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守护华夏族的“远古修道战士”（九兵兵史•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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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按：揭秘“古华夏军事修道士/兵家守护者/九兵”上万年来的兵史手稿，曝光人类古老的敌人“灭绝者”及其奴隶！总结华夏战区的历史演变和经验教训，指导人们正在进行的“终极对决”以及“天地人兵”四学全维作战方略！有心的读者定能从中了解到当下世界的格局与走向，对于急待苏醒的“远古战士”来说，更是不可多得的催醒剂！时间已经不多了，愿真正的战士能够尽快忆起自己的身份与使命……原文作者“和满”老人，资料来源于网络，内容的真确性请读者自行勘正。修行圈平台：全文略有删减。

 古华夏军事修道士秘传手稿 

【九兵兵史】2007年8月27日【和满】

关于“九兵兵史” 

我自己相信的历史，是根据“九兵”从西周初期开始，传承了三千多年至今的历史记录。“九兵”自己称这套历史记录为“九兵兵史”。兵家动手不动口，本来就懒得动笔。“九兵兵史”大部分是“开派九兵”自己的历史知识笔记汇编，另外少部分是后来“九兵”写的个人军事笔记汇编。“九兵兵史”相对数万年来地球人类历史来说，只是微乎其微的一点点。

我无法确定“九兵兵史”的文体。例如，其时间叙述不完全是正叙，有时倒叙套倒叙再套倒叙，然后突然谈自己对未来的理想。又如，对具体战役的描述到一半，联想到自己的个人感情问题，就讲述自己一段浪漫恋爱故事，由浪漫恋爱故事引发形而上学思考，转而谈一通自己对“虚无”这个形而上学概念的研究，然后又回来描述具体战役。这种文体有点象散文，似乎也不是散文。“九兵”前辈们是训练有素的兵家，不会因为思维混乱，而使用这种文体。我认为“九兵兵史”文体有可能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一种自然体现。由于受“九兵兵史”文体影响，我写现代标准作文，比较困难。估计“九兵”前辈们去考当代小学作文，没有几个能及格的。

 “九兵兵史”是不同前辈笔记汇编，其中存在个别明显前后矛盾的地方。可能因为古人看历史的角度与绝大多数现代人不同。例如，现代人学历史常常背诵具体数字。古人认为：我们知道一个器物的具体重量也无法复制出同样器物，我们知道制造一个器物的方法后，才可能制造出各种具体重量的同类器具。所以古人记述历史，不在乎具体数字。“九兵”前辈，特别是早期“九兵”前辈，喜欢使用模糊数字概念。例如“数千钧”，到底是三千钧还是九千钧？我猜不出来。“九兵兵史”中很多年龄、年代也是使用模糊概念。

我对“九兵兵史”中很多具体内容，至今也不能理解。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我还是相信“九兵兵史”是真实的历史，因为我相信兵家前辈们的客观求实精神。目前条件不成熟，对于“九兵兵史”的内容，我还不能与大家多讲。我这次抽出其中一点内容讲，大家认同不认同都随便。人与人没必要完全一致，不要强求自己接受什么认识，要相信自己的理性。只要大多数人能相信自己的理性，对人类历史的真实记录能传承下去，数万年来地球人类历史的真相，迟早能大白于天下。

【九兵版历史年代表】

网友（mjftzy）制图

西周开国“九兵”的记载

 “神谕验，圣世崩，大洪起，神州沉。万载堕落至周，万古不复，岁月如箭。”

这是西周开国“九兵”的记载。其中的圣世是圣人的“圣”，万载是西周之前“万载”。另外注意，商周人在时间叙述时不使用“左右”这个词语。“万载”很可能是“一万年左右”，而不是“整整一万年”。

 “神州沉”之后的事情太复杂，很多我自己至今也没弄清楚，而且“九兵兵史”中很多语词的概念，与当代人的普遍常识不一致。

 “九兵”不使用“中古”与“近代”这两个概念。“九兵”所说的“太古”，是圣世之前，距今六、七万年；“远古”是指大洪水前的“五万年圣世”时代。“圣世中期”，是“九兵”所知的文明最发达时期。“太古真人千岁而终”，是因为太古时代，人的修炼速度慢，很多真人修不到神人，活千岁就死了。“太古”没有“远古中期”好。“上古”是指大洪水至西周建立前三千年；“下古”是指西周建立前三千年至西周建立。西周开始是“现代”。

大洪水后，东海之滨出现了一个夏国。最早的夏国人原本生活在一个大乐园中，那里全年都是夏季。夏国的上层是五百位“圣女”，下层全是男人。夏国每十年向外迁移一次人口。夏国移民有“飞车”坐，可以迁移得很远。迁移出的夏国人在其他地区扩散，与原来居住的华人融合，所以出现了“华夏人”。华夏人在华夏大地开辟了许多聚居区，人口进一步增长。大洪水后两千年，“月亮里的人”把圣女都接走了，从此夏国就消失了。

从“九兵”前辈们传承下来的地图看，夏国人的殖民范围（即“华夏大地”）不仅仅是中原地区，而是清王朝康乾时期的版图。清王朝后来把古华夏大地作为大清版图是有原因的，我后文会讲到。

【康乾时期中国版图】

（彩虹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西周建立前一千年，华夏大地有一个比较大的部落，为了纪念曾经逝去的夏国，称自己为夏国。修道士们都知道这个夏国并没有圣女，不是那个夏国。所以把有圣女的那个夏国称为“前夏”，把没圣女的夏国被称为“后夏”。在西周建立前六百年，商朝推翻了后夏。后来商朝被西周推翻了。

 古华夏军事修道士的修道 

在西周以前，“兵学”不叫“兵学”，叫“屠学”，“屠夫”的屠。“屠夫”在古华夏，就是指职业军人；现代人所说的“屠夫”，在古华夏用另一个字表达，那个字演化到东周，就是“庖丁老师傅”的“庖”字。“兵家”在西周以前，也不叫“兵家”，就是一种军事修道士，这种军事修道士那时侯作战，总是与另一种军事修道士相互配合。以前有专门的字分别代表这两种修道士，用现代语言翻译，就是“批量制造尸体的修道士”与“制造尸体的修道士”。那两个字从西周建立起就不用了。我们就把这两种军事修道士分别称为“甲型修道士”与“乙型修道士”吧。甲乙两种修道士的关系大概类似于“批发商”与“零售商”。“九兵”就是一种古华夏甲型修道士延续下来的“甲型修道士”。

修道士当然要“修道”。怎么修呢？军人的训练就象运动员训练一样，需要“功能”上的提高。军事能力是“练”出来的，不是看书看出来的，更不是背书背出来的。书只是一种训练指导罢了。修道必修精神境界，以提高思想觉悟。任何古华夏修道士的任何等级修炼，都是先练精神境界，既“练精”。我们看看三种兵家境界：

平兵：心与术合。通阴阳，变生死。招由术发。

内外高与顶外：心与法合。至阴至阳，至生至死。招由法发。

顶内：心与道合。无阴无不阴，无阳无阳；无生无不生，无死无不死。道法自然，招随心发。

注意，此处“心与道合”的道，指“兵道”，“兵道”只是“作为本体的道”在军事领域的体现。“心与道合”不是指“心灵与作为本体的道合”。

 “练精”不仅仅要知道更高的境界，还要“修炼”出更高境界。“练精”到什么境界，才能理解什么境界相应的技术。境界越高，相应技术越好玩。而技术训练与技术使用，都还需要“练气”以提供足够能量。有了精、气做基础，才能练应用技术。两种修道士由于天分机缘不同，练的是不同的应用技术。甲型修道士不练单兵杀伤，单兵只练到能与乙型修道士配合就可以，直接杀伤由乙型修道士负责。后世“九兵”有单兵技术很好的，但不在“九兵传承”之内，是另拜单兵师傅练的。乙型主练单兵，辅练兵术。

甲型修道士除了要练常规兵法、兵术，还要练“兵道”。练兵道才能练出“兵道术”，“兵道术”共三种，“追心术”就是其中一种。鬼谷子教苏秦张仪的心术，是常规兵术中的一种，不是“兵道术”。在对敌方主将有一定了解以后，“顶内”在安静而生机盎然的环境下，用两至三天的时间，进入一种特殊状态，在身体高度放松时，能锁定对方主将的思维，追踪对方主将的大致思路。这就是“追心术”。当年鬼谷子对黄柏杨，双方兵术兵法都很熟练了。假如鬼谷子没有“追心术”，怎么能三招之内干掉对手。那是用兵，又不是单挑。黄柏杨亦非等闲之辈，鬼谷子仅仅靠一般感知与思维推算，判断哪里能那么准。“九兵”对“兵道术”不一定都要精通。“田径运动员”，不一定就是“十项全能运动员”。但“顶内”级的“九兵”，需要对“兵道术”都会。标枪运动员，练一点铅球，也不难。使用“兵道术”，都特别消耗元气，用一次要专门修养很久。无论内外对手，对方水平越高，技术难度就越高，需要消耗的元气也越多。鬼谷子不怕呀，鬼谷子平时整天都在修养，打完一仗又跑回去养，生而不老，老而不死。周瑜就惨了，经常要应急，精力跟不上，身体就越来越亏。

乙型修道士在前夏时代，除了练精、练气以外，练的主要是“兵术”与使用“落日弓”、“飞车”、“雷戈”的应用技术。圣女们还掌管着一种武器。那种武器是用两个圆不溜秋的符号表述的，我不会读，姑且称其为“不明轱辘”吧。“不明轱辘”是大洪水后最厉害的兵器，一旦使用就会翻天覆地，斗转星移。要使用“不明轱辘”，必须天下超过半数的圣女同意，才能使用。大洪水之后从没有用过“不明轱辘”。做这个兵史记录的西周“开派九兵”前辈，也不知道“不明轱辘”到底是什么。月亮里的人把圣女接走时，把“不明轱辘”、“落日弓”及“武器食物”也带走了，只留下军事修道士们日常使用的“飞车”与“雷戈”。为了避免“飞车”与“雷戈”过早饿晕，修道士们不到万不得以，不使用“飞车”与“雷戈”。最后一支“雷戈”是在黄帝时期饿晕的，最后一辆“飞车”是在禹时期饿晕并摔死的。后夏以后，乙型修道士们就开始使用普通兵器。乙型“真人”与乙型“顶人”的“战术水平”是一样，不同的是“功能水平”。乙型“真人”不做任何动作，能把二十步外的敌人击毙，敌人尸体可以呈现雷击、活埋、坠落等多种形态。在我看来，乙型最好玩的技术是：背对对方，在一定步数范围内，不需要偷看，就能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大动作。其步数范围，是乙型内部评判水平等级的主要标准之一。乙型师傅是七步以上，乙型高手是二十步以上，乙型顶尖高手是五十步以上。但如果间隔很多人或特殊岩石，这个技术会失效。

（补）“纯正乙型修道士”是一个硬性标准。“纯正乙型修道士”意味着具有相应的技术水平，即“真功”。现在有，或者没有，本人无法下定论。我所了解的情况是从汉朝起就没有“纯正乙型修道士”的记载，只有某些技术残片的记载。

没有甲乙型的配合，假如甲型需要，理论上可以“由道推兵”而拥有乙型类似、甚至同样的技术。东周时期，“九兵外泄”，甲型中的一些已经掌握了“兵法”。以后讲“十位军人介评”时，会讲到“山本五十六”，“山本五十六”的风格，很象甲型。暂不多谈。

 古华夏军事修道士的传承 

在两万多年前，神州各种智慧生灵，都是相亲相爱、很讲道理的，没有战争，甚至没有打斗。后来地球受到“灭绝者”攻击，才出现了战争，因此在修道士中，出现了“为道而战”的军事修道士。一直到西周建立前三千年，古华夏军事修道士都不仅仅由人类组成。后来，没有非人类智慧生灵符合选拔要求，军事修道士才完全由人类组成。

