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运气

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运气

米歇尔·西门特和休伯特·尼格瑞特

1997年

采访者：影片（《春光乍泄》）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双重的原创性：一位香港导演决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拍摄一部以探戈舞曲为主要配乐的电影，而且他以最直接的方式开始一段同性恋关系，没有任何的“美化”或丑化 。

王家卫：拍摄这部影片之前，鉴于故事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想这会是一部有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影片。到达当地之后，我意识到不是这样。这也不是一部同性恋电影。我想讲述一个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重庆森林》和《堕落天使》之后，很多人在亚洲模仿这两部电影。几天前，在一个韩国发行商的办公室里，我发现了一部影片的预告片，好像在其本国很受欢迎。但是影片的一切——音乐、摄影机运动、蒙太奇——都来自我的两部电影。他们称那位导演为“韩国王家卫”！这是对我的警告：我必须前进。于是，我对我的摄影指导说，我们这一次要拍不一样的东西。《堕落天使》之后我拍《春光乍泄》还有一个原因：很多人都问我会不会拍一部与1997年香港回归有关的电影。由于那方面我什么都不懂，我觉得避免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国外拍电影。我喜欢曼努埃尔·普伊格的小说，他的一部作品叫《布宜诺斯艾利斯情事》。我喜欢这个标题，（是它）让我想去这座似乎与香港截然相反的城市拍电影。然后，在拍摄《春光乍泄》的过程中，我开始一点点远离最初的计划。最终，我好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再现了香港。

《春光乍泄》4k修复版在今年2月25日于台湾地区公映。至此，中国大陆周边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均已在影院呈现本片4k修复版。

采访者：影片并没有借鉴曼努埃尔·普伊格。

王家卫：没有，影片不是根据他的任何小说改编的，但我确实想要向我最喜欢的小说家致敬。然后我意识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情事》这个片名不合适，因为过度强调了这座城市的重要性，所以我选择叫它《春光乍泄》。

采访者：不过，影片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极具独创性的表现和游客的刻板印象有很大差距，一定程度上是接近现实的。

王家卫：你可能这么认为，但我认为阿根廷观众可能会批评我没有充分展现他们的城市。但那不是我的目标。我想要展现这两个年轻人所属的世界，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只有他们居住的那个房间。我选择的拍摄地总是让和我一起勘景的人非常惊讶，但到访之地的气味和光线会指引我。我在博卡区（La Boca）附近拍摄，那里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危险的区域之一。大家，包括演员，都有一点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这些地方像九龙——香港让我感到特别亲切的区域。我们拍摄影片的那家酒店非常便宜：一个房间一晚只要五美元。那里全是可疑人物，包括在周围出没的黑帮成员。有些一看就很危险的人问我们要钱。但我了解这种人，在那里拍摄我很开心。这个区域拉近了我和我的世界的距离，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其他区域似乎非常陌生。气氛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而且这座城市显然更像一座欧洲城市，而非一座南美洲城市。正如我在影片中所展示的，它似乎与香港截然相反。我也想用快一点的节奏拍摄电影，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节奏对我来说太慢了！

采访者：你不是第一个拍摄同性恋题材的异性恋导演。但和斯蒂芬·弗雷斯（Stephen Frears）一样，你避开了同性恋电影中常有的感伤和露骨的挑衅。最终，你像拍摄异性情侣一样拍摄同性情侣。

王家卫：这就是我用一个性爱场景开始影片的原因。我的处理方式很直接，毫不隐晦，为的是表明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一起吃饭或者洗衣服一样。我对浪漫主义没有兴趣。如果观众来晚了，错过了开头的片段，他可能会以为这是一对兄弟的故事，我觉得这样很好。拍摄过程中，我常常问我的摄影指导杜可风和我的剪辑张叔平：“这是一部同性恋电影吗？”然而影片一完成，我就明白了，这就是一个爱情故事。

