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进度反馈，咨询再也不用害怕翻船啦！
在咨询中，当事人和咨询师都会不断对咨询效果进行评估。就好比我们去就医，患者会评估医生对于我们的治疗是否起效，从而选择继续接受治疗或者结束治疗；医生会评估治疗方案是否起效，从而选择继续治疗或者调整治疗方案。医患对于治疗效果直接进行沟通，或者辅助现代医疗检测工具进行生物指标检测，都可以很好地判断治疗效果。
在心理咨询中，咨访双方对于治疗效果的评估一直在隐蔽地进行。由于归因偏差等因素，咨询师根据主观感受评估咨询效果往往会有偏差。咨询师（常常不是指实习咨询师）会高估自己的咨询效果。研究表明，80%的咨询师（常常是能独立从业）认为自身的专业水平能排进前20% (Walfish，McAlister， O’Donnell，& Lambert，2012)；咨询师对咨询效果的主观评估不可靠，会高估治疗效果而低估治疗失败的风险(Boswell & Constantino，2015)。
这些结果让人们认识到即使对能够独立从事咨询工作的咨询师而言，进度反馈仍然有重要应用价值。因此，对有经验（或者能够独立执业）的咨询师而言，进度反馈提供了一个简明有效的工具，可以监控当事人的咨询进展，尤其对识别未能取得如期进展或者恶化的当事人更有价值。
在西方，人们鼓励“直接沟通”。对心理咨询的反馈而言，他们往往会在咨询过程中当面邀请当事人用标准化测评工具进行评估并就结果进行讨论。这种“面对面”的沟通过程显得自然而然。但在我国，这种进度反馈程序变得微妙与复杂。碍于“面子”，或者为了维护关系，真实的评价与反馈有时并不能当面进行。
这可能与中国文化因素相关。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人倾向于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为维护家庭和睦而抑制自我需求，即表现为尊敬权威，维护同事间的和睦关系以及重视脸面等(Chen & Chen, 2004)。在咨询情境中，咨询师代表权威，社会规范期待对权威表现出尊重与信服。因此，中国当事人为表示对咨询师的尊敬，以及出于对于维护关系的顾虑，在表达真实的需求、愿望和不同的意见可能会受到阻碍(Kuo et al.，2011)。同时，研究发现中国咨询师也不愿意在咨询中与当事人“面对面”进行进度反馈的测量和讨论。如果这些“暗流”没有被及时发觉和处理，极有可能带来当事人和咨询师对于咨询效果评估的不一致，工作同盟产生裂痕，甚至造成咨询的小船“说翻就翻”。
鉴于此，对咨询效果和工作同盟评估进行连续、系统、标准化的测量，然后将测量结果和解释通过非“面对面”的方式提供给咨询师，这样的进度反馈是否一样可以“防患于未然”？此外，有经验的咨询师是否真的会高估他们的咨询效果呢？
为回答这些问题，在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孙启武、吴才智等人在每次咨询前后收集了当事人对咨询效果和工作同盟的评分，并将这些评分和解释通过邮件方式反馈给他们的咨询师。这是一种非“面对面”的进度反馈程序。共有48位咨询师和350名当事人自愿参与实验。咨询师自主决定是否阅读进度反馈信息。在研究结束时，约有30%的咨询师未阅读进度反馈信息，且大多数为有经验的咨询师而非实习咨询师。这样就区别出对照组和实验组（即阅读进度反馈信息与否）。这个结果表明有经验的咨询师而非实习咨询师对自己的主观判断比较“自信”。然而，研究结果却发现，与对照组相比较，反馈组的工作同盟质量更好；在当事人水平，工作同盟与症状是相互预测的关系。在结案时，反馈组在抑郁症状和咨询的有帮助性上效果更好。结论是阅读进度反馈信息对工作同盟和咨询效果有积极影响。
这项研究的启示在于，一是采取非“面对面”的方式，进度反馈一样可以产生积极效用，尤其能更好地促进工作同盟关系；二是有经验的咨询师会比实习咨询师对咨询效果的评价更为“自信”，但这种主观评估往往有偏差。因此，对有经验的咨询师而言，需要阅读进度反馈信息而不能仅仅根据经验对咨询效果进行主观判断。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咨询师对咨询效果的主观判断往往有偏差。咨询师对咨询效果的主观判断往往有偏差。咨询师对咨询效果的主观判断往往有偏差。
相对来说，本研究的当事人的心理困扰较轻，对具有严重心理困扰的当事人而言，结论是否成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研究内容，可以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或移步到心理学报的官网，查阅全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