各种古华夏修道士集体，都是固定人数的，一个离开了，才能有新人来填，选拔新人都要求“天份”。“天分”由“心质天分”、“气质天分”与“体质天分”组成。天学修道士心质天分都要求：“凉灵空明”，地学修道士心质天分都要求：“温灵空明”，人学修道士心质天分都要求：“热灵空明”，兵学修道士心质天分都要求“寒灵空明”。“寒灵空明”用现代语言翻译就是：“心狠手辣，非常聪明，并且特纯洁。”其实，用现代语言根本无法准确翻译古老传统概念，我只能暂时这么翻译了。那个心质的质，不是智力的智，是资质的质。聪明来自天生，智力来自修炼。在“九兵”修炼体系中，“智信仁勇严”中的“仁”，是通过思想引导，而突然激发出的天性，“智信仁勇严”中的“信、严”，是兵法修炼修炼出的。“智信仁勇严”中的“智、勇”，是内功修练出来的。现代人推崇的那种，有一点小聪明，就不能塌实修炼的人，在“九兵”的观念中，是比较低级的人类，接近普通猴子。培养军人，“天分”是必须的，我们教那些没作战天分的人作战。老师教得累，学生学得苦，学生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忍受着痛苦学，然后一上战场，就被人给宰了，搞不好老师也一起被宰了。使用兵道天分差异，比走路天分差异大得多。走路走不好最多摔一交，生死攸关的兵道技术玩不转，就可能丧命。人的天分各种各样，每个行业都需要其特别的天分，选天分不适合的人培养，那是害人害己。

除了看天分，圣世传承修道士们的选拔还要“看天缘”。“看天缘”具体有些象西藏后来的“选活佛”，我也解释不清“看天缘”归根结底是怎么回事，但我相信不按照这套办法选“新九兵”，会给天下生灵带来危害。

 “选九兵”与“选活佛”一样都不在乎血统、种族、民族、性别。但“选九兵”无年龄限制，无辈份排行。所有健在的“九兵”辈份都是平等的；对已经去世的“九兵”或已经“由兵入神”的“九兵”，健在的“九兵”都称之为“前辈”。“九兵”不拘虚礼，不仅同辈之间能直呼其名，对前辈们也能直呼其名。“选九兵”的效率，明显没有“选活佛”高，历史上有五岁就入选甲型修道士的，也有近百岁才入选“九兵”的，后世“九兵”常有上百年名额空缺数位的情况。

 古华夏军事修道士们造新文字 

前夏时代的古华夏修道士们，使用的是一种“圆不溜秋的符号”与高级符号所组成的文字。圣女消失了以后，普通华夏人使用原来的文字不便，古华夏修道士们就根据现实形象与高级符号，造出便于使用的新文字。造新文字，不是一个修道士完成的，是古华夏“四学”修道士，在圣女消失之后用了三百多年才基本完成的。

后世许多学者，以为汉字都是古华夏人纯粹感官的产物，是不对的。表达抽象概念的古汉字，大都是理论要点提示。在古汉字变化出的现代汉字中，仍留有大量“理论要点提示”的遗迹。我举三例：

 “上天”的“天”字，字型直译为：“有个东西压着大东西”。要点意译为：“天下生灵们都不要自高自大，失去高尚信仰，不讲道理是可悲的。”

 “形而之上谓之道，形而之下谓之气”，在天之上还有一个在物质世界感知不到，只能内心感悟的“上天”。严格说来，华夏古人敬天，敬的是那个“上天”。不过天是上天的创造物，只要敬天就是高尚的信仰，不必苛求别人。

 “大东西”的“大”字，字型直译为：“大东西不是人。”要点意译为：“庸庸碌碌的人只能做小爬虫，要想成为大人物，就要正精进，自我否定，自我更新，成为新人。”

 “传真功”的“传”字，字型直译为：“由专门的人，把专门知识教给另一个人”。要点意译为：“想学专业真功夫，就找有专业真功夫的人虚心学。瞎学乱练，到老还是白丁。”

只要少数后世华夏人能看懂这三个汉字，就不会落入“千年僵化”，更不会落入“千年蛮昧”。可是儒家自高自大，不愿承认自己不识字，结果就是一直不识字，兵家有什么办法。

理论要点提示符号，本是圣世高级符号。就象现代科学中的“公式符号”比“叙述符号”要高级一样。那些认为西洋拼音文字比汉字高级的人，其实是高级语言白丁。各行各业的人士，与白丁讨论相关专业知识，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浪费时间。

圣女消失至西周建立，华夏大地八千年的社会状况，类似传统西藏社会。有很多部落，其中一些建筑了直径一千步以上的防御要塞，这些部落就被称为国。也有很多修道院，不过不是“修佛”，而是开修从“圣世”流传下来的“天、地、人、兵”四学，“修神”。

按照“开派九兵”的意见，圣女们消失之后，绝大多数人的心灵，平均每一千年会明显堕落一次。在藏传佛教前弘时期，当时的“九兵”前辈考查了西藏，都得出一个结论：“西藏是人的心灵堕落最慢的地区”。习惯于现代社会的人，可能会反驳说：“现代社会才高级，西藏社会太低级”。对此我不做结论。我介绍一种讨论方法：当我们做比较时，我们都是在使用一定的标准。例如，我们可以使用儿童体重做标准，衡量儿童健康状况。根据这个标准，越肥大的儿童越健康。假如讨论双方没法统一标准，那就讨论“制定标准的标准”，即二级标准。还是不能达成一致，就讨论三级标准。据此类推，只要双方讲道理，我相信最终总能达成一致。即使暂时不能达成一致，也能达成很多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就能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相互取长补短。关键是双方都要讲道理，否则怎么讨论呢？

学术品位，是本人认同的，衡量社会状况的标准之一。姑且不论古华夏人的学术品位，我们就看看现代华夏第一个朝代，周朝人的学术品位。

 “天、地、人、兵”四学是圣世传承下来的学科。在古华夏，“四学”是社会公认的最高学科，西周后来沿用了这一学术传统，“四学”是西周的“上国学”。这四学，不是按研究对象划分，是按研究角度与研究侧重点划分。而且，“四学”中科学与艺术是交织在一起的，无法用现代学科划分类比。

以下，我们通过了解周朝“上国学”如何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看看周朝人的学术品位。

 “天学”侧重研究宗教、哲学、数学、物理学。天学家研究经济，就研究“如何使得人类的生活符合天道。”套用用现代观念，就是如何促进宗教、哲学、数学及物理学的发展。而且，西周人研究天学，并不是为了经济利益，甚至不是为了技术进步，就是为了修道或好玩。至于如何使用天学成果，那不是“天学家”的事情，谁爱使用谁就用，随便。李耳就是一位东周时期自学成才的“天学家”。

“地学”侧重研究地理学、矿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农业技术、工程技术等学科。地学家研究经济，就研究“如何使得人类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相协调。”我没听说过西周人从事农业生产需要“捉虫”，人与大自然相协调，自然会有虫来捉虫，有鸟来捉虫，何需人力？因为在西周人的观念中，人间只不过是天地间的一部分。鲁班、墨子、郑国，都是西周灭亡之后的“地学家”，也没听说他们破坏自然环境。在华夏大地，人的自我膨胀，破坏环境，是从不知深浅的儒家思想泛滥开始的。

“人学”侧重研究人类生理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人学家研究经济，就研究“如何使得人们生活得快乐”。华夏道家的“房中术”，比伟哥厉害多了，就是一种人学技术。孔子父母参加的社会下层性狂欢，在西周是国家组织的“社会福利活动”。鲁国君臣没文化，把权利与义务混淆，才搞得不伦不类，已经比西周这种“社会福利活动”差远了。不过，大多数上层周朝人的生活，并不那么粗野。他们打猎、吃美食、听音乐、参加舞会、温柔恋爱……会享受生活，在周朝人的观念中，是美德。只有病态享受，才被批评。孔子根据自己的情绪，使用所谓“春秋笔法”，掩盖了周朝人对生活的热爱。孔子这样做是不是出于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的嫉妒心理呢？或者是后世儒家隐瞒篡改了孔子的很多教导？对不懂古华夏学术规范的儒家，我实在无法判断。中医就是从“人学医学科”中变化出来的。中医的学术规范，比儒家严谨多了。西周的职业地位排列，与后世不一样。在西周，社会地位最高的不是君臣，而是四学修道士与周天子。西周“大人学家”的社会地位，高于天子；西周“人学家”的社会地位，比诸侯君臣略高，所以后世才会有：“不为良医，既为良相”的传说。注意，“大人学家”不是指“人学大家”，“大人学家”与“人学家”都是“人学修道士”，彼此专业密切相关，但是两种不同的修道士。具体给人治病的一般都是“人学家”或者“人学外弟子”。在西周，做不了好医生的人，才去做好大臣。东周比西周差远了，但即使在东周末年，人学家的社会地位比后世医生也高很多。扁鹊见桓侯，已经尽到做医生的责任。桓侯自己不听劝告，那就死去吧。扁鹊社会地位高，桓侯不尊重，还有其他很多人尊重，扁鹊用不着讨好诸侯的。

“兵学”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大战略”中从单兵操作到国家综合战力所包括的各层次学科。其中“总战力科经济项”，研究角度与现代意义的经济学类似。四学各科各项中，只有“兵学总战力科经济项”才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假如一位现代人对西周人说：“我们要发展生产”，西周人可能就会问：“准备与谁打仗？”在西周人的观念中，“发展生产”就是为了打仗，日常生产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关于儒家与孔子 

1. 两千五百年前的苦孩子孔子。

两千五百年前，山东某女士颜征（在），十八岁时在一次集体性狂欢中，与六十岁的战斗英雄孔梁纥先生玩性游戏。颜征为此怀孕，后生下一子取名“孔丘”。后来被人们普遍尊称为孔子。

 孔子自幼失学，一辈子都没机会接受当时的国家义务教育，但在颜征女士的耐心家庭教育下，颜征去世时，十五岁的孔子已经具备了当时的小学文化水平。孔子十七岁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就去找自己的父亲，可是，父亲已经去世，孔子很伤心。

孔子对父亲家的亲戚们说：“我叫丘，是孔梁纥一夜情的私生子。当年我父母响应国家号召，组成二人生产小组，相互配合，努力为国家做贡献。你们看，我就是他们的产品，多棒呀！”亲戚们仔细打量了孔子一番，说：“果然棒！你头发顺直，具有典型黄种人特征。你宽鼻龇牙，看上去象非洲兄弟；你奔头凹眼，活生生一个委内瑞拉自由战士。你就是亚非拉人民大团结的活标本。你有什么要求就说吧。”孔子说：“我父母在国家义务劳动中产生了感情。把他们葬在一起是我们每一位公民的社会道德责任。”亲戚们赞叹道：“小兄弟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强烈的社会道德意识，难得难得！我们当然会满足你的高尚请求。”

从此，“孔丘有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在群众们的鼓励下，孔子社会道德意识更加强烈，又不辞劳苦自学了一些当时的中学知识。孔子对其中的“中学思想品德教育”最有心得。在孔子三十岁时，已经被附近许多“文盲半文盲及具备当时小学文化水平的人”认为很有学问，而得到那些人的崇拜。甚至还有当时的中学生向他请教学问咧。

从孔子三十五岁起，山东的齐国国王与鲁国国王听说孔子社会道德责任感很强烈，还自学过“中学思想品德教育”，善于做思想品德教育工作，被很多群众崇拜，先后请孔子帮助他们对自己的大臣们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希望那些大臣们能够因此对自己惟命是从。那些大臣们至少受过当时中学教育，结果孔子虽然有官职，却没有在中高等文化圈子中，获得在底层文化圈子中那样的崇拜。孔子为此感到很郁闷，这样郁闷了二十年。孔子进一步发现，鲁国国王贪图享受，对孔子的思想品德教育并不严肃。连鲁国国王实际上也不崇拜自己，而只是在利用自己。这对于真诚的苦孩子孔子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心理打击呀！五十五岁时，苦孩子孔子终于下定决心出走。孔子心想：“凭这么多年用心学习到的思想品德知识，我还怕在国外找不到飞黄腾达的机会吗？”

在后来十四年内，孔子周游列国，先后受到七十多位包括各国国王在内的国家领导人们的接见。听孔子介绍了中学生思想品德修养，不同的领导人有不同的表现。

小国国君们正在担忧自己的领地被大国国君们吞并，心里很烦。一般听孔子讲了一个开头就说：“泥四萨比，给我棍！”。个别小国国君给孔子一点小甜头，梦想孔子能劝说大国国君们高抬贵手。