采访者：即兴创作对于《春光乍泄》这样的影片有多重要？

王家卫：说起来相当好笑。启程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我有一份两页的大纲，我坚信这是我第一次对自己的故事有如此确定的想法。在电影开头，黎耀辉（梁朝伟饰）正准备出发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他的父亲不知为何在那里被杀害了。然后，他意识到自己在寻找他（他的父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爱过的人。最后，他意识到那个人是一个男人——何宝荣（张国荣饰）。然而后来我意识到，这个大纲里包含了太多的故事：寻人、梁朝伟在香港的问题、他父亲的人生、他和他的同性爱人十年来的关系。我觉得这太复杂了，而且因为张国荣要回香港参加音乐会，我们只有一个月的拍摄时间。除此之外，当时正好是罢工期间，制作方面也遇到了问题。时间飞逝，我决定写最简单的故事——一部公路电影，还是这两个香港男人不知为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相遇。

采访者：这可能算是一部公路电影，但人物一直在房间里！

王家卫：甚至可以说是在厨房里！不过，因为对故事进行了很大的改动，我手头没有剧本。一开始，我只有几页剧本，有些部分是在拍摄的前一天晚上写的，甚至是拍摄开始前在片场写的。

采访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勘景的三个月里，你学到了什么？

王家卫：一开始，我尝试了解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那里的居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没有时间向外界敞开心扉，而是需要集中精神，这是因为我很容易被各种各样无处不在的细节分散注意力。如果看到一个烟灰缸，我就会想要拍那个烟灰缸。像这样分心对我来说很危险，我想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我们需要拍摄的场景上。而且，编剧、导演、制作人都是我，我从香港带了三十人的团队过来，这一切都很昂贵。这些人都和我合作了很多年，他们知道我在剧本和制作上遇到了困难。如果在香港拍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一天结束后，大家都可以回家，这样就可以放松。但现在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地方，早晨我们大眼瞪小眼，相顾无言，但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焦虑。就好像我们每天都一直在用好几块屏幕相互监控，这让我们产生了某种紧张情绪！我们每次遇上中国传统节日，就会想回香港，尤其因为停留的时间——原本应该是两个月——由于种种困难延长到了四个月。

采访者：重组这部影片时，你是否在故事的开头就设计了伊瓜苏大瀑布的主题？

王家卫：我不得不说，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给两位主人公寻找住处。我和美术指导张叔平（也是我的剪辑）很幸运，因为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他们住的地方。所以他和他的搭档开始重新装饰那间公寓、找墙纸等。他们发现了圣埃尔莫（San Elmo）跳蚤市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意大利街区——找到一盏灯罩上印着伊瓜苏大瀑布的灯。其实，他们买了好几盏类似的灯，有一盏就放在我房间里。我看着灯罩上的图案，想象两个男人凝望瀑布。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一个男人想要通过一起看瀑布的方式与另一个男人分享幸福——似乎值得用在我的电影里。这赋予了他们一个共同的目标，也帮助我们构建叙事结构。

采访者：你的拍摄方式（镜头快速运动，好像情况十万火急）让你和杜可风的关系格外重要。

王家卫：这当然需要亲密的合作关系，这一次尤其如此，因为张国荣还有很多其他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十天内拍完所有有他的场景。我们甚至——基本不间断地——连续拍了三天，所有人都有一点崩溃。但我一直认为拍摄的风格来自拍摄的方式，这一次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拍摄。通常，我会编排演员的走位，告诉他们移动到哪里。然后我会告诉杜可风摄影机如何移动，他再布置灯光。当然，沟通上我们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导演的六部电影中有五部是与他合作的。我们不讨论灯光、置景或角度，因为从初次合作开始，我的指示就非常明确，他知道我想要什么。比如，我们对特写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不要太近比较好，而我则偏好离得更近。他知道这一点，会给我我想要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关系很好。他移动镜头时，我甚至不用看监视器，因为看他的动作我就知道画面会是怎么样的。通常，我们在片场什么都聊，但很少谈摄影。比如在我看来，这两个年轻人的故事是从他们越过南回归线的时候开始的，我就会问他，南回归线是什么意思。

采访者：开始拍摄这部影片之前，你熟悉探戈舞曲和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作品吗？

王家卫：完全不了解。事实上，我第一次接触皮亚佐拉的作品是在去阿根廷的路上，我在阿姆斯特丹机场买了几张他的CD！对我来说，那不仅仅是探戈，更是节奏和激情。音乐赋予了我的电影及我取景的这座城市以节奏。音乐是声音的一部分，音乐主宰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声音。另一方面，这座城市也充斥着广播和电视的声音，比如到处都能听到的足球比赛转播。

