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的多维心理结构：取向之异与古今之变
为此，《心理学报》最新发表的题为《孝的多维心理结构：取向之异与古今之变》的一项研究就试图运用现代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切入这一学术议题的探讨，尝试通过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对孝的内在结构进行探索和厘清，并考察孝的不同因素与心理变量之间的不同关联模式，以及人们对孝的不同因素的看法。
这项研究通过因素分析、效标分析等方法，对孝的内在结构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孝虽为一个概念，但却包含了9个具有不同内涵和特征的因素：
九因素结构具有良好的信度、聚合效度、区分效度、效标关联效度，从量表内容和维度的对应关系来看也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在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结合儒学思想史等相关资料，这项研究对孝的【取向之异】和【古今之变】进行了讨论。
在儒学内部，除肯定仁义之价值外，许多问题其实并非都有完全的共识。对于孝，同样存在着许多分歧。因此，简单而笼统地谈儒学的孝，对于孝的学术讨论有害而无益。
杨立华（2017）指出，孔子论孝，以敬为根本；孟子论孝，重心在于慕，他将人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关切和欲求统一放置在对父母的思慕和依恋这一情感之下。这构成孔、孟理解孝的心性基础的不同。本研究通过实证性因素分析，也明确地区辨出了尊敬安乐父母和思慕父母的维度。
杨立华（2017）认为，以敬为情感基础的孝，使个体明确自己在自然-社会-历史中的特定位置及其责任和权利，指向的是个体间边界的明确；而以慕为情感基础的孝，是年少时对父母的依恋的某种延续，易使子女在精神上拒绝成龄、排斥成长和成熟、削弱精神自立，它是将某种接近异性之间的思恋的感情投射到了与父母的关系中，指向的是对个体界限的超逾和忽视。本研究也证实，在思慕父母维度上分数较高的个体，更多地存在亲子边界缺失的问题、人际自立水平更低；而在尊敬安乐父母维度上分数较高的个体与此相反。
陈来（2019）也指出，孔子论孝具有二重性，而孟子论孝则不再突出强调“礼”。孔、孟论孝的这种取向差异，对于理解中国社会亲子关系与人际边界有着重要作用，但在以往的孝的心理学研究中都被混为一谈了。区辨和厘清这两种不同因素，对我们重新审视孝的内涵是很关键的。
张子峻（2019）指出，中国古代孝观念有一由“敬”变异为“顺”的权威化过程。从本研究的实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来看，也可以发现服从父母维度的条目来自于《孟子·离娄》《礼记·内则》《礼记·玉藻》，根据以往学者的考辨，这三篇文献很可能都是战国中期的作品（王锷，2004；当然，《礼记》各篇的成书年代是无法完全确定的），可见战国中期论孝已经与春秋论孝的取向有了很大不同。与服从父母不同的是，劝谏父母则为《论语》和《孝经》所强调。
很难说这些学者互不认同彼此的观点，但是其所强调的侧重点之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例如曾振宇（2007）就曾指出，孟子过于强调“顺”，并且主张“得乎亲”，即不问是非曲直而无条件地服从父母意志。张子峻（2019）指出，之所以孝经历了由敬向顺的异化，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家庭的私人伦常不断上升为国家的公共伦理。这一过程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玄宗注释《孝经》，为推动“移孝作忠”，他通过增删臆改经文，促使“父子之道”与“君臣之义”合辙，这使得《孝经》学发生根本转折（陈璧生，2012）。由此，孝亲越来越成为忠君的隐喻，本来属于政治伦理的服从开始渗入孝的要求中。这种要求子女服从父母的孝，不止于学术讨论，而是以一整套对子女极不公平的刑罚制度加以推行（李锦全，2004；马新，2004）。这种社会制度化的服从性的培养，对于中国社会的人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研究也证实，在服从父母维度上分数较高的个体，具有更严重的服从倾向和更差的人际自立人格，这支持了以服从父母为基础的孝的有害性；而在劝谏父母维度上分数较高的个体则与此相反。
与《论》《孟》不同，《孝经》还特别凸显出了对扬名以显父母的强调。本研究也通过实证性因素分析抽取出了这一以《孝经》章句为代表的独特因素。这种论孝的取向，把孝从内在德性的实践变成了外在功业的追求。朱熹就曾批评《孝经》“启人僭乱之心”（黎靖德，1994）。曾振宇（2019）指出，《孝经》论孝，使得孝的评价会因社会地位不同而产生差异，故此朱熹批评其所言“害理”。