大国国君们歌舞马戏都看腻了，听说有自学成材的专家，远道而来讲授中学生思想品德修养，一般都热情地接待孔子，当闲得无聊时，就亲切接见。那些大国国君们开始时会表示：“啊，有意思。”“娃，哈哈哈哈！”接见几次之后，有新的玩意儿了，就对孔子说：“先生学问太高了，我这里的群众还是很愚昧，我先帮先生做点启蒙教育。等我吞并掉一些文化基础好的小国，再请先生您去那里做思想品德教育，要他们那里的人乖乖地听我的话。”

还有好可怕的事情呢。一些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听孔子讲了一会，就说：“我现在没时间听你扯这些，我们正在准备暴乱夺权。你块头挺大的，还带了些随从，你入不入伙呀？成功了少不了你的好处。”孔子听到这些，吓得赶快就跑了。那时侯还没有警察叔叔，孔子没法把描述这种可怕事情的小学记叙文，交到警察叔叔的手里边，更找不到人保护他，只能跑得远远的。就这样折腾了十四年，可怜的孔子一直没飞黄腾达。最后，在一些“文盲半文盲及具备当时小学文化水平的人”之惋惜中，孔子自认为怀才不遇地离开了人世。还有个别中学文化水平的人对孔子去世也惋惜咧。

苦孩子孔子的遭遇，提醒那些仅了解一些表层文化就自认高人一等、而梦想飞黄腾达的人，由于他们不在“圈子里”，又不虚心向内行学习，故对现实社会“根本利益划分的规则”是不通的。

2. 要理解上述孔子的事迹，需要了解下述几点：

第一. 孔子所处的东周，不仅有多个小民族，还有多个种族：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混血人等。

第二. 孔子所处的鲁国，群众有集体性狂欢的习俗。鲁国政府定期组织这种活动，甚至对此做了规定：群众中的成年独身者到时候不参加性狂欢，不仅是“生活作风有问题”，还是“违法乱纪”。

第三. 周朝的社会制度，从“封建”这一点看，与欧洲中世纪相似，但有很大差别。差别的关键在于：严格的世袭教育等级制度。至于“严格的世袭教育等级制度”，那说来就话长了。

欧洲中世纪大多数贵族与大多数平民都是文盲半文盲，教会对社会各阶层提供社会教育，尽管提供的教育不多，但没有严格的阶级区分。西周的教育按出身划分，具体按“一分二，二分三”进行：先分成“教百姓”与“教万民”。西周的“百姓”指的是贵族，“万民”指的是平民。那时侯只有贵族能拥有自己的姓氏，平民有名无姓。对“教万民”，国家只提供初等思想道德教育，连初等文化知识也不提供。由于商朝核心地区平民普遍具备初等文化知识，原商朝核心地区平民在周朝平民中传递初等文化知识，尽管许多初等文化知识出现了很大误差，但周朝平民总体上还是能达到初等文化水平。孔子作为东周平民具备初等文化水平一点都不奇怪了。对于“教百姓”，西周又分化出针对高层贵族子弟的国家教育：“教国子”。所谓“国子”，指“天子子女、天子直属高级大臣子女与大诸侯子女”，其在贵族子弟中不到百分之一。一般的“教百姓”，即教育中下层贵族子弟，由诸侯国立学校或者贵族家族负责，其中思想品德教育内容，由国家统一制定，写成书面记录分发各诸侯国。这种书面记录就是孔子能自学到“中学生思想品德修养课”的原因。“教国子”由周朝国立学校负责，这种教育与后两种教育的课程课时都大不一样。这样就分化出了高层贵族与中下层贵族之间的教育差距。我们可以把周朝社会教育分成初、中、高三等。周朝的“初等思想品德教育”，相对来说主要体现国家的管理职能，例如“五常教育”，是人的基本启蒙教育，与政权性质无关。孔子后来勤奋自学到的“中等思想品德教育”，主要体现是统治职能，就是叫中下层贵族听高层贵族的话。

西周高层贵族教育，科技水平很高。例如“禽语术”，据记载，西周有一些高级大臣通过与小鸟聊天，预测过水灾、地震，询问过其他地区的地理情况。尽管西周的高层贵族教育，科技水平很高，但西周治国用兵的基础知识，在西周的中等教育中。假如中下层贵族没有治国用兵能力，高层贵族也无法通过下层贵族统治整个国家。所以，对“统治”来说，西周中等高等教育之间的差距，远不如初等中等教育之间的差距。周朝建国时的高级贵族们主要担心中下层贵族造反。平民要是过于服从中下层贵族，中下层贵族反倒容易造高层贵族的反。“国人暴动”就是一个平民与中下层贵族联手的体现。所以，周朝的“初等思想品德教育”相对“中等思想品德教育”不强调统治职能。这也只是相对，并不是完全没有。

孔子能学到一些西周中等思想品德修养，在当时平民中，是“很有学问”。可惜那些内容不是“强己之学”，只是要被教育者听话的。平民对此越以为是“强己之学”，就越无能。孔子根本不懂西周高层贵族们如何利用教育制度进行统治的宏观布局。孔子误认为，西周贵族们能统治住国家是因为“中学思想品德修养”学得好。孔子对“西周中学思想品德修养”的很多内容，自学过程中还理解错了。所以，严格说来，孔子所宣扬的，只是“孔丘自学西周中学思想品德修养课笔记”。

在孔子积极宣传下，鲁国、齐国平民们也误认为“孔丘自学西周中学思想品德修养课笔记”，是周朝的高级学问，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逐步扩大。鲁国、齐国短视的统治者们，自认为平民们听话就好，也乐得顺水推舟，后来自己的后代在那种氛围下，也变傻了。结果就是鲁国、齐国被别国很轻松地灭国。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国，是春秋五霸之一，还是孙武、鬼谷子、孙膑的祖国，本来是很能打的，结果由于把“孔丘自学西周中学思想品德修养课笔记”误认为治国用兵真东西，全国上下无原则地“温良恭谦让”……在秦国灭掉其它国家的过程中，齐国统治集团不但不帮助其它国家，反倒“温良恭谦让”，秦国灭一个国家就给秦国送一次礼物，献媚讨好，妄图苟安。等秦始皇把其它五国都灭了，齐国才感觉不好，把大军部署在西部。在王贲率领“东北野战军”胜利完成灭燕任务后，秦始皇采纳僚子的建议，命令王贲：即刻挥师南下，侧翼远程穿插，直取齐国首都。“东北野战军”入齐后，齐国全朝、全军、全国各层人民“温良恭谦让”，大溃散。结果傻瓜齐王建做了俘虏，投降派齐相后胜也没飞黄腾达，被秦始皇砍去了脑袋。不过，“傻瓜建”与“投降胜”的漂亮女儿们，都有机会继续展示“孔丘自学西周中学思想品德修养课笔记”的伟大作用，她们光荣地成为了秦始皇发泄性欲的工具。

孔子三十五岁前没有机会学到当时中高层文化中的真东西，后来进入中上层社会，机会是有的，但孔子自认为已经很有学问，自己把机会荒废掉。坦率地说，以我的标准看，孔子的天分绝对不适合治国用兵。

3. 我们看看儒家谈论的三个基本概念，就知道儒家的文化水平是什么档次。

第一. “心中有数”。

儒家经常使用“心中有数”概念，没见过他们使用“心中有术”概念。第一个数是数字的数，第二个术是技术的术。心中有“术”，方能心中有“数”，要先懂得技术，才知道安排具体数量。例如，要懂得兵术，才能知道什么地方需要多少兵，少了多少兵，还要调多少兵去，各兵种调多少。儒家自己缺乏技术意识，还排斥一切技术，把技术都称为“小术”，把重视技术的人，都视为“思想品德修养”差的人。儒家“四书五经”中的《易经》，是西周中等教育中的真东西，可惜儒家缺乏技术概念，结果儒家看了两千五百年，还是看不懂。这种颠倒是非，自以为是的所谓知识分子，连家庭主妇都不如。普通的家庭主妇至少还知道煮饭要有技术。煮不到时间端锅下来，就是夹生饭；煮过了时间端锅下来，就是糊饭。毫不夸张地说，那种歧视技术的所谓“儒家大丈夫”，与其几十年把小学课本与中学思想品德修养课本背来背去，还不如老老实实帮自己老婆煮煮饭能提高文化水平。他们的老婆即使大字不识，来治国，治得都比他们好。王阳明、曾国藩这些有治国用兵能力的儒家，无论反动还是革命，全是学过大量杂学的。文革时毛主席把许多领导干部下放劳动，就是帮他们强化技术观念，那是为他们好。对此，我们可以再创新，以后遇到这种“大丈夫”，就把他们送交他们的老婆劳动改造。没老婆的，就随便找个妞儿，要他们给妞儿做家务。

第二. “克己复礼”。

孔子宣扬“克己复礼”，可是孔子连“礼”是什么，都没弄清楚，经常把“礼”与“仪”混淆。西周时“礼”这个字，指的是“等级”，引申为“等级关系”。等级是普遍客观存在的，不用复的。

就拿专业水平等级来说吧。有“白丁、学徒、师傅、高手、顶尖高手”五大等级。

白丁：最早是“白丁”，白丁狗屁不懂。

学徒：“白丁闻道”之后，知道什么是真本领，自己努力学习真本领，就是学徒。

师傅：学徒学得技术基本过关了，可以独立研究了，就是师傅，例如屠夫能在一定时间内独立杀掉一只牛了，就是屠宰师傅。要是杀一只牛，还要杀半个时辰，反反复复地杀，才杀掉。那样的屠夫技术不过关，就还不是屠宰师傅。学徒即使专业天分一般，只要有师傅愿意真心指点，自己努力，都能成为师傅。有没有师傅真心愿意指点，就看徒弟做人的“人缘”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成为哪方面的师傅，就看在哪方面努力了。蒋介石这个人，虽然是国军统帅，但他不认真钻研兵学，总是对歪门邪道感兴趣。蒋介石在屠杀战友、金钱买通方面是师傅，在兵学上，到死还是学徒。只能靠歪门邪道发展的人，在我看来是可悲的人。歪门邪道比不过堂堂正正真本领，看解放战争就清楚。看秦灭六国也清楚，秦国也收买六国中的投降派，但关键是秦国打仗杀人的真本领厉害。齐国统治者收买秦国人，怎么还是被灭国了呢？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靠歪门邪道，就算发展一时，没有底气，活着不舒服，那样活着有什么意思？我们要做人，就不要做可悲的人，做人至少要活着有意思。不想活着有意思的人，无论是谁，在我这里是没人缘的。

高手：师傅继续钻研，掌握了很多技术窍门，屠宰得熟练利落。并且百分之九十九屠宰师傅屠宰不掉的大牛他能屠宰掉。这种屠宰师傅就是屠宰高手。要成为高手，就需要一定过人的专业天分与超过大多数师傅的特别努力。能否做出特别努力，不仅仅由个人的意志决定，还由“地缘”决定的。一个人在还没有成为高手之前，假如在其生存空间内经常打交道的人都堕落，这个人个人再坚强，慢慢也会变得堕落。“昔孟母，择邻处”，孟母对培养高手的这个门道很明确。

顶尖高手：高手继续修炼，达到一定标准，就是顶尖高手。各行各业都有相应的标准。我们可以暂时认为，百分之九十九屠宰高手屠宰不掉的巨牛，这种高手能屠宰掉，就是顶尖高手。顶尖高手在师傅中至少也是万里挑一。顶尖高手在地球人类历史中，是随机分布的，有时候地球几个世纪都不出一个，有时候同时出好几个。

顶尖高手有两种。一种是靠对技术基本原理的熟练掌握。例如百分之九十九屠宰高手屠不掉的巨牛，这种顶尖高手冲过去，根据熟练掌握的基本原理，招由法发，准确地切动脉，切静脉，插心脏。最后把巨牛宰掉。另一种，是在熟练掌握基本原理基础上，进一步修炼精神境界，提高思想水平。“庖丁解牛”的庖丁老师傅就是此类。心与道合，道法自然，招随心发。宰巨牛，对这种屠夫来说，不仅仅是工作，也是好玩的游戏。“解牛之道”与“养生之道”都是“道”。茫茫宇宙，“道”的体现无所不在，但“道”的本体只有一个。庖丁老师傅这种顶尖高手，只要心平气和，认真玩游戏，就能养生保健。前者的思想境界低一个层次，但专业水平不低。成吉思汗那种非凡天份的人，专业水平甚至能高过一般后者。此两者都需要极高的“天份”、“天缘”、“地缘”、“人缘”。