采访者：你买的皮亚佐拉CD里面竟然正好有基普·汉拉汉编曲的一段著名旋律。

王家卫：我很相信机缘巧合。事实上，我的电影是由小片段构成的。我到最后才看到影片的全貌。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非常中国式的思维。一天，我在博卡区拍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拍这个镜头。完全是一个巧合。剪辑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个镜头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就像拼图，我不知道正确的拼法是什么，但碎片会一点点自己组合起来。我认为，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运气。比如我们拍摄《阿飞正传》时，有一个片段应该是晴天，但天一直下雨。我们因此改了剧本，但我们准备拍摄时，太阳又出来了。那次，那部电影运气不好。我们一度非常担心《春光乍泄》中的瀑布画面，因为连续一周下大雨，而我们时间很紧。但拍摄当天，太阳出来了，我们拍到了水量充沛的瀑布，做背景的效果非常棒。这一次，我们很幸运！

采访者：和剪辑后保留的相比，你会用很多胶片吗？

王家卫：我分段工作，每一段都有编号，但我事先并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它们在故事中的顺序。剪辑时我会尝试不同的组合。我们用了虚拟剪辑软件Avid剪辑《春光乍泄》。但我最早是在Steenbeck剪辑工作台上进行的第一次剪辑，那次我连续剪了三个小时，因为我喜欢在剪辑工作台上工作。不过Avid的好处是让影片更加紧凑，因此主要是删减，而非添加。戛纳电影节前两周，我还在删减看起来不必要的内容，因为我认为讲这个故事不需要一部很长的电影。显然，我这样工作会用很多胶片。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从来不重拍，我灵活地运用摄影机捕捉真实的时刻，有点像拍摄纪录片。拍摄《春光乍泄》时，我们总是缺胶片，不得不寻求帮助。我从柯达要到了一种一般不用来拍虚构电影的胶片，是一种很老的型号，库存很少。快拍完的时候，胶片还没有到，我就让杜可风用他的照相机给场景一张一张拍照。我并不介意，因为到最后时间停止了，我们在电影中使用了静止的照片。不过我也决定缩短这个场景。如你所见，拍摄电影其实是百无禁忌的！

采访者：即兴创作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国荣和梁朝伟对此有什么贡献？

王家卫：我从不让演员演他们自己之外的角色。我从他们的个性中借鉴了很多东西。一开始，因为要寻找正确的方向，我们拍得很慢。他们逐渐找到自信之后，我就让他们即兴发挥，尤其是性爱镜头！梁朝伟和张国荣相互非常熟悉，其实他们认识很久了，因此看他们这样在镜头前即兴表演很有意思。梁朝伟会问我有关他和张震（另一个男人）的关系的问题。事实上，我先向他们介绍情况，开始拍之后他们就在镜头前即兴发挥。他们不能停，看他们在没有人喊“停”的情况下做动作，将场景演绎出来，真的很有意思。他们在等我喊“停”，与此同时不得不继续演！

采访者：你和梁朝伟合作了四部影片，和张国荣合作了三部。你承认在构建他们饰演的人物时借鉴了他们的个性。你如何定义他们的个性？

王家卫：在我看来，张国荣在影片中的行为和我在现实中认识的张国荣很像。因此，他演这个角色很轻松。另一方面，梁朝伟则截然不同。他不是很自信，不愿冒险在镜头前做疯狂的事情。他是一位很敏锐专注的演员。因此我想要让他改变——打破他的稳定——因为我想从他身上挖掘不同的味道。一开始，他以为我让他演张国荣的爱人是一个玩笑。第一天拍摄就要演性爱场面。他特别震惊，立刻就拒绝了，而且他无论如何都一定要穿内衣。此后三天，他一直处于震惊的状态中，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发呆，什么话也不说。他不知道怎么向他母亲解释这一切。昨晚影片在（戛纳）影节宫的大影厅放映时，他非常紧张，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最终的成片。他对这部影片一个月之后在香港公映充满恐惧。我跟他说会邀请他母亲，但他拒绝了。要么他一个人来，要么谁都不来！张国荣的反应截然不同。他对我说：“你要讲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我要看看你能做到什么程度。”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他给了梁朝伟很多帮助。他一直对梁朝伟说，这不过就是一部电影！张国荣会给人比较脆弱的印象，但他很坚定。歌星的地位和演员的职业对他来说一样重要，在他看来两者是一样的。

