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深往事（一）：童年的数学启蒙

原文 罗教授 | 翻译 罗博深数学编辑部 

本文首发于湃客·镜相栏目

文 3704字  阅读时间约 10分钟

导语：

应澎湃新闻邀请，罗教授亲笔写下了他的故事：从童年的家庭数学启蒙，到参加竞赛初露锋芒，再到后来把视线从数学专业投放到了整个教育领域，以及如何平衡好他的三个身份——美国奥数国家队主教练、卡耐基梅隆大学教授、科技公司Expii创始人兼CEO。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为大家带来罗教授的故事连载。如果你对他的事迹感兴趣，那么请千万不要错过。

罗教授于卡耐基梅隆大学

作为数学教育者，我一直把提高全世界的数学兴趣和能力、构建一个思考型世界视为己任。我的生活经历跨越了美国、亚洲、欧洲，工作则涉足学术圈、金融圈和现在的创业圈，这让我的价值观慢慢成型，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处世方式。

我认为自己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公民，虽然在美国出生长大，但父母都是新加坡人，他们的祖籍分别是广州和汕头。求学路上，我有幸受到了一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教育热爱者的指引和教导，他们中不仅有美国人，还有一些东欧人和亚洲人。就这样，我接受了来自大西洋两岸老师的高等教育，现在又每隔一个月往返于太平洋两岸，传播着数学文化。

在我的观念里，好的教育就应该融合多种文化的先进理念和优良传统。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会谈谈我的数学学习经历，并说说这些经历是如何启发我去实现那份教育初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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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合璧的数学启蒙

我有幸在一个数学文化底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父亲Wei-Yin Loh（罗伟贤）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统计学专业教授，曾荣获Rowland奖、Benjamin Smith Reynolds奖等奖项。母亲Theresa Loh（李月娥）曾是新加坡一所高中里的数学老师。

上世纪70年代，他们来到美国，父亲开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也就是在这期间，我、弟弟博儒和妹妹博玲出生了。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成长，母亲最后选择放弃工作，全身心在家照料我们。

其实一开始父母并不确定是否要在美国永远留下来。于是他们找来了一些新加坡学校的教材和资料，让我们兄妹三个跟新加坡的孩子同步学习。这样的话，即使有一天回到新加坡，我们也能跟得上学校的课程。

少年时代的罗教授和他同样喜爱数学的弟弟妹妹

那时（甚至现在也是），新加坡的数学课程难度要比美国高几个年级。于是父母自创了一套教学方法，带我们按照新加坡学校的进度学数学。得益于此，我在数学方面的能力比美国公立学校里的同龄人超前几年。大概在小学三年级前，我都一直按父母教的方法学数学。那是一种非常东方式的学习方法，即通过演练大量的习题来提高做题能力。

上了公立学校后，我切身感受到了美国学校里那种对学生全力支持的氛围。学校老师很快发现我的数学能力要比同班同学领先几个年级。但他们并没有继续给我灌输更高阶的数学知识，而是让我利用其他同学按正常进度学数学的时间，来做一些偏题、难题，训练我的批判性思维、逻辑思维、解题能力和创造力。这个过程其实要花很多时间，有时一道题甚至需要15到30分钟才能解出来，与几秒钟就能有答案的速算题截然不同。

要解出这种难题，必须投入大量时间，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尝试失败的想法。虽然我也曾气馁过，但这最终培养了我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即使毫无头绪也会悉心钻研的勇气。学校还会让我和其他数学水平较高的同学一起玩国际象棋之类的策略游戏，并让我用计算机搞一些自己喜欢的实验。通过学习一些程序范例，加上大量的试错，我最终在小学期间成功学会了BASIC语言进行编程。

总的来说，在小学里学数学是一段非常享受的美好经历。学生们被不断激励着去探索，去用逻辑解决问题，并有机会自由发挥、自我引导。当然，对我来说，这些都离不开小时候母亲在家里教给我的计算和基本代数知识。

到小学高年级以后，父亲在我数学学习中参与得也渐渐多了起来。为了培养我的创造性思维，他找来了一套更有挑战的难题：BrianBolt的《数学游乐场》问题丛书（The Mathematical Funfair）。每天晚上，父亲会在家里带我们研究里面的题目，做完以后我会和弟弟妹妹一起对答案、讨论各自的想法。这些题和平常课本里的题不同，要解出来不能靠生搬硬套现成公式，而是需要自己开动脑筋，自己研究新的办法。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数学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新性，和其非对即错的精确性所带来的满足感，让我真正感受到了它的奥妙和乐趣。

《数学游乐场》，Brian Bolt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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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兴趣踏上竞赛之路