各行各业，无论使用什么语词去表达概念。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人与人专业水平的这五个等级都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剥削压迫。无论什么行当，“学习修炼”别人都没法替代，任何人的真功夫都是自己的血汗换来的。一个人愿不愿意真心指点别人，那是人的自由；认为别人有真功夫就要教自己，那是剥削阶级思想。人人平等，是人权人格上的平等，不是能力上的平等。在现代社会，很多人习惯于自以为是，缺乏基本的谦虚心，没什么人愿意教这种人，愿意教也教不了这种人。这种人到了一定年龄，才发现自己与别人的能力差距拉得那么大，但大部分不是变得谦虚，反倒敌视有真功夫的人。而别人是活到老，学到老，修炼到老。结果就是别人与习惯于自以为是的人，差距越拉越大，一辈子狗屁不通，然后在纳闷与郁闷中昏昏噩噩渡过一生。

军事这门行当，其实就是屠宰行当。庖丁老师傅是我们的同行。我们与庖丁老师傅的区别在于：对于我们来说，对方是牛；对于牛来说，我们是牛。牛屠我们，我们屠牛，这才叫“过招”。在兵学上，第一种兵家被称为“外兵”，第二种兵家被称为“内兵”。西周时，只有“九兵”是内兵，外兵只有机会学“兵术”。东周时，“九兵”自谋职业，要用“兵法”做自我推荐，“内兵外泄”，外兵才开始有机会学到“兵法”。后来，内外兵都要学“兵术”、“兵法”，但“九兵兵道”一直都是密传的。普通兵家师傅叫“平兵”，平兵不分内外。掌握了兵道的兵家高手叫“高内”，反之叫“高外”。掌握了兵道的兵家顶尖高手，叫“顶内”反之叫“顶外”。内兵老师的学生，没得传授兵道，就是外兵。所以兵家同门之间也会有内外之分。

军事上水平相差一个层次的对手之间过招，其它因素大致相等情况下，对高水平的一方来说，基本上就是单方面屠宰。孙膑遇到黄柏杨时，还没练成顶内，也会失手。后来孙膑对庞涓，是同门顶内对高外，三招之内就结束战斗。顶内与什么对手过招，都是“招由心发”，与顶外过招，也一样。顶内周瑜对顶外曹操，先连用了三组“少阳少阴”，少阳、少阴、少阳、少阴、少阳、少阴，把曹操转晕了，最后发太阳一招。诸葛亮这个人，是内兵，但不是正宗内兵。诸葛亮那个门派，想修仙没修成，自己看了点兵书，用有限的思想境界推兵道。在正宗内兵记载中，诸葛亮连高内都算不上，反倒是个滑稽的人物。他们的某些感觉是对的，但不到位。这就象练太极拳，本来一个动作是“当胸化弧三尺”，动作到三尺才能充分疏筋活络，结果诸葛亮推出个“当胸化弧三寸”。内行看起来就很好笑。“我是活诸葛”在正宗内兵中是一种自嘲的说法。郭嘉的水平比诸葛亮高多了，但郭嘉不是兵家，郭嘉修的是另一套。

一些同志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最高专业水平的人叫做顶尖高手？难道顶尖高手的专业水平不可能再提高了吗？是的，顶尖高手的专业层次已经到头了，顶尖高手的专业水平再提高最多只能更熟练，见识更多，理论创新更多罢了，不可能再提高了。因为任何专业本身都是有限的。庖丁老师傅再提高屠宰专业水平，见识再多，也不可能解牛解出一筐青菜来。这是“道定”的，谁仅仅用屠宰技术，都不可能解出一筐青菜来。

根据西周的高等教育：顶尖高手已经不属于专业人员序列，因为顶尖高手已经把专业过程走完了，属于“真界”学徒。既所谓“由天入道”、“由地入道”、“由人入道”、“由兵入道”。郭嘉就是“由人入道”的。顶尖高手可以“修神”。各行各业修炼出的顶尖高手，再修一个等级就是“真人”。“真人”，就是“修神”的师傅。“真人”是人类原型，太古真人的自然寿命在一千岁以上，后来人类堕落了，想恢复原型的就得修炼回去。很多现代人不理解，怎么远古时代的一些人那么厉害，寿命那么长？那是因为远古时代的那些人，与现代人不是同一种生命体。“真人”可以继续“修神人”。

根据我所受的传统兵家教育，“神人”已经能改变自己的外形，并能准确预知任何个人的人间旅途。我过去对此将信将疑。后来，有一段短短的对话，完全印证了第二点。从此，我对自己所受传统兵家教育，不再有任何怀疑。我们看看这段对话：

“先生之天份，远在一切帝王之上。”

“愿闻其详。”

“先生之天份、天缘，实乃高深莫测。尘身有度，捌叁肆幺，不必再问。”

捌叁肆幺，捌叁肆幺呀。个人的功名利禄，都是人间旅途定好了的，争不争都一样，有什么好争的？活得有意思，才是人间正道。毛主席教导我们“人间正道是沧桑。”人生要是没沧桑，没喜怒哀乐，肯定没意思。

顶尖高手、真人、神人都是“真界生灵”，其下是“欲界生灵”，其上是“神界生灵”。神人可以变化自身物质形态，但仍需借助物质而存在。而“神界生灵”的一般存在是非物态的，完全不需要借助物质而存在。我听说，神界也象欲界一样，各种“神界生灵”等级差距很大的。

我们，有什么资格自高自大吗？

【专业等级图】

网友（mjftzy）制图

对真人、神人、“神界生灵”问题，我们需要注意无赖骗子。是什么等级，就是什么等级，生灵等级不是自己吹就能吹出来的。从“师傅”至“神界生灵”六个等级的生灵，都可以拿出与等级相符的“真功”。

“礼”是人上进的关键。文化水平低不要紧，学就是了。打仗杀人都不怕，还怕学习？

人不怕有差距，怕的是看不到差距。人有了等级观念，用自己目前现实所处的等级，比较目标等级，才能看到等级差距。不满自己低等级，想提高等级，靠自欺欺人、发牢骚、说风凉话都没用，有用的是“勤学苦练”。小鸟不学，不会唱歌；老虎不学，不会捕食；人不学，不会走路。我最早看书上讲德国的“狂飙突进”，我还以为是德国的一种传统战术，闪击战就是这种战术推演出的，德国强大就是靠优越的战术。闹了个笑话。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那我就一步一个脚印，塌塌实实地虚心学习。我要是象孔子那样不知深浅，自高自大，我早就废了。孔子对真本领的等级概念很模糊，很难有层次上的提高。孔子最后对自己也失望了，弄出个“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来自我安慰。人只要上进，学习探索的过程中怎么会没困惑呢？活到老，学到老，必然困惑到老，只不过层次不同的思考者，困惑的问题层次不一样罢了。孔子四十岁就不困惑了，然后就一直自我陶醉，把学习真东西的机会都糟蹋了。五十是知天命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白丁不学，到老还是白丁。后世儒家把孔子自我安慰的语录，也拿来当成经典思想传播，宣扬愚昧，鼓励懒惰。任何社会被这套思想毒害，都不会有好结果。

第三. “复周礼”。

“复周礼”也是孔子经常鼓吹的。孔子在他那个社会等级与文化层次，只能看到“周礼”表面的规定，对于“周礼的指导思想”与“西周上层社会的关键情况”是白丁。孔子根本不懂“周礼”是什么，所以也不懂西周为什么会“礼乐崩”，然后，孔子自以为是瞎解释。这个情况，就象一些人自以为是，先认定共产主义就是“完全平均主义”；然后在“完全平均主义”基础上把毛主席定为“完全平均主义农民领袖”；再在“完全平均主义农民领袖”基础上批评毛主席思想落后，批评毛主席没文化。这种人放个狗屁还放不通，真是：狗屁不通！

周朝的立国思想，是“道治天下”，由此指导周礼的设置。

周礼首先是“天人大礼”。“天人大礼”的“天”，不是指“天地”的天，是指“上天”。“上天”就是老天爷。老天爷最讲道理。不懂人与老天爷差距的人，各方面都会自以为是。例如，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然后就试图用人自身原因解释“礼”，就是一种自以为是。别人讲电学道理，白丁不服，非要不采取任何电学措施，雷雨天跑到高处乱叫“我最强，我必胜，打不打雷我做主！”“有关各方”对这种人不会多说的，一个雷电就劈下去。

在“天人大礼”基础上，各种势力一起讲道理，周朝才能推翻商朝，这个合作过程中形成各种“礼”。西周立国时的“君臣之礼”，不是“君权至上”的。何况，西周的统治支柱中，有非君臣序列、非血统等级的力量。例如，“九兵”。“九兵”不仅不隶属于周天子，甚至没有义务忠于周朝。西周的君臣序列，由教育的血统等级，来支撑权力的血统等级。但人的天分不是按血统等级划分的，学习条件好，并不意味着学习就好。在周朝开朝时，高层贵族是有能力的，但随着时间的延伸，不想学习或学习也学不懂的高层贵族越来越多。我们看一段历史记录，就能理解这个情况：有一位西周“小学”老师，遇到一位刚刚继承诸侯国君职位的女孩，对她说:“你小学还没毕业，管理诸侯国不合适，欢迎你先来我这里上完小学吧。”女孩傻傻地看了看“小学”老师，就走了。到周幽王时，估计幽王是“小燕子”那类的，对治国用兵一点都不严肃。幽王未经“九兵”同意，就点烽火玩，结果就是“幽王越礼 九兵东迁”。西戎得知“九兵东迁”，才敢入侵。孔子根本不懂这些西周上层社会的情况。用现代的话说：西周崩溃，是因为西周统治者搞反动“血统论”。假如“复周礼”成功，搞反动“血统论”，那孔子自己就永远在社会下层，连给齐鲁大臣们做中学思想品德教育的机会都没有。

从西周到始皇灭六国，是一个“失道而生德，失德而生法”的过程。

西周开朝时的高层贵族，治国用兵很有能力，能有力地保护人民，让人民活得更健康快乐，让社会文明有一点提升，人民服。这时候的社会分层与实际贡献、实际能力的等级是一致的。统治者靠符合“为人民服务”的客观规律来统治，是“道治”。

尽管西周高层贵族垄断高等教育，西周高层贵族相对的能力优势还是逐步下降。无论地位多高，无论学习条件多好，天份不行就是不行。不学习就是不懂，学了不理解还是不懂。懂都不懂，还能有什么真功夫？其实，“小燕子”也挺可爱，不过“小燕子”连“乾隆是个混蛋皇帝”都看不出来，做治国用兵的工作就不行了。当下降到一定程度，高层贵族在治国用兵能力上已经没有优势，只好靠“德”来骗别人听话。这就是孔子被齐鲁国君所用的原因。孔子后来有比较好的学习条件了，但他自己学不进去，长不了真功夫，与“小燕子”一样不好好学习。统治者靠反动道德骗人来统治，是“德治”。

后来统治者骗别人听话，别人就是不听话。别人意识到了：“小燕子不就是赵薇嘛，有什么了不起，李宇春才威猛呢。”那统治者就只好靠“法”来吓唬别人：“你不听话我就打你。”统治者靠吓唬人来统治，是“法治”。

没真功夫的人，开始可能还吓唬吓唬人，欺负欺负人。慢慢别人知道，这些吓唬人、欺负人的人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就不怕了。别人不怕，欺负人的人还想欺负，就打人。被欺负的就和欺负人的对打。这时候，就看打仗杀人的真功夫了。

但是，仅有那些真功夫还是不够。靠打打杀杀来维持，这种社会也不好，还是不符合社会文明的客观规律，人民不希望。所以，不仅要能马背上打天下，还要能马背下治天下。有真功夫保护人民，有真功夫帮人民活得健康快乐，有真功夫让文明水平真正提高，那才能稳定地“道治”。仁者爱人，义者益也，“道治”才能“仁政”。有些同志马上马下都行，我喜欢。休息二十分钟。

