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21：第六章 佛道诗禅
第六章 佛道诗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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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晚年钻进故纸堆，醉心研究《水经注》，有时候甚至费尽笔墨考证某个僧人的墓碑。1960年，有人在报纸上登了一首诗送给他：
你静静地躲在南港，
不知道这几天是何模样。
莫非还在东找西翻，
为了那个一百二十岁的和尚？
苏轼在杭州的确是东找西翻，把隐藏在松竹翠柳中的老和尚、小沙弥访了个遍。
北宋时全国有僧侣二十万之众，寺院近四万所，仅杭州就建有寺院三百六十多座。众多朝廷高官如富弼、张方平、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吕惠卿等人都醉心佛法，以至司马光说：“近来朝野客，无坐不谈禅”。就是那个“木头桩子”程颐，都潜心佛法。两个高徒初次拜见他时，适逢程颐在瞌睡，他们长时间在门外伫立，直至积雪一尺，后人称为“程门立雪”，明眼人一见便知，这是“翻拍”禅宗二祖慧可拜见达摩老祖的故事。理学宗师照搬释家故事，是不是也反映了儒家释家在宋代的合流趋势呢？
当时有很多人相信自己前世是个和尚。张方平在滁州时，游琅琊山，到一寺院，前后逡巡良久，忽然叫左右架起梯子，在房梁间得一书函，打开视之，乃是《楞伽经》四卷，只写了一半。张方平于是援笔续之，笔迹与书中丝毫无异，只见经书前有四句偈曰：
世间相生灭，
犹如虚空花。
智不得有无，
而兴大悲心。
张方平大悟流涕，坚信自己前世定是此寺僧人，写经未完而圆寂，这次就是来续写成书的。
苏轼八九岁时，曾经梦到自己是个和尚。到杭州后，他结识了一个重要朋友——参寥子，这个人的重要性，超过大家耳熟能详的佛印和尚。一次苏轼与参寥子同登方丈，对参寥子说：“我平生未尝至此，而眼睛所到之处，都仿佛经历过似的。从这里到忏堂，当有九十二级。”谴人数之，果如其言。于是苏轼相信自己前世为寺中僧侣。
类似的故事很多，多数出自后世僧人的笔记，今天的人们自然不需要追问真假有无。
时间是死亡的计步器。人到中年，诸般事物纷至沓来，手中堆满了工作，脑袋里充塞着工资奖金和孩子的大学学费，肚子里堆积着酒肉，慢不下来，静不下来，高兴不起来。于是我们希望用物质财富来满足欲望、麻醉精神，殊不知越是这样，时间这个“计步器”越是如同衰老的心脏一样，跳动得越发快起来了。其实苏轼和我们一样，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他并不善饮酒，欧阳修说自己“饮少辄醉”，苏轼是一杯就醉。各地官员钦其才望，到杭州必定求见。苏轼疲于应接，夜夜笙歌，不胜杯酌，于是抱怨说担任杭州副职，简直是“酒食地狱”。
人有时候需要静一静，倒一倒，空一空，这是禅宗给我们的智慧。
那茂林修竹后面，也许真的藏有高人。唐代诗人宋之问，一次在杭州寓居寺中，夜月清明，不禁吟道：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
得了两句，思索良久，无法完璧。寺中一个老和尚被扰，点起长明灯，问曰：“少年深夜不寐，嘴里嘟嘟囔囔，却是何故？”
宋之问说：“想题诗于寺，只得了两句。”
老僧听了前两句，说：“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宋之问大惊，文思泉涌，马上成篇。第二天遍寻寺中，老僧已云游去了。问寺中僧人，才得知老和尚是在此避祸的骆宾王。
宋之问这首诗实在平平，而“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却是气魄宏大，正宗唐人气象，所以人们怀疑肯定有高人指点。不过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这两句诗的知识产权还得归宋之问所有。
那些隐居的修道之人，总是能给人一种神秘感。苏轼的二儿子苏迨，这时候已经三岁了，仍然不会走，只会爬。苏轼请天竺寺辩才法师为之落发摩顶，不数日满地乱跑。
苏轼交游的僧人，当然不是巫医神汉。僧人文人化，文人僧侣化，这是宋人特征。如果说词是文人与歌女的媒介，诗则是文人与僧侣的桥梁；文人与歌女交游，悦尽人间繁华，文人与诗僧唱酬，重寻空静之心。惟空灵乃能超越平庸，惟简净乃能远离杂芜。
苏轼，宸奎阁碑
祥符寺有僧名曰可久，有诗名，士大夫多去拜见，然而可久多不理会，独与苏轼友善。有人经常馈赠粮米，放于门外；可久一般仅取数升，装于瓶中，置于几上。窗外惟芭蕉数本，翠竹百竿。元宵佳节，众多官员与民同乐，九曲观灯之后，苏轼独行来此，斗室萧然，清风拂面，迅速让人远离尘世的吵杂与喧嚣。
门前歌鼓斗分明，
一室清风冷欲冰。
不把琉璃闲照佛，
始知无尽本无灯。
——上元过祥符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火
梵天寺有个和尚叫守诠，作了一首小诗：
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
柴扉夜未掩，片月随行屦。
惟闻犬吠声，又入青萝去。
清新婉丽，沁人心脾，苏轼和之曰：
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
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芒屦。