采访者：你是怎么会选择张震的？

王家卫：我看过他在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中的表演，那时他还是小孩（童星）。去年，我在柏林电影节看了杨德昌的《麻将》（1996），意识到是同一个演员，他变化很大。我觉得他是个很棒的演员。在那之前，他只和杨德昌合作过，而杨德昌的手法和我截然不同。他们的关系类似师徒，杨德昌会花很多时间和他讨论人物并练习，这不是我做事的风格。一开始这让他很不舒服，尤其是我还让我的助理带张震去健身房上拳击课。我觉得他太脆弱、太温柔、太迟缓了，我希望他更活跃、更有力、身体动作更协调。我想直到电影拍完，他也没有完全理解，一开始他还以为自己要演动作片！

采访者：在《堕落天使》中，你深入实践了一种形式主义。《春光乍泄》不正是对人物更具一贯性的影片的一种回归吗？

王家卫：在我看来，对《堕落天使》的处理像漫画书，其中的四位主角都是单面的。唯一真正可以称为人物的，是其中一个年轻人（金城武饰演的哑巴）的父亲。影片以这种方式反映了漫画对香港影坛的巨大影响，引导观众对比真实的人物和漫画里的英雄。《春光乍泄》的体验当然完全不同。开始拍摄时，我告诉杜可风和张叔平，这是一部简单直接的电影，讲述说俚语的普通人的故事。他们为什么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谜。我记得我的一个朋友，剧组的一员，比我们早一周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告诉我，他想去加拿大大使馆试试能不能拿到护照，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额比香港更有弹性，只要花几千美元。也许这就是张国荣和梁朝伟去阿根廷的原因之一！

采访者：你喜欢非现实的摄影技巧，比如加快帧速。

王家卫：这无疑是因为我感到不耐烦，想要尽快完成影片回香港！不过说真的，中国有句话叫“时间如流水”，我认为确实如此。事实上，在这部影片和人生中，一切都没有前进。他们的生活有固定的模式，但外面的世界一直在变化。这是一种对比。

采访者：你一直想要这种彩色与黑白混合的效果吗？

王家卫：我喜欢这种质感。我想要把影片分成三个部分。从观众的角度，过去往往会和黑白联系在一起。第二部分是两个人再次决定住在一起。第三部分是张国荣离开梁朝伟后。那之后，故事变得更私密。他们不再见面；他们不再和他人说话，只对自己说话。我一直记得戈达尔的《小兵》（Le petit soldat）的第一句话：“对我来说，行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已经老了。反思的时间已经开始了。”这可以说就是《春光乍泄》第三部分的情节。第一部分用黑白拍摄（其实是用彩色胶片拍摄，然后处理成黑白的）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阿根廷的夏天非常冷。黑白似乎能重现那种氛围。

采访者：很少有人（张叔平）同时担任一部影片的剪辑和布景师。

王家卫：只要觉得必要，他会毫不犹豫地删减掉画面，即便布景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事实上，张叔平对影片、他自己，以及我都非常严格。我们从我的第一部电影就开始合作了，他很懂我的作品。但这也是他的作品。我不会命令他，有时他的决定十分残忍。他的判断力很好，又非常了解我的节奏，因此剪出来的影片会非常接近我的想法和感受。在他身上，布景师和剪辑是一体的。他会进行戏剧方面的思考。我们不谈颜色和质感。他经常问我准备怎样开始一个片段，然后根据我的答案思考服装和布置。我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位非常优秀的导演，因为他非常了解电影。

采访者：你认为你和合作伙伴多年来建立的团队特别吗？

王家卫：我时常把我们想成一个爵士乐团。杜可风和张叔平在香港非常抢手，但是我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我有点像团队的领袖。我提议我们一起“即兴演奏”，创作新的作品。我们三人会热烈地探讨电影。杜可风会问我计划用什么音乐，因为音乐会给他镜头移动及摄影风格方面的灵感。他并不喜欢探戈舞曲，但他也承认皮亚佐拉非常棒！

“Each Film Has Its Own Ounce of Luck” by Michel Ciment and Hubert Niogret from Positif, no. 442, pp. 814. Interview conducted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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