孔子治国用兵不行，学习能力不行，搞中高等教育也不行。但孔子搞启蒙教育行，孔子搞的那种“问答启发式”启蒙教育，复兴了“三皇时期”的启蒙教育，很好。

西洋小学教育一百年前传入华夏时，受到华夏人民的普遍抵制，因为那时的西洋小学教育，远远不能与“孔式启蒙教育”相比。华夏苦孩子孔子，其它方面笨蛋一个，但他搞出的“孔式启蒙教育”，比西洋佬两千四百年后的小学教育还强得多。孔子去世后一个世纪，鲁国出了孟子这位思想家。孟子是孔子后人子思的弟子，但在“孔式启蒙教育”启蒙下，思想上有质的突破。孔子宣扬的是贵族当家作主的“德政”，孟子宣扬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仁政”。这与“资产阶级专政”发展成“人民民主专政”一样。孟子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某些问题也弄错了，但孟子天分高，爱思考，“仁政”这个大问题孟子看得准。天份那个东西是学不来的。“仁政”实际上是“三皇五帝”时期的政治规范，“不劳民而利天下者谓之皇”，“劳民利天下而民之所悦服者谓之帝”。假如当时鲁国、齐国统治阶层，真能采纳孟子的思想，使用“三皇五帝”时期的政治规范，发动人民，搞全民抗战，中国历史，以至全球历史，就会是另一种样子。但封建贵族的统治靠血统，人民发动起来，人民就不是按血统来划分人，所以鲁国、齐国统治阶层不可能真正采取“仁政”。他们操纵民间学术，把孟子的“仁政”与孔子的“德政”相混淆，用所谓“德政”扼杀“仁政”。反动派反动，就注定他们要灭亡。鲁国、齐国统治者是这样，灭掉他们的秦国统治者也是这样；苏修是这样，美帝以后也是这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孟子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毛主席言传身教了半个世纪，美帝及其走狗们，就是不开窍。人民会继续教他们：什么是“道的力量”。

后世迂腐反动文人官僚强化了孔子的错误，掩盖了孔子的贡献。迂腐反动文人官僚自己不仅迂腐，而且恶毒，治国用兵无能，残害忠良踊跃！他们大搞愚民教育，逐渐让后世华夏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小学文化与中学思想道德修养就是人类最高的学问。

从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进入“千年僵化”时期。“千年僵化”时期，主流社会华夏人失去了“灵动”，因此心灵无法进入高等文化氛围，失去了思想上的“原创力”。主流社会华夏人在破坏华夏先秦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小创新”一些新华夏文化。但那种“小创新”不是“原创”，只是对已经有大文化成果的“改造”。华夏民族“失去了灵动”，其损失比秦始皇造成的那些具体文化损失，大得多。

从唐朝中期，科举选拔的儒家官僚专政开始，华夏社会进入了“千年蛮昧”时期。所谓华夏落入“千年蛮昧”，并不是华夏人都蛮昧，而是主流社会华夏人在“蛮昧”统治下，大多数人都变得“蛮昧”。“千年蛮昧”时，主流社会华夏人对华夏先秦文化主要是破坏，只有个别改造，除了个别人，其他人连理解、使用先秦华夏文化都困难。至于“灵动原创”，就不用说了。自己不懂优秀传统文化，愚昧，就算了，还蛮横地破坏优秀传统文化，强迫别人也一起愚昧。蛮昧！

西洋“千年黑暗”社会大多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蒙昧的，这点与华夏“千年蛮昧”社会一样。不同的是：西洋“千年黑暗”统治者中的革命造反派们是比较清醒的，有一定的官方权力，他们名正言顺地逐步教导人民，例如，哥白尼自己就是波兰大主教，实权很大。而华夏“千年蛮昧”统治者大都是“腐儒”与“伪儒”。

“腐儒”自己把庸俗愚昧误认为高尚智慧。“伪儒”自己知道他们搞的所谓孔孟之道，是文化大骗局。不但不纠正，反倒与“腐儒”一起欺骗、毒害、残害华夏人民，美名其曰“教化”。“千年蛮昧”时期，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华夏社会挺文明，其实还不如“千年黑暗”，因为西洋在走上坡路，华夏在走下坡路。我们比较一下“唐朝宫殿建筑与明清宫殿建筑”，对“走下坡路”就会有深切的感受。

儒家的“真儒”继承的是孔孟的优点，用启发式思维，不断探索“如何建设仁政”，不甘被欺骗。“真儒”只是个别，不代表后世儒家。“真儒”与其他各行各业、各种各样建设性人才，都被代表后世儒家的“腐儒”与“伪儒”压迫。我们想一想杜甫、苏东坡、黄道婆、李时珍、曹雪芹，瞎子阿丙等等人的人生经历，就能明白“千年蛮昧”时期，华夏民族是个什么状况。

“千年蛮昧”时期，华夏表面的文明是勤劳的专业人士们在维持的，而勤劳的专业人士们却总是被欺负。这样的社会不走下坡路才怪呢。

华夏历史上出现那么多的流氓无产者，其特定原因，就是“迂腐反动文人专制”。在计划生育医疗技术上，凭中医的水平完全不成问题。国家不能给人民有效保护，官僚还侵害人民，人民只好多子多福，希望多一点点亲属互助而少被欺负。

《水浒》是一部揭露“千年蛮昧”的现实主义小说，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旧中国，以及文革前第四类同志们所习惯的中国，都是这种“千年蛮昧华夏”。《水浒》中哪一个行业，堂堂正正的专业人士，是不被人欺负的？女歌唱家被恶霸屠夫霸占，恶霸还反过来要女歌唱家赔偿，女歌唱家老老实实卖唱赚钱赔偿，恶霸嫌慢还要打骂；卖大饼的师傅被有钱人暗杀；能打的指挥员被迫做和尚；一身好武艺的八十万禁军教头老婆被霸占害死，自己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霸占者还是不肯放过其性命……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不造反，人还能有活路吗！

假如庖丁老师傅后世复活，会情不自禁地把那个恶霸屠夫当成牛给解了。音乐是先秦时代很多老师傅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歌唱家在先秦时代是普遍受尊重的职业。用现代观点看，先秦时代的老师傅在人生风格上，大都是“浪漫派”。那个恶霸屠夫如此欺负歌唱家，严重破坏庖丁老师傅的“浪漫派”情调，那不是找“解”吗？即使经过“千年蛮昧”，在当代华夏，很多老师傅仍然具有这种“浪漫派”传统。例如，传统的中国菜厨师，练到烹调师傅的水平，反倒不拼命做菜赚钱了，而是使用很多时间，通过原料尝试、配菜尝试、配料尝试、火候尝试等等科学方法，通过音乐、绘画、书法、品茶等等艺术修养，全面提高自己的品位涵养，追求一种“烹调境界”。这种“浪漫派”传统，对于那些浮躁的现代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所以那些只会简单模仿的浮躁现代人，做不出那种传统老师傅能做出的“地道中国菜”。

即使迂腐的孔子，后世复活，也会高声疾呼：“蛮夷入侵，蛮夷横行，是可忍，孰不可忍！诸位三公九卿士大夫君子士子百姓万民，华夏告急，尊王攘夷。我喜欢做思想品德教育工作，不喜欢练武功，但我有点力气，先随便拣个城门门闩拿来用用，敲死几个夷再说。”哎！孔子哪里会想到，那些“蛮夷头目”，正是打着“孔子”的旗号作恶的。

《水浒》的作者施耐庵是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的好友。人以群分，施耐庵绝不是一般小说家，而是“真儒”。

4. 要读懂《水浒》，至少要看清五点：

第一. 《水浒》中最有名的高级官僚“高俅”，不是靠治国用兵真功夫，而是靠陪皇帝踢足球当上高官的。

第二. 《水浒》中那些被迂腐反动文人歧视的所谓下等人，个个都比那些反动官僚仗义。例如，高俅、陆谦试图害林教头性命，曾因偷窃被捕获，得到林教头帮助而解脱的小跑堂的李小二，知恩图报，通风报信。

第三. 《水浒》中开黑店做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对造福人民的英雄打虎英雄武松，比反动官僚张督监对武松，好得多。

第四. 《水浒》中反动官僚被梁山草寇打得哭爹喊妈，反动官僚们的所谓战功，除了靠抢别人的功劳，就是靠杀没抵抗能力的好人。

第五.林教头被“火烧草料场”之后，实在没其它办法，只能走上反抗道路。林教头说道：“杀人可恕，天理难容。”治国用兵，杀人是难免的，但不能连基本的道理，即“天理”都不讲。

施耐庵在向《水浒》的读者们暗示：“那些高高在上的反动官僚及其帮闲们，治国用兵算个球！所谓的“偷盗恶寇”，与反动官僚们比，都是仗义的好人。反动官僚及其帮闲们实际是大盗，反动官僚及其帮闲们在疯狂吃人。仅仅改朝换代没用！同胞们，快觉醒吧，不能再走被欺骗被残害的老路了，否则华夏民族就完了。”

当代绝大多数华夏人，生活在中蛮昧中，对蛮昧已经麻木了。就与我两个月不换衣服一样，“身在臭中不知臭”。

唐朝的文化，比起先秦文化，已经衰落很多，但与明清文化比较，明显优越。同志们休闲时，可以以平民身份，携着孙辈或重孙辈的手，去日本奈良古城散散步，在日本感受一下华夏唐文化的气息。奈良城曾经按唐朝长安城四分之一比例建设。后与唐朝长安一样，毁于战乱。日本人1709年开始重建奈良古城，虽然不如原来精细，很多建筑至今没得重建，但大体风格是奈良时代的风格。去品位品位唐朝园林情调，品位品位唐朝建筑造型与色彩，回来再看看北京故宫，比较一下，就能知道什么叫庸俗。奈良城按唐朝长安城四分之一比例建设，但奈良古建筑并不是都按长安同样建筑从四分之一比例微缩。从考古资料上看，唐朝长安大明宫当时占地大约八平方公里，奈良平城京宫大约一点三平方公里。从历史记录上看，大明宫太和殿宽度大约是北京故宫太和殿宽度的五倍。把奈良古城建筑扩大二至五倍，大体就是当时唐朝长安的建筑。大唐，大唐，不是吹出来的大唐，唐朝人确实拿得出实实在在“大大的好东西”。

华夏人，现在只能在日本，领略华夏唐朝情调。假如哪位华夏人对此不伤感，就不配做我的华夏同胞！

当年鲁迅先生的父亲命苦，没遇到真正的中医师傅，病死了。鲁迅先生怀念父亲，去日本学西医。鲁迅先生到日本，有了比较，才发现，当时的华夏人“心灵疾病”比“身体疾病”病得更重。鲁迅先生从此立志成为华夏人的心灵医生，回中国后悲愤写出《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高呼：“仁义道德吃人”！按古华夏传统，鲁迅先生这样的“心灵医生”，属于高贵的神职人员。在现代人观念中，鲁迅先生是叛逆传统者；在我眼中，鲁迅先生是维护传统者。正相反。无独有偶，在明朝晚期，一位叫郑芝龙的兵家前辈，在其秘密军事笔记中写到：“汉唐多愚人，愚人不知天礼兵操；当世多豕人，豕人唯识乱法待毙。”“豕”就是海豚的豚字去掉月肉边，“豕”在先秦古文中就是现代汉语的“猪”。“豕人”就是“猪人”。郑芝龙前辈有如此深刻的认识，然而在儒家反动官僚编写的历史中，郑芝龙前辈只是个卑贱的海盗。哎，蛮昧！鲁迅先生与郑芝龙前辈，一文一武，相距四百年，却有类似体会。“千年蛮昧”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体会。我只不过是野战习惯，经常不知道自己衣服臭、身体臭，而当代绝大多数华夏同胞，不知道自己心灵臭。谁更可悲？这些年我常听华夏同胞们喊“伟大复兴”，试问：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文化、不守纪律、象猪一样的人所组成的民族，怎么复兴！谁知道这样的民族怎么复兴，给我讲讲，恭请赐教。

有些同胞听我说了那么多中国人的坏话，说了那么多日本人的好话，会怀疑我是不是“日本汉奸”。假如鲁迅先生，被华夏同胞们认为是“日本汉奸”，那我就甘愿做这样的“日本汉奸”。关于我是不是日本汉奸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是关于我，另一个是关于日本。

我的民族是满族，我姓“和”，大贪官和珅的和。所以，我当然是“伪满洲国”的大贪官、大汉奸。哈哈，其实我连正宗的满族人都算不上。我母系祖先是汉人。我父系祖先也不是正宗的满人，严格说来是鄂伦春人。