回想起来，正是有了解题技能的基础，再加上创新思维和整合知识点的能力，我才能在后来的求学路上乃至整个人生中不断过关斩将，到达更高的平台。到初中参加MATHCOUNTS数学竞赛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数学能力真的不错。

MATHCOUNTS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初中数学竞赛，但我参赛并不是为了升重点高中或考名牌大学，因为那时并没有入学考试的成绩要求。据我所知，我的父母当时也完全没考虑大学录取这件事情。真正吸引我的是竞赛中的竞争氛围，它完全符合了我的三个兴趣点：人、挑战、思考。

在学校的参赛队伍里，我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当时的教练Terry Gerhardt也是我们一位队友的父亲，非常热情、善于鼓励别人。他的主要任务是为每个队员提供充分的支持，营造一个所有人都能全身心备战比赛的环境。每周日下午，他会带着我们十个初中生一起去他的办公室，共度三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们一起做题、切磋解题方案，一起吃披萨、交朋友。这仿佛是一个数学派对，紧张的竞争感都被友好的合作所取代。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共同进步，每个人都乐在其中。

Gerhardt教练有一套独特的训练方法，他的策略是让我们回头做一些旧题，在规定时间内解出答案。每个人仔细检查后，要轮流讲讲自己的做题方法。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学会同一道题目的不同解法。他会扮演评委的角色。如果谁都不会做的话，他会给我们一些点拨。他鼓励每个学生发言，因为他曾说过交流是领悟数学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队友们的求知欲都很强，我们都必须把自己的方法讲得清楚详细，每一个步骤都不能疏忽。这就要求我们对自己的解题法了如指掌，否则任何漏洞都会暴露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去看看这些同伴长大成人后的样子，就会发现他们没有懈怠，依旧在生活中挑战自我。现在他们中有人做了数学教授，有人做了技术创业公司创始人，还有人做了风险投资基金创始人，医生，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员，以及许多其他了不起的工作。很难想象，这些出类拔萃的人，全都来自威斯康星州一个仅有20万人口的麦迪逊小镇里的一所普普通通的公立中学。

威斯康辛州麦迪逊

刚开始参加这些竞赛时，我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野心，也不是很看重名次。但出乎意料的是，在正式参赛的第一年里，我一路顺利晋级。从校级、到市级、到州级、到国家级，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不断的晋级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了更多优秀的教练。

7年级时，我加入了威斯康星州的4人代表队。教练Di Tran有越南血统，非常热情、体贴，有时也严格认真、不苟言笑。当时大多数参赛州的人口都比威斯康星州多得多，但Tran教练毫不畏惧，她对我们的团队很有信心，坚信我们一定会获胜。一组队，她马上给我们分配了一项任务：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把前13年所有的竞赛题都做一遍。于是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装满了各种题目。

这样的任务对我来说还真的是第一次。我很庆幸自己有家人的支持做后盾：母亲仍然可以提供帮助，每天她都会抽出一些时间来解答我的疑问。父亲的成就对我也是一个激励，25年前，他曾在新加坡国立高中九门学科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创造了新加坡分数纪录新高，登上《海峡时报》头条。尽管如此，他们从不会逼着我做出什么成绩，也不会给我施加任何压力。他们把权力交给我，让我来为人生掌舵，去主宰自己的梦想。

罗教授父亲因成绩破纪录登上《海峡时报》头条

在全国竞赛中，教练和随行工作人员对待每件事都很细致认真。甚至在比赛前一天，为了让我们晚上能睡个好觉，他们还带我们在华盛顿特区长途徒步。第二天的比赛中，我们州的队伍不负众望，获得了全国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我个人成绩排名25。

看到努力得到了回报，我决定在竞赛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一是因为喜欢那种挑战自我的刺激感，二是不想离开这个刚刚加入的全国数学爱好者社区。对当时那个来自偏僻的威斯康星州的我来说，认识这么多优秀的外州代表足以大开眼界。通过和他们的日常交流，我看到的是一群卸下天才光环后的平常人，深深享受着与他们相处的时光。

要想继续留在这个圈子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继续参加全国竞赛，这样我就可以再见到这些朋友们。我把全国竞赛也看成一场大型的数学派对，就像我们周日下午去学校做题那样，只不过这次是要跟一群来自外州的客人狂欢。

罗教授所在的初中数学队，前排最右是罗教授与当时9岁的妹妹罗博玲

第二年，我以MATHCOUNTS个人排名全美第三的成绩从初中毕业。父母把重心渐渐转移到了弟弟妹妹身上（后来他们分别获得了全国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好成绩），我便开始自己研究做题方法和把握学习方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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