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33：第十章 子瞻何罪

第十章  子瞻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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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被逮捕后，苏家老小赶紧乘船，随后赶往京城。御史台差役在路上登船搜查，查抄往来书信手札。女人孩子受到极大惊吓，待差役们走后，女人们恼恨文字惹祸，将苏轼手稿付之一炬。后来苏轼检视，残存的手稿不到三分之一。

苏轼的供述写完了，下面就是等待裁决，是“托物讥讽”，还是“藐视君父”，完全在于皇帝心胸。在狱中，狱卒对他很是友善，晚上甚至给他打洗脚水。儿子苏迈每天给苏轼送饭，也没受到刁难。苏轼和儿子约定，正常情况下只送肉和蔬菜，假如有不利消息，则送鱼。谁知有一天苏迈因家中缺钱而去城外借贷，只好委托一个亲戚送饭，忘了告诉这位亲戚其中的玄机。这位亲戚看到连续的肉食蔬菜，别出心裁搞了一条鲤鱼。苏轼见到后，大惊失色，这是要处死的信号！

宋代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这是宋太祖定下的规矩。想不到这条规矩却是因自己而破。说什么致君尧舜上，说什么与兄弟风雨对床眠，一切都在瞬间化为乌有。苏轼万念俱灰，给苏辙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

圣主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

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

再结来生未了因。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

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

不得一别子由。

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他委托狱卒梁成把两首诗交给苏辙。苏辙机敏，读后对梁成说，诗稿我不能带走，按律法犯人的手迹只能上交，我还是还给你吧。狱卒于是将两首诗交与上峰——苏辙的设想是，诗稿最终会落到宋神宗手中。这两首诗写的如此凄惨，希望宋神宗看后大发慈悲，赦免苏轼。

苏轼被捕的第二天，苏辙就上书皇帝，在这篇《为兄轼下狱上书》中，通篇充斥着臣罪当诛、赦其万死、洗心改过、粉骨报效之类的磕头求饶话。世间最难看穿的就是人心，皇帝最大的功课就是甄别臣子的忠与不忠，为了让皇帝相信自己是大大的忠良，就得在文字中反复表示自己朝乾夕惕，忠贞不二，忠心耿耿，忠字当头。任何摆资格、摆功劳的言辞都无济于事，也许反而招致皇帝冲天一怒，惟有高呼饶命，才是文章的核心。果然，苏辙在最后说，请求皇帝解除我的官职，不敢妄想减兄之罪，只求饶他一命。

张方平的上书却让苏轼后来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在上书中，举了好几个案例，来说明凡是人才都有缺点，明君自然会容忍他们的缺点，使他们尽忠王室。张方平说：“自夫子删诗，取诸讽刺，以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诗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当世之事，语涉谤黩不恭，亦未闻见收而下狱也。”这话将诗歌功能说得一清二楚，明确告诉皇帝，反对因诗文而处罚士大夫，反对颠覆诗歌讽谏功能的文学传统。

张方平这时已经七十三岁，早已退休，在南京养老，他只能通过地方官府呈报自己的意见。但地方官不敢接受，只好让儿子到京城的登闻鼓院（类似今天的信访局）去投送。结果他儿子到登闻鼓院后，在门外逡巡好久，没敢进呈，又带着回去了。苏轼后来见到这篇上书，庆幸没有让皇帝看到。这时候最佳方式就是摇尾乞怜，大谈苏轼是什么天下奇才，反倒会让皇帝生气，加重其罪。

事实也正是如此，苏轼被捕以后，朝廷大臣普遍认为，苏轼被处以重刑甚至处死，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敢说话的不多，除了上面两人，七十二岁的老臣范镇，还有吴充、章惇、王安礼也纷纷利用各种场合，为苏轼求情。

 吴充此时是宰相，一次问神宗：“魏武帝曹操这个人怎么样？”

神宗说：“何足道。”

吴充说：“皇上说的对，曹操向来猜忌。但是他都能容得下一个祢衡，陛下难道还容不下一个苏轼吗？”

祢衡看不起曹操，曹操为了羞辱他，就让他充当宴会时的鼓手，结果祢衡赤身裸体，击鼓骂曹，反把曹操骂个狗血喷头。就是这样，曹操也没有杀他，而是将他送给了刘表；到荆州继续骂，刘表也不敢杀他，将他送给了黄祖；祢衡当然脾性不改，结果被黄祖杀了。黄祖杀了祢衡以后，发现自己成了傻瓜，赶紧又是厚葬又是超度，结果名声还是臭了。

神宗赶紧说：“朕并没有杀掉苏轼之意，只是想澄清是非，很快就会放了他。”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向神宗进言，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谪人，小心后世说皇帝您不能容才。神宗反倒提醒王安礼，出去不要这样说，小心被人抓住把柄，因苏轼而害你！

苏轼的好友章惇向来是个敢做敢当的家伙，他此时是翰林学士，说的比谁都直接：苏轼十九岁中进士，二十三岁中直言极谏科，仁宗皇帝以为是一代之宝。今日反深陷囹圄，恐怕后世会说皇上喜欢听阿谀之言，不喜逆耳忠言啊！