三百多年前，康熙打沙俄，鄂伦春人响应，鄂伦春雅发罕部森林深处的，赫森泰氏二十二位男女老少，全体出动，与大皇帝一起，帮助部落同胞打坏人。赫森泰氏从森林深处跑出来不容易，在战斗之前总算追上了自己的部落。当时，鄂伦春人是原始社会人；雅发罕部是鄂伦春人中比较原始的部落，还不会骑马，追赶驯鹿也是靠两条腿；赫森泰氏又是雅发罕部森林深处的氏族，连雅发罕部普遍的驯鹿技能都不会，更不知道怎么打仗。所以赫森泰氏是典型的蛮夷氏族。这个蛮夷氏族不会驯鹿，只会打猎，在雅发罕部中以擅打猛兽著称。赫森泰氏问部落同胞怎么打，同胞说：“就要开打了，没时间多说，你们就把敌人当成野兽，你们打猎时怎么打就怎么打”。由于雅发罕同胞说象打猎那样打，没讲打仗还有军事纪律，在战斗冲锋时，排在后队的赫森泰氏男女老幼看到前队八旗骑士冲锋，就跟着一起跑步冲锋。赫森泰氏属于《阿甘正传》中阿甘那种类型的，尽管从后列起步，最后却冲到了骑士群的前端。赫森泰氏男女老幼一直冲入敌群纵深，猛砍火炮，砍不动，转而砍敌人，共砍死了十八名沙俄炮手、十五名沙俄步兵及两名沙俄军官，自己牺牲了一男两女。赫森泰氏能有这样的战绩，不仅仅是因为赫森泰氏擅长跑步与砍人，还是因为赫森泰氏从后队起跑，沙俄火器齐射时，他们还没冲到前端，前端勇猛的八旗骑士们以自己的身躯，阻挡了沙俄的枪炮。那些牺牲了的八旗英雄们，不仅仅保护了赫森泰氏，还使得赫森泰氏能以打猛兽的经验，迅速判断出火炮是要先干掉的“大家伙”。当赫森泰氏冲入敌群时，沙俄步兵还没有完成第二次装弹，转而打冷兵近战。由于赫森泰氏的突入，敌方火炮失效，使得后继八旗骑士与雅发罕部落同胞能够及时冲入敌群。这又为赫森泰氏进一步砍杀敌人创造了条件。大概那次违反纪律的冲锋，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注意，当天晚上赫森泰氏就接到通知：“大皇帝赐予你们氏族猎熊勇士称号，并且赐予你们满姓和，请你们以后都与大皇帝一起打仗。”赫森泰氏表示：“我们不仅仅会猎熊，我们还会猎老虎，猎野猪呢。我们要打猎谋生的，不能总与大皇帝一起打仗。”经过八旗翻译的耐心解释，赫森泰氏勉强接受了“猎熊勇士”称号及满姓“和”，并答应在“温饱保证，免费领取到好弓箭与钢刀”条件下，与大皇帝一起打仗。从此，赫森泰氏中八位青壮男丁就加入了康熙皇帝的卫队。赫森泰氏全体男女老幼跟随康熙皇帝回到温暖的北京城后，不仅能“保证温饱，免费领取到好弓箭与钢刀”，还能住在奇怪的山洞中，用大皇帝给的白花花的东西，换到好多好吃的，换到好多没有毛的奇怪大毛皮。赫森泰氏认为全氏族都进入了天堂，为此连连感谢“天神”、“风神”、“火神”、“雷电神”、“水神”、“山林神”等等一大堆神。赫森泰氏后来学会了一点满语、蒙古语、汉语的简单词语，在学习北京人生活时闹过很多笑话，例如买青菜，习惯于把别人的筐与扁担全买回家，筐与扁担当柴烧。赫森泰氏后来与满人、蒙古人、汉人通婚，闹的笑话才逐渐少了，至少有了重大发现：北京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烧筐与扁担弄熟食物的。赫森泰氏就是本人的父系前辈。

那位“泰森”还没出生，我的祖先就叫“赫森泰氏”了，所以我的祖先没有借用“泰森”之名。我认为人与人的名字中，有同样的发音很正常。泰森兄弟，你不必为自己的名字过于担心。假如人猿泰山因为你的名字，总是刁难欺负你，你可以去泰国，把这个情况告诉给练泰拳的兄弟姐妹。假如人猿泰山太擅长咬人耳朵，你们用钛钨合金兵器也打不过他，不用怕！你们可以一起去华夏泰山脚下高呼：“泰国森林被坏蛋破坏了！”，太古年代的江湖泰斗九斤老太，就会飘然而下，泰然自若地对人猿打出一招，太—极—拳。那样兄弟你就能否极泰来了。

我已经不会说鄂伦春语、满语、蒙古语了，我只会说一点汉语。但我智力特点与性情仍带有许多蛮夷猎人特点。在青少年时代，我遇到过一些喜欢要学生背书的老师，我几乎都是同学中背书最后一名。为此我受过许多处罚与歧视，我自己也为此自卑。我曾投入过其他同学五倍的时间精力背一课书，结果还是同学中最后一名。我根本就缺乏死记硬背那根筋，我对自己很有心得的语句才记得清楚，这又不能怪我，我能怎么办？包括毛主席在内，很多同志一被人逼急了，就想上山打游击；我被人逼急了，自发地就想怎么把对方给猎杀掉，掏出对方的内脏扔给狼狗吃，然后自己吃掉对方的肉。我这个想法很错误，但是真实的感想。我第一次听到歌曲中唱到：“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顿时泪如泉涌。了解我的同志们知道，很多时候我是很冷酷的，但我每次听到这句歌词，无论我是否表露出来，我都感动。

我的母系，在我已知范围内，出身大字不认、老实巴交的农民。我父系母系都缺乏“文化细胞”，我背书当然困难。

华夏少数民族同胞，可以按父系血统，把我当作一个猎人老爹；华夏汉族同胞，可以按母系血统，把我当作一个农民老舅。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鄂伦春人还不到一万，日本鬼子竟然骗鄂伦春人做细菌武器活体实验，然后活体解剖掉。当代日本鬼子说“731部队”做细菌实验是为了防止中国军队使用细菌武器，以便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那为什么要杀害弱小无辜的鄂伦春人？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华夏同胞们自己判断，我这个老爹老舅，会做“日本汉奸”吗？

我不仅仅是华夏老爹老舅，我还是古地球人。在华夏大地，西周以前是古代，西周已经是现代了。我的精神世界是西周以前古华夏人的精神世界，也懂得一点从西周开始的文化。有古华夏文化做背景，对日本就很好理解了。

第一.  “日本皇族”至今保持着“古代高级文化”。例如，日本人普遍缺乏“原创性”，但仅“日本天皇”中，就出过好几位生物学家。很多日本人苦闷于自己缺乏“原创性”，却不知道向“日本皇室”寻找智慧源泉，可见“僵化”。

第二. “幕府时期”，日本的“将军”在个人修养上象“华夏两晋士族”，不仅会打仗，也懂欣赏琴棋书画，但“幕府将军”在基本理念上比“两晋士族”高级。大多数“华夏两晋士族”，文化层次并不高，却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幕府将军”无论政治权力多么大，在文化上始终尊重具有高级文化传统的“日本皇族”。

第三.  “日本皇室”所拥有的“古代高级文化”，不仅是日本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全地球人民的宝贵财富。当年裕仁天皇忍辱负重，每天向麦克阿瑟鞠三次躬，为日本人民赢得了以后大发展的机会。日本鬼是日本鬼，日本人是日本人；打仗是打仗，文化是文化。一位拥有“古代高级文化”的上等人，竟然每天都要忍受一个流氓兵痞的侮辱。这实在令古地球人气愤！无论怎样，裕仁天皇对自己的民族富有高尚的牺牲奉献精神。可是很多战后日本人不珍惜自己的文化优势，他们迷信现代西洋，不尊重日本传统，声称没时间练习“剑道”，却经常挥舞着小木棒打小球，有时还拿小木棒打无辜日本平民。结果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被美帝大大地破坏了金融，失去了原有的经济优势。

支持日本人，消灭日本鬼！支持日本天皇，打倒美国流氓！

我目前最担心的，不是日本人不尊重日本传统，而是华夏人按“蛮昧道路“发展下去，在最近几十年内，会灭绝。

 几次愚民政策对华夏的影响 

孟子的思想与孔子的不一样，王夫之的思想与朱熹不一样。儒家本是开放的。我们从《论语》问答辩论式教学方法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尽管《论语》中有些观点不好，但不能由此否定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比填鸭式教学好。

儒家在先秦时代指的是平民或低级贵族人本主义伦理学家，他们试图为变化中的社会提供一套“价值体系”，其起源一直可以上溯到西周“国人暴动”时期，其共同特点是都坚持西周时的基本伦理观念：“仁义礼智信”。由于阶级出身卑微，他们在周朝的教育体系中未能受到良好的官方教育，缺乏“实证体系”训练。但“价值体系”与“实证体系”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判断的是“好坏”，实证体系判断的是“对错”。缺乏科学技术训练的人，并不等于其价值观就“坏”。“仁者爱人，义者益也”，我认为挺好的。我们从实证角度看一下“五常”：在我现有的认识中，古今中外所有文明，生存发展，都不背离“五常”，可以说“五常”是人类文明的底线。

毛主席是位很辩证的人，但当年批孔时未还“五常”真面目，有其深意。我以后在“虎威网”讲《大乱大治，百炼成钢》将讲到这个问题。我建议以后的小学教育，使用启发式教学，把“五常”与“三字经”列入教学内容。但要注意，西周时“礼”的内涵，与后世不同。

利用儒家搞“忽悠大创新”，董仲舒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第一次“忽悠大创新”，是战国时代的齐鲁贵族统治者。

此前，孔子不算什么，在春秋后期，象他那样先被利用，后被抛弃，奔走诸侯，不被认可的社会下层人士，多着呢。由于先秦儒家人本主义价值观，符合人民的利益，儒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战国时代，各国已经不是“争霸”，而是试图“吞并”与“自保”。法家、兵家从实证角度，迫切要求“社会功勋制”。“社会功勋制”对“血统制”构成直接威胁，为齐鲁贵族统治者们所敌视。亡国需要时间，下台就立刻失去即得利益，所以他们宁可亡国不可变法。他们利用儒家的威望，把“价值判断”与“实证判断”混淆，维护“反动血统论”，用儒家排斥法家、兵家。

结果，齐鲁贵族统治者们继续享受了一段美好时光，然后齐鲁亡国。

第二次“忽悠大创新”，是汉武帝。

汉武帝需要打击其它势力扩充君权，但秦始皇那种赤裸裸的做法，已经为广大臣民所反感，他需要意识形态，来说明他那样干“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才能如愿以偿。于是“大忽悠”董仲舒就被重用了。“仁义”——是价值判断，“什么社会制度，有助体现仁义”——是个实证判断。由于儒家的教育背景原因，儒家对这个实证判断五花八门，甚至希奇古怪。有一些儒家狂热强调“父权、君权”，例如，孔子。这即使对受过正统的西周文化教育的人来说，也是挺奇怪的。孔子狂热强调“父权、君权”，可能与他从小缺乏父爱造成的心理缺憾有关。还有一些强调“民权”，例如，孟子。“民权儒”被广大人民群众喜爱认同，其学说广泛流传。直接扼杀，扼杀不掉，董仲舒利用了这些儒家的观点，弄了一套“三纲五常，罢黜百家”，就是宣扬“奴性服从老大，就有好日子过，除此之外，全都该死”。在先秦时代，“纲”是“为榜样”的意思，三纲本来是约束“君、父、夫”，争取弱势群体权利的，结果汉儒偷换内涵，完全颠倒。但董仲舒还不敢太露骨地把孔子称为“圣人”，只是让孔子这个缺乏父爱与教育的可怜孩子，披上“文化精英”外衣。

结果，汉武帝劳民伤财闹了一通，功勋却远不如秦始皇，晚年忏悔，已经晚了。先秦儒家“聚义堂”，成了后世儒家“忠义厅”。华夏人民的“理性”被扼杀，华夏文化被全面摧残，华夏族的“民主复兴运动”被扼杀在了摇篮里，“人民性、革命性”逐渐被华夏人民视为“异端”。