以上所讨论的，是专就差异点而言。儒学论孝，相同点显然多于相异点，例如对以敬论孝的共同肯定等，因此不能仅凭相异之处就否认这些经典文本对于孝的学术讨论的积极贡献。
由于古代没有与当代相匹配的数据，因此以定量方法考察古今文化心理变迁的问题，存在很多限制。本研究在量表编制过程中兼顾古代与当代语料资源、在量表分析过程中以当代个体为被试来验证依据古代文本所概括出的假设、在量表编制结束后考察所抽取的各个因素是否符合当代人的看法，这样的研究思路是古今文化心理变迁研究的一种尝试。从因素分析结果来看，多数潜变量由经典文本改编条目和被试自由生成条目共同预测，这反映出古今论孝的连贯性和一致性。而在其中，我们更加关心的是那些不尽一致的地方，主要包含4点。
陪伴父母维度是一个完全由当代被试自由生成条目所预测的潜变量。它或许在内在精神上与经典文本有相通之处，但确实很难在本研究选取的4部经典中找到直接来由。这既反映出当代社会流动性、家庭结构和生活节奏的变化，也反映出当代个体更加重视以精神陪伴、交流情感、分享生活日常的方式来行孝。
当代大众对以服从父母、思慕父母的方式来行孝的认可程度不高。这与以往研究的发现具有相通之处（陈滔，卿石松，2019；傅绪荣等，2016）。这种变化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以来，以父权意识为中心的孝文化受到批判，平等精神越来越深入人心（吴锋，2001）；另一方面，正如费孝通（2012）在《乡土中国》中所指明的那样，古代社会变化小，传统的效力大，家长的教化权力更为强制，而现代社会变化极快，人不再能靠积古的经验做指导，当父母的经验不再可靠，对于服从父母的需求本身也降低了。
尽管在这项研究中，劝谏父母受到的认可程度很高，但是在被试自由生成的337个描述语句中，仅1条涉及到劝谏父母（占0.03%），可以推测，人们在未经引导的情况下自由讨论孝时，还是不会优先联想到对父母的劝谏，而更易把对父母的服从摆在前面。这反映出以服从父母为基础的孝在当代依然遗留着很深的影响。
在因素分析实施前，研究者曾假设孝的内在结构中包含“延续父母”的维度，然而这一维度未能在因素分析中析出，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守身不辱父母的认可程度相较于其它因素而言并不是那么高，这可能反映出古今自我观的变化，当代个体更少像《孝经》说的那样将自己视作“父母之遗体”，而是将自己视为自己、父母视为父母，这项研究也证实了，在守身不辱父母维度上得分较高的个体具有更强的亲子边界缺失问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母对子女以守身不辱父母的方式来行孝的期待却相对较高，这可能是因为父母更易把子女视为自己的一部分（而子女更少把自己视为父母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本研究的发现为中国文化下的亲子关系、家庭生活、人际边界等研究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启示，这些有待未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和探索。
杨立华（2017）指出，孝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品格，在未来的文化建设中，孝无疑仍是构建道德秩序的核心，但是究竟以什么样的情感底色为基础来确立现代社会伦理准则是应当深思的。这项研究在区辨孝的不同因素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因素与父母教养和子女人格的不同关联模式。未来，还应进一步深入考察孝的不同因素与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社会角色、社群文化等前因变量的关联，以及其在人格养成、成人依恋、家庭关系、人际边界、创造力与创新能力、社会功能等方面的不同作用，以避免在批判孝或提倡孝时陷于笼统和偏颇，也使孝的积极因素能够发挥出其积极价值。
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研究结果总是与其所采取的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密切相关，因此，如果您希望对这项研究做进一步的了解，请您参阅论文原文，以便更明晰地知晓这项研究的具体方法以及所存在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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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枭语. (2021). 孝的多维心理结构：取向之异与古今之变. 心理学报, 53(3), 306-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