，机上112名乘客和机组成员全部罹难（史称“大连5·7空难”）。事发当晚新文化报派出三名记者前往采访，连续多天全程见证失事飞机残骸打捞和相关调查进展情况。
2008年汶川地震，新文化报十余名记者到震区采访，发回大量报道，并组织社会捐款，共募集善款近300万元，在四川平武建了一所“新文化报读者小学”，这是当地最好的建筑。
类似于北京两会、世界杯、非典等重大热点事件，新文化报都视为提升报格的机遇，但凡可能，必调动资源力量劲锐出击，决不缺席。
如果正常，2020年这场新冠疫情，该报更会派出不少记者奔赴武汉一线，发掘更多自采新闻呈现读者。只可惜，这一次不仅未动一兵一卒，而且好似专为借助疫情的迷障，她自己竟顷然间以低调方式，宣告了20余载使命的终结。
《新文化报》未及向读者亲口道别，而是借助当地省报发出休刊公告。
《新文化报》公众号停更，虽有“暂时”字样，
但未来或许永不再来。
早年为《新文化报》拟就“新闻创造生机”定位语的原副总编刘庆先生，近以一篇《长春欠〈新文化报〉一场正式的告别》的“祭文”，勾起包括我在内的昔时同僚旧部的诸多感怀。“混在新文化”近500人微信群里频见吐露心曲的文章。借此我也写几句，权作寄给收留我近3个年头的老东家以及那段燃情岁月的一点追思、一份念想吧。
01
1999年初，经一位石姓朋友引荐，在长春市政府隶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我，应聘到《新文化报》当记者。迄今我还这样认为：那真是一个处处求变出新的年代，“新千禧”自不待言，如今多少商界大佬崛起于斯亦不必说，仅在国内报界，那时候就相继有《新快报》、《新周刊》、《新京报》等“新字头”面世。原属吉林省文化厅的《新文化报》经陕西华商传媒重组改版，以全新都市报面孔迅速一纸风行，一统长春，我有幸是那拨生力军里面的一员。
《新文化报》改版面世，迅速激发市民建立起日常读报的习惯。过去看报纸大多是官员至少也是坐办公室的人的专利，以学习教育之名，享公费订阅之利。普通百姓无此待遇也无此闲心，所以跟报纸隔得远。现在好了，新文化报并不高高在上，而是大量登载老百姓身边事，全力帮助解决烦心事，遇到停水停电暖气不热之类给报社打个电话就有回音，解决也有盼头。日常生活中碰到啥奇异事突发事拨打报社新闻热线，还能获得明码标价的线索奖。订阅一份报纸，更回赠豆油雨伞等实物，免费报箱往你家门口一挂，送报员天天准时投送。这些招法颠覆了老媒体的行为定势，而更厉害则是全员聘用下的灵活用人与激励机制，以及对新闻题材操作的最大化拓展发掘，令新文化报综合优势快速凸显，对手则相形见拙。
随省经贸代表团赴苏浙沪招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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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调查推动“国家公祭日”及相关法规出台
运用新型机制，走好上层路线，恪守亲民风格，是华商传媒成功的主要秘笈所在。其以《华商报》为旗舰，先后用投资改版或创立方式，将长春《新文化报》、沈阳《华商晨报》、天津《大众生活报》、重庆《重庆时报》等一众报刊尽揽麾下，后期更打包上市，成为中国报业创造多项第一且综合排名相当靠前的一支劲旅。
仅以新文化报为例，全盛时期采编员工多达500人，发行团队更是接近3000人，日均发行量多达40万份，年广告收入2—3个亿，真正实现了经济与社会效益双丰收。与此同时，灵活公开的业绩考评与人才竞聘机制极大激发了团队活力，采编人员得以迅速成长，包括我在内，许多人在较短时期内崭露头角，实现职级升迁、购房安居等梦想。
《新文化报》释放的“鲇鱼效应”激活了长春报业市场，《东亚经贸新闻》、《城市晚报》、《长春晚报》与之形成“四兄弟”同城操戈共争饭碗的局面。随着“蛋糕”做大，可供选择的空间与机会增多，时任新文化报总编的张伟先生于2003年底毅然带出数十部下另起炉灶，创办《巷报》，虽然纸面上很是风生水起，但因运营成本与回报难以在有限时间内支撑资金链，结果一年多即折戟沉沙，让人唏嘘。新文化报则继续葆有王者之相，多年来几无撼动。