毛主席在批孔同时，推崇孟子，因为《孟子》中有民主思想。

第三次“忽悠大创新”，是朱熹。

此前，唐朝广泛采用科举考试吸纳听话的儒家知识分子做官。在武将豪族被儒家官僚逐渐排挤出中央政权的同时，唐朝逐渐腐化。安史起兵，儒家官僚们只会逃跑，毫无能力保卫人民，后来还是郭、李这些曾被歧视的武将出来拼杀收拾。

朱熹时的南宋儒家官僚集团面临两个“最可怕的问题”：

第一. 南宋对外丧权辱国，对内黑暗专制，人民越来越对南宋政权不满。朱熹自己参加过镇压人民起义，深切感觉到这点。

第二. 岳飞等武将被打压迫害后，南宋军权落入儒家官僚集团之手，但儒家官僚军事水平有限，被将士们瞧不起，且有唐朝先例，故而军心惶惶。

于是，朱熹提出“理学”，其核心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帮助军民“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其中“天理”可以是“忍”，可以是“GDP”。可以是“外汇储备”，但不能是“民族、民权、民生”，不能是“扶助农工”，更不能是“共产革命、人民解放”，否则，军民面对现实，肯定不能“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于是宋儒把孔子尊为“圣人”、“万世师表”。“看，孔子就是比孟子水平高呀，不讲民为贵，狂热鼓吹服从”。当然，这不妨害朱熹自己娶小老婆男欢女爱，反正本来就是忽悠嘛，自己不用相信的。

在此之前，华夏人并不讲灭人欲。大唐豪放，举世文明。汉朝有写实主义女人体的铜灯台，足以与一千多年后西洋文艺复兴时的艺术品媲美。当时朱熹因为搞得很露骨，军民很反感，南宋皇帝只得把“理学”宣布为“伪学”。但伪儒们与时俱进，终于在明清取得了理学的崇高地位。

结果是伪儒们“人欲天理”一起灭，自己逍遥快活，华夏人民的“人性”被严重扼杀，落入精神病态之中。

当海瑞被贬至海南岛，在“东坡书院”翻看藏书，才发现宋版《孟子》中有一句明版《孟子》中没有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海瑞震惊，后来在海南岛到处乱讲，直到今天，很多老海南人还知道这件事。可能海瑞当时心中骂到：“TMD，原来那群鼓吹圣贤的精英全是瞎忽悠，我还以为他们自己灭了人欲，存了天理呢，难怪我这么倒霉。”由此可见，当年的《海瑞罢官》不符合历史，海瑞被罢官之前，还不懂“民、社稷、君”孰轻孰重，在一群骗子当中，他也做不了多少利民好事。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剥削阶级中的清官身上。

由于三千年父系专制，人们普遍忽视了“孔母”的作用。（更正一下前文）孔子的母亲不叫“颜征”叫“颜征在”。

孔子的思想总结出来三点：“五常”、“启发式启蒙教育”、“极端专制思想”。其中前两点是儒家共通之处，都是西周国民教育内容，“极端专制思想”恰恰是孔子自己弄错的部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创新对了，但此创新的基础，仍是“五常”与“启发式启蒙教育”。

华夏文明这三千年是逐步衰落的，但延续三千年都没灭亡。其它古文明都灭亡了。我们与其感谢“孔孟”这二位“圣贤”，还不如感谢“孔母、孟母”这二位先秦时代的平民妇女。由此可见，国民教育对文明多么重要。

 顺便讲一点：“三皇五帝神圣事”  

所谓“三皇五帝神圣事”是误会。把“非神界生灵”视为“神界生灵”，是不对的，那有损“神界生灵”的荣誉。当然，这可能是愚昧所至，并不是故意不敬“神界生灵”。所有生灵都会失误，失误不是罪恶。“九兵兵史”中有与伏羲、女娲、黄帝、颛顼、大禹这五位的有关记载。

伏羲、女娲：对圣世来说，也属于很久很久以前的“造人女娲”，其实是一位天界女神。后世传说中作为伏羲妻子的“好人女娲”，是一位“人学修道士”，她的男友伏羲，是一位“大天学修道士”。现实中伏羲的天分、修为、社会地位都没他的女友高。“好人女娲”早就可以去修“神人”了，但一直在等伏羲，顺便做造福人民的事情。因为“好人女娲”做了很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人们就尊称她为“女娲”（其原名已经无法考察）。伏羲长期没长进，只修到“顶尖大天学家”就去世了，连“真人”也没修到。“好人女娲”很伤心，又留恋了一段时间，后来自己去修“神人”了。“九兵”前辈记载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爱情也不能改变天份”。

黄帝：黄帝得到一位叫做“琥珀”的甲型修道士的帮助，吞并炎帝部落，击败蚩尤部落。“琥珀”是女性，她帮助黄帝，是为了解决当时女修道士们子女问题。那时侯，男修道士们仍然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子女。后来女修道士们的子女都做了黄帝部落的高级祭司，负责把黄帝部落的贡奉，转交给修道士们。这个典故叫“琥珀助轩辕”。“九兵”常引用这个典故，说明非世袭传承的“九兵”，也可以为自己的血亲后代谋福利。

颛顼：华夏“下古第一文明”时的领导集团。对“颛顼文明”，现代人有很多误解，在此暂不介绍。

大禹：大禹治水，不是治“神州沉”时期的大洪水，而是治黄河流域的一次大洪水。两次大洪水相距九千年。后一次洪水对黄河流域危害也很大。军事修道士开出最后一辆没饿晕的“飞车”，帮大禹打通阻挡洪水的山，帮大禹在天上绘制洪水图。在一次“飞车”飞得很高去绘制洪水图时，可能“飞车”饿晕了，掉下把地面岩石砸了一个很深的坑，自己也摔碎了，飞车上的军事修道士也牺牲了。从此，修道士们就再没有“飞车”了。

假如“三皇五帝”中的其他人是“神界生灵”，“九兵兵史”中应该有记录。

 “商朝文明”的一些情况 

我已经讲了一些周朝的情况与一些“三皇五帝神圣事”，作为热身。按“九兵”的意见：远古文明堕落了，出现上古文明；上古文明堕落了，出现下古文明。中期商朝是“下古第二文明”。虽然“九兵兵史”对前一次文明没有详细介绍，但有概貌介绍。“下古第一文明”明显比“中期商朝文明”水平高。到周朝时，古文明已经堕落完了，从西周开始，就是“现代”了。

“商朝文明”是古华夏最堕落的文明。商朝比西周早，西周比春秋早。商朝人不仅有黄种人还有白种人、黑种人。商朝有“炮烙酷刑”。能代表“商朝文明”的，是中期商国，后来商国逐渐堕落。我讲点中期商国情况，想到哪，讲到哪。希望能给同志们带来点启发：

“商国人”与“商朝人”不是同一个概念，商国人是商朝核心地区的国民，总共只有七八万人。商国人的规范基本观念是：“信上帝，讲道理，身心健康，越美越好。”

当时华夏民族信仰“上帝”，商国人因虔诚信仰“上帝”，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领导国国人。“上帝”是真真切切“上帝”这两个字。商朝是在基督耶稣诞生前一千六百年，华夏民族的一个朝代。可见基督耶稣教导世人“信仰上帝”，绝不是基督耶稣个人杜撰的。基督耶稣降临地球，为地球人赎罪，就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地球人堕落了，而对“上帝”的信仰不够虔诚。

“上帝”在“四学学术”中称为“自然”，“道法自然”的“自然”。“道”是“自然”产生的。由于“道”是“自然”直接产生的，有时也用“道”指代“自然”。商国人有时简称“帝”，有时称为“上天”、“天”，当然也可以称为：“安拉”、“主”、“长生天”、“察宛”、“阿胡拉•玛兹达”、“梵天”、“吉亚”、“坦卓”、“库思”、“博塔基库”等等等等。其实都是一个概念，都表示那个“永恒的不可感知只可感悟之存在”。这种信仰就是“不二法门”。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宗教冲突，是因为现代人堕落了，失去了对“永恒的不可感知只可感悟之存在”的虔诚信仰。在这个宇宙中，不仅仅只有人类才信仰“上帝”。有些信仰“上帝”的生灵，表达“上帝”概念，不使用空气震动符号：“口语声音”，也不使用电磁波符号：“文字形象”，而使用气味符号、触觉符号、粒子束符号等其它交流方式。我们地球人之间，使用同样交流方式，现在自己都弄得四分五裂、乱七八糟。可见我们多么堕落。我们要事实求是，承认我们自己堕落，信仰“不二法门”，理解“三位一体”，才能得救。商国人就理解：“信心、道理、灵动三位一体”。“信心、道理、灵动”是上帝在人心灵中的三种体现。基督耶稣曾用生动的方式，专门向世人讲解过“三位一体”的道理。不知道当今有多少地球人，遵从了基督耶稣当年的教导。

商国人都知道“天地”的天，与“上天”的天，不是同一个概念，因为商国人都知道：大地是个蛋，我们住在蛋上。天只是蛋外面的一种气，再到外面就没有这种气了。神界生灵、太阳、天地归根结底都是上天创造的。而西周人，即使是西周高级贵族，也常常把两个“天”相混淆，可见西周人多么没有文化。哎，这都是因为战争时期，人没有心情好好修炼造成的，现在已经没有文明了。对此，我们也有责任呀。同志们不必紧张，上述内容是“开派九兵”说的，“我们”不是我们。周朝与商朝打仗时，我们还没出生呢，我们有什么责任？

商国人认为：犯罪是对上天荣誉的玷污，因此疾恶如仇。商国人不认同“流氓好，恶棍好，奸商好，贪官好，你好我好大家好”，能建设出“和谐社会”。商国人认为：罪犯迟早要下地狱被折磨。假如我们帮罪犯在活着的时候赎一些罪，罪犯下地狱后就能少受很多折磨。因此，商国人设置种种酷刑。

三千多年过去了，现今“生意人”的正式名称，仍是“商人”。就是因为那时候的“商国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示了“正直、勇敢、有能力、守信用”等品质。那时的华夏人，都喜欢与商国人做生意。在当时的华夏，“商品”这个词，意味着“质量上乘，货真价实”，那时侯华夏人“买商品”绝对不用担心伪劣假冒，因为假如买到了“伪劣商品”，商国人绝不护短，保证帮你讨回公道。商国人通过对“不守誓言罪”罪犯的严惩，以及“国家补偿、没收财产，劳改劳动量折算”等等精巧复杂的办法，保证受害者满意。至于“假冒商品”，在那时侯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其他人仿制不出商国人生产的“商品”。公道自在人心，以“商人”、“商品”二词，就能看出那些颠倒是非的现代反动派们，多么无耻！

在商朝中期，商国人安居乐业、健康浪漫、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大多数人极其悠闲，有充分的时间精力与良好的社会氛围，去领悟上帝，去养生保健，去钻研技术，去追求美。例如，一些使用“发型”展现美的商朝男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如一日，除集体活动外，整个上午都给自己一位顾客，精心制作一个发型，然后整个下午都陪朋友逛街，征求路人对自己所制作发型的意见，晚上思考研究。这种发型师收费，要的是符合自己审美观的漂亮贝壳，或符合自己审美观的工艺品。商国人对自己很喜爱或很崇敬的人，热情赠送物品或热情提供免费服务。一些受很多商国人非常喜爱或崇敬的商国人，为了逃避同胞们的热情，而不得不平时住得远远的，躲起来。

尽管与现代社会比，中期商朝很不错。“开派九兵”还是认为：商朝比“上古”堕落了，因为“上古人”都比较自觉，只有因道德修养不够，而受到人们批评的，没有犯罪的。因此，“上古”不需要设置法律，更用不着使用酷刑。

据“开派九兵”意见，“铜人”是“下古文明”比“上古文明”低级的证据之一。“上古文明”时，华夏人还没有那么堕落，不使用“铜人”这种粗笨的家伙。

商国科学艺术那么发达，工商业那么发达，大多数商国人活得那么悠闲，商国没有“成熟农业”，商国的农产品却不仅足以自给，还有大量剩余。中期商国，每位商国人的“个人基本生活所需”，国家都免费提供。商国还有上千家“美食小店”提供各种精美食品，有些商国人是在饮食中体现对美的追求。大厨，在商国属于艺术家。无论是商国个人，还是商国国家，在商国中期都经常赠送农产品给其它地区的人，用现代语言说就是“扶贫”。不过商国人对贫穷的理解与我们不同，例如，一个商国人看到另一个人只有大豆酱油吃，没有肉汁酱油吃，就会觉得别人很可怜，可能就会赠送那个“很可怜”的人一小坛鹿肉汁酱油与一小坛象肉汁酱油。

