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总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本文根据网络内容与工作人员回忆录综合整理
周总理的逝世使全世界为之震动。130多个国家和政党领导人先后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的党和政府表示深切的悼念，对周恩来为中国、为世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作出崇高的评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由会议主席提议，全体代表起立，为周恩来默哀。联合国大厦下半旗致哀。
1月15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几千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遵照总理的遗愿，15日至次日凌晨，周恩来的骨灰由西花厅党支部工作人员乘飞机撒在北京、天津和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
时间回转，这位为国为民操劳一生的总理，当得知自己即将离开人世，他会如何走过生命中最后的几年？
1974年4月到5月间，同“四人帮”争夺领导权到了最激烈的时候。由于过度劳累，病情加重，总理曾经发生过缺氧现象。他睡觉前要吸氧气、吃安眠药，有时吃一次不行还要吃第二次。每天到了时间就要叫他起床，他困极了、累坏了，以至于警卫员叫一次不醒，再叫一次还不醒，便推他肩膀。老人家醒来以后，立刻就从床上起来。
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次赖床，没有一次说再多躺几分钟。有时候晚上开会，他体力不支，就用椅子背顶着自己。老同志让他坐下来讲话，他说：“不行啊，我一坐下来就要睡着的。”
这幅名为《鞠躬尽瘁》的油画，创作于1994年，作者是军旅画家王吉松。
出现在这幅画作上的周总理，不是人们在其他摄影作品或绘画作品中常见的英姿勃发的形象，而是抓取了艺术家塑造伟人形象很避讳的情节——周总理闭眼的一瞬。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幅作品描绘的是总理晚年一个真实的生活细节。
1973年6月初的一天，身患绝症的周总理总理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他一直在工作着，接下来还要继续接见外宾。这时，秘书进来提醒说：“还剩十四分钟。”极度疲劳的周总理提出洗把脸刮刮胡子提提神再去。秘书在门口等待许久不见总理出来，便打开了洗手间的门，这才发现，周总理在卫生间里靠着墙睡着了，手里还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
据周总理的秘书纪东回忆：
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的一个傍晚，时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飚来到总理办公室，说江青无中生有，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他，想辞职不干了。总理听了，就笑着说，“耿飚同志，我跟你说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想赶走你，不论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要想整你，不论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就是不要自杀）。”耿飚听了这三句话豁然开朗，拿起辞职文件报告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这也是总理在心里对自己说的话，“我不能走，不能倒，也不能出现其他问题。”他也曾经说过，“除非我自己把我自己打倒。”
白天休息、晚上工作，这是一直以来为了照顾毛主席的身体和工作习惯，总理长期形成的习惯。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作息变得极不规律了。我到总理身边工作的时候，他基本是下午两三点、三四点起床，第二天凌晨两三点、三四点睡觉，后来延迟到七八点，患了癌症之后甚至延迟到九点、十点才睡。如果他每天能睡上五六个小时，我们心里还会比较踏实，但到后来这五六个小时很难保证。
1974年底，做完大手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总理便坐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总理坐一架飞机先飞，王洪文坐另一架飞机在总理的飞机起飞半个小时之后再飞。没想到，王洪文和江青等人商量之后，超过了总理半个小时，提前到了毛主席那里，向主席告总理和邓小平的状。总理的飞机到了以后，两个老人家一直谈到深夜，谈了好几个小时，这是我到总理身边工作以后，从来没有见过的。
（周恩来抱病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做他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摄影：石少华）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仍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并主持国务院工作，一大批老干部进入人大、国务院。四届人大“组阁”的胜利，为后来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奠定了基础。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只有5000字，但就是这么短，总理还是没有念完。他只念了个头、念了个尾，中间由播音员代替。他的体力实在支撑不下来。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他留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遗言”。
如果把中国的革命事业比作一艘航船，那么，真正确立方向、指引方向的是毛主席。周总理的功劳则是他驾驶着这条船绕过了一些险滩和暗礁。总理一直说自己只是给毛主席当助手，我想，“文革”中多亏有周总理站在毛主席的身边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在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毛主席与周总理相识、相知、相互建立信任。周总理选择了毛主席，并终生不渝；毛主席选择了周总理这样一位得力助手，是历史的必然，更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周总理在位26年，他的工作日程安排都记载在当年的日历上，共积累了26本。这26本台历的每一页，都写得满满的。
下面是他的台历1974年3月26日这一页上记载的内容：
下午3时起床
下午4时与尼雷尔会谈（五楼）
晚7时陪餐
晚10时政治局会议
晨2时半约民航局同志开会
晨7时办公
中午12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后
下午2时休息
从26日下午3点到27日下午2点，整整23个小时没有合眼，这时他已经76岁高龄，而且癌症缠身。这样的日程安排并不少见。
邓大姐和总理的办公室、睡觉房虽然在同一层，但是两个人工作时间不一样，有时几天见不着面，更谈不上一起吃一顿饭。邓大姐便会写一些小条，留在总理的办公桌上，或者是让我们转交给总理。小条写了很多很多，都是提醒总理按时吃饭、按时吃药、按时睡觉。
下面是1971年3月3日邓大姐写给总理的一张小条：
恩来，你从昨天下午6时起床，到今天晚上12时睡的话，就达30小时，万望你不可大意才是！！这是出于全局，为了大局的忠言，虽知逆耳，迫于责任，不得不写数行给你，你应善自为之。
小超
晚10时
周总理于1972年5月18日明确诊断膀胱癌以来，以顽强的毅力走完了长达1323天最后的人生历程。
在他最后三个月的生命历程中，承受了晚期肿瘤病人所有的惨痛煎熬。毒瘤扩散到全身各处，如蚕食般地时刻吞噬着他的内脏和肌肤，由此引起的痛苦，远远超过敌人使用最厉害的酷刑。世上的一切刑罚只是使人忍受短暂的皮肉之痛，癌症带给病人的却是长期的、持续的、惨烈的肉体痛苦和忍受心理上的压力及折磨。
病重期间，每当剧痛袭来时，周总理紧紧握住医护人员的手，不露痛苦的表情，并安慰和鼓励他们：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可以很好地在我身上总结经验。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受癌症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对癌症没有办法，总有一天会突破的！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按常理，人，不该有太大的区别，毕竟都是五脏俱全的血肉之躯。但周总理的确与众不同。他不仅是伟人，而且是真正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超人”、“铁人”、英雄。若是一般病人，即使外科医生极为小心，动手很轻，也会忍不住换药时因刀剪等手术器械触碰创口时鲜血直流引起的剧烈疼痛，而大喊大叫了。这种时候，即便病人喊叫，外科医生也是同情、理解和体谅的。但周总理始终以超出常人的忍耐力对抗着病痛，在疼痛最厉害的时候，他才轻声问大夫：“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
1月7日，周总理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总理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总理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88年春天，中南海西花厅院里的海棠花又盛开了。这是周总理最喜爱的花。
84岁的邓颖超深情地回忆起12年前离去的周总理：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在花下树前，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你离开了这个院落，离开它们，离开我们，你不会再来。
你到哪里去了啊？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你，不仅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服务，而且你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世界的和平，一直在那里跟人民并肩战斗。
在被病痛折磨时他曾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后不要叫我总理，叫我恩来就好。我现在没有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的能力了......”他生前没有财产、没有子女，在他离开后，却有上万群众自发来到十里长街，只为再看一眼人民的好总理。
周总理走了，骨灰撒向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他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需保留自己。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却又装满了亿万人民的心田。一个经受并战胜无数磨难的伟人，永远矗立在亿万人民的心里。
“我受那么多委屈到底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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