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舆论让曾轶可道歉，不如用真相让曾轶可服输

关心公众利益的人，都希望曾轶可是向真相低头，而不仅是向舆论低头。

曾轶可。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作者 ｜西坡

6月19日下午，曾轶可的微博道歉了——“我承认自己前两天言行失当，难以相信自己当时竟是如此情绪化。在这里我向所有人致歉，如果有机会我也愿意对当事警官当面说声对不起。对于自己这一行为造成的影响，我愿以个人最大能力承担后果。” 

短短几天，曾轶可在舆论场上的形象完成了大反转，从投诉维权的“受害者”变成了需要“承担后果”的“施害者”。但是这桩风波显然还未结束。

一方面，许多批评者认为曾轶可迫于舆论压力才道歉，未必是真心的。还有人继续呼吁法律对曾轶可严惩。另一方面，事件的真相仍然不清晰，曾轶可的道歉也没有做事实层面的更正。

比如曾轶可之前的微博称，“机器显示通过，但该工作人员勒令摘帽子”“他不允许我退回去，把我叫进房间，开始录像教训”“一幅凶煞的嘴脸”等。而北京边检发布的《情况通报》称，“（曾轶可）在进入自助查验通道后，民警提示其脱帽进行面向对比，曾某某不配合……民警依法对其进行人工复核，此时曾某某对民警爆粗口”。

曾轶可将民警说成“工作人员”固然不正确，“凶煞”之类描述也偏于情绪化，但是双方对事实经过的描述明显有偏差。如果曾轶可所述属实，机器显示通过，但民警勒令摘帽子，那么民警此举是否合理合法是需要解释的。当然，曾轶可的陈词不等于真相，所以需要基于证据的调查。 

这起风波既然已经发酵成了公共事件，就不应该稀里糊涂开始，稀里糊涂结束。曾轶可是一个艺人，也是一名公民。她用情绪化的激烈语气在微博上维权，本意或许是想利用粉丝的力量“碾压”一名小小的“工作人员”，这种恃强凌弱的做法引发舆论反噬，可谓咎由自取。但是公众情绪的满足不应该是事情的结束。

关心公众利益的人，都希望曾轶可是向真相低头，而不仅是向舆论低头。假如曾轶可和其他演艺明星从这件事得出的教训只是关乎公关技巧，甚至得出“名人要低调，遇事别吭声”的结论，那显然是社会的损失。

明星也是公民，遇到不公也有维权的权利。曾轶可示范了错误的维权方式，那么现在就有必要向公众解释清楚，何为正确的维权方式。

不妨把曾轶可机场风波当做一个标志性的案例。正如当年高晓松酒驾之后拍了公益宣传片，假如曾轶可能够配合有关部门普及正当维权与恶意维权的区别，也算一种有意义的“承担后果”。

这就要求把事发经过进行还原，从“勒令摘帽子”到曾轶可事后发微博，把每个环节进行分解，辨明是是非非。而最重要的证据无疑是冲突时的执法录像，曾轶可也提到了“开始录像教训”，若把视频公布出来，相信更能让曾轶可心服口服，而围观者也能得到更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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