商国人认为：上帝在造人之前先造的自然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生态协调是对上帝虔诚的体现。人类社会是“自然”的小创造，自然生态是“自然”的大创造，自然生态是“大自然”。人在大自然中品味人生，是一种宗教修炼。所以商国人不使用“成熟农业”，而使用“多缘生态农业”。土地国有，集体农庄。国家控制大生态，集体控制小生态，商国农民生产生活，不仅悠闲，而且富有诗意。商国农民只有在播种、收割、收割后粗加工及大天灾时，才忙一点。

施肥有屎壳郎等昆虫，松土有蚯蚓等蠕虫，除害虫有益虫与鸟。有根据生态环境，精心设计的半自动灌溉系统。农庄中庄稼田、蔬菜瓜果田、鱼塘、小森林。野猪啃庄稼商国农民不着急的。野猪啃庄稼，商国人就啃野猪肉。商国人不蓄养肉蛋类牲畜，但肉蛋吃不完。商国野牛过多，生态稍微偏离平衡，商国人就捕杀一些，捕杀之后埋到土里或丢到河里，作为对上帝的敬意。那时商国野牛太多，商国人普遍对牛肉都厌烦了。对牛肉厌烦了？那……明天上午我们吃“烤巨蝴蝶”，下午喝“灵芝麒麟汤”，好不好呀？

商国人仅主食农产品就有小米、黄米、小麦、旱稻、水稻等至少十种，蔬菜瓜果数不清有多少种。因为，田地只是保障基本饮食的，森林里有各种各样的食物作为补充。“开派九兵”列举自己喜爱吃的农田瓜果中，有一种令我感到特别奇怪：漂亮的、红红的、吃起来酸甜的，外面有皮，中间有肉，里面有籽，可以做菜，也可以生吃的“可爱果”。我怎么感觉好象是西红柿？西红柿是西洋人的红柿子，引进华夏大地才几百年，商国不应该有西红柿的。

商朝时，黄河不叫黄河叫大河，因为商朝的大河水还不黄，人站在大河边，能看到伸手够不到的水底。商朝时的中原，有大量湖泊、河流，所以商国人也种一些水稻，打一些鳄鱼。中期商国大约有四成原始森林、四成含有小树林的草原、一成水域。商国草原上常见的动物有一种草原大乌龟、两种大象、两种犀牛、三种兔子、四种鹿、多得成灾的野牛，以及一些希奇古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动物。

很多商国人只住“棚子”。以大树树干做柱子，用各种草木材料搭出各式各样幽雅的“棚子”。有些地方有高、中、低三层“棚子”组成的小村子，“棚子”大约只有一人到两人高，层与层之间相距不等，有些相距十几个人高，以便能从高一些的地方欣赏大自然。第二层的“棚子”之间，都有木制的小广场相贯通，各层之间由各式各样的大小楼梯相连接。一些商国人的艺术爱好，就是搭小村子，住一段时间拆掉再搭新花样，“越美越好”。商国人所住“棚子”不一定是长期固定的，根据个人喜好与个人健康需要而改变。感到这种树木的造型、或者颜色、或者气味符合自己情趣，就住这种树木的“棚子”，以后发现更好的，就搬家。

商国“巨武士”们每人每顿饭能吃掉一整只牛后腿，使用“九钧五头戈”或“七钧三头戈”做武器。春秋战国时的单头轻戈，并不能充分体现“冷兵器戈”的优势。以现代标准看，不仅商国“巨武士”们异常健康，其他商国人的身体也普遍比现代人健康。一些上百岁的平民，举鼎玩，与野牛摔交玩，向小伙子们炫耀肌肉，“看，我锻炼了一百年的肌肉，比你的美吧。”我们看一则商国两百多岁的老大爷，给一位商国六岁小女孩关于“连续打喷嚏”的建议：“你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自己连续打喷嚏，假如你被确定为“发寒发热”，会招来一大堆医疗爱好者观看。他们边交头接耳，边指手画脚。义务照顾你的几位专业医护人员驱赶他们，他们就跑到远处偷看。为此，你会怀疑自己就快死了。其实你不必担心，多喝些水，多晒晒太阳，多去那种有香味的树林中玩耍，多注意休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后来，华夏大地是有“成熟”农业了，结果怎么样呢？现代人常常抱怨是气候改变了，怎么就没想是什么因素使得气候改变。

商国文明除了以“四学修道士科学艺术水平”为基础，还有“商国的社会制度”做支撑。以下我们按现代人的观念，看看商国的社会制度：

商国是“强法权”国家。商国人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商王是当时华夏民族的“大法官”与“最高级司仪”。在商国，重大仪式都由大法官主持。重大职务就职都由大法官在形式上授权。“武丁”是一位黑白混血商王，敦厚老实，重感情，讲义气，年轻时干过多种基层体力劳动工作。这位华夏族的“大法官”与“最高级司仪”，大概属于汤姆叔叔与罗斯福总统混合的“工人出身领导干部”。

商国是“强神权”国家。四位“开派九兵”前辈，从一位新入选的甲型修道士“辛”五岁起，就开始“教育从娃娃抓起”，精心呵护了二十年，终于培养出集“圣洁天使与战争机器”于一身的华夏民族黄白混血美女教皇——“妇好”。在“九兵兵史”中，中期商朝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四位“开派九兵”培养“妇好”的回忆录。虽然“妇好”在“屠学”专业上，只达到“高内”就去世了，但“妇好”在“九兵兵史”中的人格地位，远在“周文周穆”、“秦皇汉武”等一切现代帝王之上。“妇好”在现代社会三千年间，逐渐被现代人遗忘。1976年，毛主席去世那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商国古墓，正是“妇好墓”。天意！

当时的华夏民族教皇，叫“商国大祭祀”。“商国大祭祀”不仅是商国最高神权领袖，还是“商国军队统帅”的实际委任人，集神权、军权于一身。“妇好”委任自己做统帅，右手拿“神权钺”，左手拿“军权钺”。“神权钺”表示：带领好人诚信上帝。“军权钺”表示：屠杀坏人血流漂殳。“妇好”是自幼修道的修道士，圣洁温柔，嗜血冷酷，大概属于“爱憎分明”型的“高级知识分子出身领导干部”。

商国是“强学权”国家。“商国大祭祀”集神权军权于一身，怎么产生？“商国大祭祀”由“商国学术委员会”推举，商王主持仪式任命的。这个“商国学术委员会”是我按现代概念起的名称，其实就是商国能找到的“四学”修炼水平最高的十几位到三十几位修道士。由于修神的修道士已经基本脱离现实社会，“商国学术委员会”成员主要由真人组成。

商国人从事的一切文化活动，几乎都以“四学”为基础。整个商国，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四学”八种修道士，练的都是真功，真功是能拿出效果的。哪些修道士的水平最高，整个商国人都知道。例如尽管商国“巨武士”很厉害，但任何一位乙型高手，都可以在单挑中击败最厉害的“巨武士”。乙型高手单挑不过乙型顶尖高手，乙型顶尖高手单挑不过乙型真人。尽管外人包括甲型修道士，都不知道乙型的核心技术，但客观效果是明摆着的。又如，别人也可以造“铜人”，但造不出“丙辰”那么好的铜人。“丙辰”的总设计工程师、总制造工程师，两位“地学修道士”，自然就是人们认同的“商国学术委员会”中的两位。有些修道士不喜欢显真功，只喜欢修道，但在他们去修神之前，同门内行照样明白其水平，别人一问也都知道。对此不能理解的同志，可以去问问正宗的“中国菜大师傅”，或正宗的“中医”，他们的专业水平等级是怎么定的。是不是由“发表论文数量”、“外语考试”定的？

这样，在原来的“商国大祭祀”离开，或者不称职而被商王依法罢免之后，由于事关自己精神追求与安全保障，大部分商国人“自然”就会讨论谁担任新的“商国大祭祀”最合适。大部分修炼水平最高的修道士们用一段时间，边与同专业或关系最接近专业的其他国人讨论，边相互讨论。“自然”就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代表。由于在基本理念与基本风气上，商国人是一致的，“商国学术委员会”不用刻意讨论此事，“自然”在两个月内就达成共识，向商王推举，商王在形式上任命，新的“华夏教皇”正式产生。

商王是前任商王指定的继承王子，但不是前任商王拍脑袋产生的。前任商王也需要这个“学术委员会”支持，才能取得全国支持。所以经常征求“学术委员会”对自己儿子们的建议。商王王室与后世王室意义不同，商王王子可能与商王无直接血缘关系。商王王室更象是个小型法学研究生院。

商国早期，这种复杂微妙的多边关系没磨合好，所以高层会动荡，到中期，这一套，已经磨合成习俗了。假如我们不把“主权在民”与“选举”等同起来，中期商国是真正“主权在民”的国家。

商国制度的现实基础。具备一定人生阅历的同志可能会疑问，既然中期商国“法权”、“神权”、“学权”都那么强，三权又已经紧密磨合，“三权”会不会不会联合起来压迫人民？在中期商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从心灵基础上看，很明显，是因为虔诚信仰上帝的人不会压迫人民。除此以外，还有现实基础。

不同的后世学者发现，有些商王带有白种人特征，有些商王带有黑人特征，就争论：“商国什么人种统治？”我现在告诉大家。各人种都统治商国，而且不仅仅是黑白黄意义上各人种。例如，商国人中既有盛产巨武士的“巨大白人种”，也有盛产舞蹈家的“娇小白人种”，两者体重相差十倍以上。他们同样是白皮肤，但他们可能并不是同一种人种。“商王”与“商国大祭祀”大部分是混血人，就更难说什么种族是统治者，而更重要的是：商国人全是一个大家族的人，彼此之间都是亲戚。中期商国的治理，与后世王朝治理，更象是家族治理。

这种大家族的基础，是商国的婚姻制度。太古时代，地球人类还没有婚姻，在远古早期，“神界生灵”把“神界婚姻”介绍给地球人类，地球人类才仿照“神界婚姻”建立自己的婚姻制度。“四学”修道士们把这个婚姻知识介绍给华夏人，古华夏人又仿照“圣世婚姻”建立自己的婚姻制度。归根结底，古华夏人的婚姻制度，是“神界婚姻”制度的翻版。上帝是不结婚的，“神界婚姻”制度是这个世界最高级的婚姻制度。这种“神界婚姻”与堕落到灭绝边缘的“现代人婚姻”不一样。现在全面介绍这种婚姻制度，条件还不成熟。假如把这种婚姻制度公开，华夏民族，以及目前地球很多地区可能会出现大混乱。所以我现在对此还不能多说。我只讲三点：

后世出现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家庭奴隶制婚姻、政治联姻、金钱婚姻，在中期商国人看来，都是一种悖逆。“妇好”与“武丁”的关系，不是“武丁宠爱妇好”。恰恰相反，是“妇好宠爱武丁”。我们可以把“妇好与武丁的恋爱”理解为“穆桂英对汤姆叔叔的追求”。现代汉文中使用的“婚姻”二字，仍带有古华夏婚姻的遗迹，“婚姻”就是“因为女人看上了男人，变成头脑发昏的女人，才发生的那种事情。”男女平等，男女结婚要生小孩，女性比男性要多出怀胎不便、分娩痛楚，所以恋爱中是女方主动，男方被动。这符合“阴推阳”原理。

后来商国的衰落，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突发事件，原有的权力平衡被打破，婚姻制度改变，大家庭解体；制度改变，商王权力无约束；商王无道，商国国民不支持商王；商国灭亡。其中，在婚姻制度改变之前，还有可能挽回，之后，已无挽回余地。古华夏结束，华夏进入现代。我想到当今华夏人只能去日本奈良领略华夏大唐，我就伤感；我想到当今日本奈良与华夏商国的差距，我就想哭。

(未完待续）

下篇：古华夏军事修道士的作战

来源：将人民解放事业进行到底（虎威网）

编辑/整理：彩虹（微信号caihong_zha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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