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也有话传给神宗：“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这几乎是七位替苏轼求情者的结语，据说在宋神宗那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也有落井下石的人。同属宰相的王珪，就是那个文章锦绣的老油条，对神宗说，苏轼的确有不臣之心，皇上看他有这样一首诗：

凛然相对敢相欺，

直干凌云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

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

陛下是飞龙在天，苏轼反倒说皇上是蛰龙，这岂是臣子该说的？

神宗说，苏轼是咏桧树而已，干朕何事？

章惇在一旁说，写龙未必就是指人君，臣子也可以称龙。孔明就称卧龙么。

王珪说，这是舒亶说的。

章惇说，舒亶的唾沫你也能吃啊？！

章惇退下后愤怒地对人说：“竟然还有这样害人的家伙！”

苏轼在狱中受了一场惊吓，送鱼的误会当然不久之后就消除了，供状都写完了，每天吃饱了就睡，睡饱了就吃，别无他事。一天晚上正要就寝，牢门突然打开，进来一人，带着一个小箱子。来人也不说话，把箱箧枕在头下，倒头就睡。苏轼也没理会，很快进入梦乡。大约过了四更，苏轼感觉来人轻摇他的肩膀说：“恭喜学士。”苏轼迷迷糊糊地问：“你说什么？”来人说：“您安心就寝吧。”拎着小箱子出去了。原来此人是宋神宗派来的太监。俗话说做贼心虚，心里有鬼，肯定晚上睡不着；苏轼鼾声如雷，可见心地无非，敞亮得很，至少在宋神宗心里，忤逆君父的大不敬罪名，是不成立的了。

这个记载太离奇，简直像小说。不过苏轼在十年以后给朝廷的上表中，特意提到神宗派人到监狱中安抚，看起来确有其事。

宋神宗的祖母，就是太皇太后曹老太太，这时候病危。神宗前去探望，说想大赦天下，为祖母祈福。曹太后说，不必尽赦凶徒，赦免苏轼一个人就够了。当年仁宗皇帝在苏轼和苏辙中制科考试后，回到后宫亲口对我说，为后世子孙选了两个宰相，这样的人怎么能杀掉呢？

不久曹太后病逝，神宗宣布大赦天下，苏轼自然也要从轻发落。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判决，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另有三十多人受到本案牵连，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往来过密，收到谤讪诗文亦多，事发后为苏轼通风报信，泄露朝廷机密，被撤销官职爵位；苏辙被贬筠州（江西高安）监酒；王巩因与苏轼宴集时泄露禁中机密，被贬宾州（广西宾阳）；其他涉及唱和诗文的有二十二人，张方平、李清臣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李常、孙觉、陈襄、黄庭坚各罚铜二十斤。

乌台诗案的过程就是这些，情节固然曲折，人物命运让人牵挂。可是如果就此结束本章，那不过是开了一次故事会，因此有必要再唠叨几句。

乌台诗案昭示了《诗经》托物讥讽传统的崩溃。在印刷术大发展、传媒开始发达的年代，政治与文学只能进一步分野。文学不再是经国之大业，政治却可以要求文以载道。文学获得独立地位，还得等到900年后的新文化运动。

乌台诗案是一次小人的狂欢。它并不是改革派对保守派的一次清算，但是却起到了政治斗争无法起到的效果。它对士林人心的伤害无可估量，几年后司马光还朝，旧党掌权，需要出的最大一口气就是驱逐“小人”，此后新党旧党之间、旧党内部之间意气之争不断，开启了无止无休的撕扯模式。

乌台诗案是北宋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的标志性事件。原本是监督宰执的台谏系统，从此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谁控制了台谏系统，谁就不但掌控了舆论，而且掌控了司法权。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权臣奸臣，是必然的结局。

乌台诗案的幽灵甚至徘徊到苏轼逝世二十年以后。蔡京专权后，分三批圈定所谓守旧派309名黑名单，立元祐党人碑，刻司马光、苏轼、苏辙甚至章惇等人于其上。他们的后代不许做官，他们的著作不许刊行，而且不许私藏。靖康元年（1126），金兵包围开封，北宋朝廷慌忙议和，金兵得到满足后撤军。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就在金兵撤军前四天，朝廷作出了两项决策。第一个是贬谪蔡京、童贯。这两人一个是宰相，管内政外交；一个是枢密使，管军事。在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刻，朝野将怒气撒在这两个奸相权臣头上，是顺理成章的事。蔡京被贬儋州，走到途中没人卖给他吃的，饿死了；童贯被贬的更远，是海南三亚，走到途中又被朝廷杀了。第二个决策让人大跌眼镜：朝廷宣布解禁元祐党人。在黑云压城的紧要关头，朝廷不去研究战事、布置防御，反而去翻历史旧账，不由得让人觉得奇怪。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朝廷此时急需凝聚人心，安抚那些伤痕累累的士大夫，以期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但这时候说什么都晚了，猪身子都掉井里了，剩个猪尾巴，谁还能拽得住？金兵撤走以后，很快卷土重来。宋徽宗这个艺术上的巨人、这个政治上的矮子，和他儿子一起被金兵俘虏，北宋灭亡。

赵佶啊，赵佶，你早干嘛去了？！

（本章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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