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
——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次韵
法惠院中有个十一岁的小僮儿叫思聪，善作诗，参寥子曾经作昏字韵诗，苏轼令思聪和之。思聪和篇立成，中有诗句：千点乱山横紫翠，一钩新月挂黄昏。苏轼夸赞不减唐人，笑曰：“不须念经也做得一个和尚”。不久思聪正式剃度，此后二十多年与苏轼多有诗词唱和，而他在徽宗朝竟又还俗，成为御前使者，名动一时。
其实寺庙从来没有离开过尘世，既然士大夫能够具有出世精神，僧侣当然也可以具有世俗意识。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载：赵匡胤驾临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住持说：“不拜。”问其何故，对曰：“现在佛不拜过去佛。”
释家不会得罪皇帝，也一样不会得罪士大夫。曾经有文人墨客携歌女到僧舍宴饮，宴罢诵前人诗：“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1]。”僧人闻而笑之。客人问禅师为何发笑，僧日：“客官得半日闲，老僧却忙了三日。一日做准备，一日宴集，一日扫除！”
[1] 唐，李涉《题鹤林寺壁》，前两句为：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
苏轼也有带着歌女游玩寺院的记录，还曾经扮作长老，与歌女琴操谈禅：
琴操问：“何谓湖中景？”
苏轼答：“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又问：“何谓景中人？”
苏轼答：“裙拖六幅湘江水，鬓亸巫山一段云。”
问：“何谓人中意？”
苏轼答：“惜他杨学士，憋杀鲍参军。”
又问：“如此究竟如何？”
苏轼答：“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琴操大彻大悟，遂削发为尼。
苏轼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坚信自己是儒家门人。他学佛悟道，与僧侣诗酒唱和，也经常拿和尚开涮。传说他一次拜访佛印，童子开门后，苏轼问：“秃驴在吗？”童子应声回答：“东坡吃草。”显然这个故事不会发生在熙宁年间——这个时候他还不叫东坡，也不认识佛印。他与佛印机锋戏谑，还要等到十多年以后。
苏轼，宸奎阁碑
中国传统文人，他们往往既是经世致用的政治家，又是描写现实的文学家，还是记录过往的历史学家，同时又是关注宇宙人生的哲学家。今天之所以不再有大师，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也许我们无愧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可是我们没有诗性，没有性灵；我们来不及思考，我们停不下脚步；我们不再面对白云发呆，我们不再看着野花流泪；我们以“有用”和“无用”来衡量世界，我们用“土豪”与“屌丝”看待人生，我们已经迷失于功利社会。
清朝湘潭人张灿有一首诗：
书画琴棋诗酒花，
当年件件不离他。
而今七事都变更，
柴米油盐酱醋茶。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活着，我们还需要生命的趣味。柴米油盐、财源广进、事业发达，这些我们都需要，可是我们还需要超越与升华，在家居人生、事业人生之上，尚有适意人生、诗意人生等待我们去观照、去体悟、去发掘，这可能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吧。
真正的大师，一定是具有无限心灵空间的人。其实，我们都有一副迷恋红尘的躯壳，可是我们还需要有一颗恬淡简远的心，前者让我们进取，后者让我们安然。当苏轼走近僧舍，雨滴从竹梢落下，浸润竹林幽径，青苔斑驳，万籁俱寂，对照竹林内外，方发现外部的繁华之中，诸般可笑。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若对此君仍大嚼，
世间那有扬州鹤？
——於潜僧绿竹轩[1]
古时候有几个人谈心愿。一人说愿仕途得意，官至扬州刺史；第二人说愿腰缠万贯，闷声发财；其三人说愿修道成仙，驾鹤升天；第四人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今天我们吃肉够多，赏竹太少，至于腰缠万贯、驾鹤扬州的妄想，现实中已经一再证明这是人世间的一个大大的陷阱。
[1] 於潜，地名，今属浙江临安。
苏轼常于午后独行，到此竹溪佳处，那里有个青条石。解去衣服，或卧或仰，但觉通体清凉，无不适意。他对入睡极有心得，闭上眼睛，以手掌轻抚肚皮，渐渐不动，就此进入梦乡，从来不知失眠为何物。即便是几年以后在乌台监狱，亦是照常入梦，似乎此生从来没有过牵挂。寺中有一个小和尚，晚年回忆，他曾于苏轼熟睡时细看其后背，见有七颗痣作北斗七星状，坚称这是神仙下凡。
一次醒后，苏轼题诗僧舍壁间：
七尺顽躯走世尘，
十围便腹貯天真。
此中空洞浑无物，
何止容君数百人。
——宝山昼睡
这就是倒一倒、空一空的妙处。
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个人以为，林氏给予苏轼的众多头衔中，也许只有“月下的漫步者”甚合苏轼之意——这简直是一定的。
（本章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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