但没想到的是，除巷报可以不表外，现如今前述那“仨兄弟”都还活着，《新文化报》则猝然倒下了，并且不是从新到旧徐徐终老，而是毫无预警地“休克式死亡”，更加叫人唏嘘连连。
02
虽然新文化报仍只不过是近些年陆续覆亡、往后还会不断倒掉的同门族群中一分子。但她在整个业内实在具有标志性意义。
穿插一下，像《东亚经贸新闻》、《城市晚报》、《长春晚报》，当下日子都不可能好过到哪儿去，却因为都带有体制的基因，后两家分属省市党报，党的孩子生命力自然强大；《东亚经贸新闻》市场化多一些，也隶属于吉林日报，近水楼台沾得月。惟有新文化报完全是光脚走路，能绝地求生绝不轻言赴死，走到今天地步想必是穷尽招数后的无可奈何了。
站立时有多荣耀，倒下就有多悲伤
这便要再表一下她的后台老板——华商传媒。
陕西华商传媒是国内唯一在多个区域运营都市报的传媒集团，旗下拥有六报、五刊、五网和十多家公司，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传媒产业链。2013年，华商传媒集团经营总收入32亿元，多年来累计上缴国家税费超过26亿。
虽然近些年华商传媒经营业绩跟随大环境开始出现下滑，但直至2018年仍有专业研究著述充分肯定其控股子公司自主经营、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母公司结构”，具有更强抗风险能力，对其未来给予较为乐观的期许。但现实的残酷超出人们想像。纵观华商传媒主营产业板块中，重庆时报、华商晨报已于2019年初关张，大众生活报现存网络版，其纸质版面自2018年9月再无更新。此番新文化报又告休刊，说昔日“报业航母”风光不再行将解体怕是不为过吧。
说纸媒时代、特别是辉煌了20多年的都市类纸媒时代正在终结，恐怕也非危言耸听。
03
新文化，又沦为了旧文化。
与其说报纸迷乱了适应市场的手段，莫如说他们失掉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一切发生与演变，只不过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瞬。
怪不得任何人。怪不得新网络，新媒体。该来的终归要来，谁也阻挡不住，就像当年都市报如雨后春笋大行其道。所以也不必怪罪自己。
新时代当然更需要推陈出新。
这不，竟还出了一场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封城封国，大会推迟，高考改期，奥运延办。这些谁曾料得到。更多宏大叙事，更加丰富复杂的世象，更多现代人的需求，正是媒体可以更加大显身手的时代。
然而面对这场浴火鏖战的疫情，岂止新文化报当了逃兵，那么多正气凛然的传媒介质，那么多仗义执笔的无冕之王们，又在哪里？为何只见财新、三联、人物、新京报等寥寥无几的良心媒体，努力诠释着苦难，向国人传递着微光。
一场疫情检验出，曾经被读者多么看重、多么信赖的媒体，有的倒掉了，有的逃避了，有的麻木了。
更不堪设想，从今往后——
还有报纸会关注普通百姓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吗？
还有记者主动走进弱势群体，去敲他们的门吗？
当市民遇到困难危急，除了报警，还能找到一家贴心媒体用口诉或书写方式进行倾诉、得到暖心的抚慰帮助吗……
想想都觉悲观。
许多人一定还记得南方周末那篇著名的新年献词中的话：“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而我们，则不停地为你加油。”以及经常被一些报纸引用的那句“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现在看来，当今之世一些事物真是陈旧太快了，唯有这些话依然很新。
祭奠倒下者。祈福还在路上的媒体和记者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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