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宽 | “认识跨性别”：蜿蜒曲折的变化历程
别
性
《性/别理论与运动的台湾经验》之（三）
（本系列往期文章，请见文末链接）
讲者：高旭宽
辅仁大学心理系硕士生，流浪教师，在跨性别社群内打混近20年，站上了跨性别维权代言人的位置，近年来想改头换面，与人亲近，搭起长久以来刻意疏离的社会关系。
本文是作者于2016年8月2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性／别理论与运动的台湾经验」论坛上的发言稿。
目录
01.我为什么会混到性别运动里？
02.T与TS的差别
03.污名的反扑
我先介绍下自己，我出生的时候是一名女性，后来变性为男的。所以我是一个女变男的变性人。刚刚黄老师介绍我的时候说，我在跨性别运动20年，其实没有那么久。我没那么老，其实年纪跟老师一样大（笑）。但我要讲的是，我虽然知道自己是跨性别者超过20年，但是真正有进入运动的感觉，大概只有十多年，这跟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很有关系，因为我摸索了很长一段时间“到底什么是运动”？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认识跨性别’：蜿蜒曲折的变化历程”。当然不是要跟大家上认识跨性别的课程。而是要讲，我自己身为变性人，在性别运动圈打混了十多年，对自己、对他人、对性别运动的认识经历了一些转折和变化。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在台湾，政府和民间都在大力倡导反歧视、反霸凌、尊重性别多元，我大概从2003年左右搭着LBGT同志运动的浪潮，陆续有机会在台上讲话，成为一个出柜的变性人，受邀到各级学校演讲“认识跨性别”的主题。当时候只有满腔热血，想像我们可以透过分享经验，传达正确的性别知识来改变大众对性少数群体的观念和态度，这当然也是一种社会运动的形式。但是几年下来，我发现我其实对自己不够认识（现在当然好一些了），也不够认识别人，所以和听众之间有一层难以互通的隔阂，讲不到听众的心坎里。过去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我今天只能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我十几年来在性别运动上因为被协助、被刺激、被打击、被提醒而经历的反思与改变。
我为什么会混到性别运动里？
我一开始接触跨性别社群不是在性别运动圈，而是在医院里集结的变性社群。1995年，我19岁的时候，看到报纸上有一则报道台湾变性手术的消息，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名词比同性恋里头的T更贴近我的经验，那就是性别认同障碍。不过90年代，变性资讯相当稀少，我又不是爱读书的人，知识和资讯都很有限。再加上当时我也没有接触过T，只是在媒体上看到女同性恋里面那个男性打扮、会束胸的阳刚角色叫做T。19岁以前，T是我唯一能够找到和自己比较贴近的身份。但是那并不足以让我安放自己，尤其是面临跟女朋友岌岌可危，随时可能分手的关系。再加上没办法处理格格不入的身心状态和人际困窘，让我很快的抓住“变性”就可以“变成正常男人”的想象，而开始寻求一些医疗管道。
02
T与TS的差别
讲一下我年轻的那时候资讯稀少和现在资讯普及是很不一样的（大陆可能有些地方还是很难接触到资讯）。那个时候，我们资讯很少，只是偶尔从报纸的一个小角落里看到一个很怂动的标题，就这样获得一点点资讯。你现在可以看到的台湾的变性手术资讯，其实是后来在变性团体里面，一些术后的朋友用自己的经验慢慢写出来的，大家可以知道我们那时候是多么缺乏资讯。
在变性团体里，女变男常常会强调自己跟T是不同属性的人：“我不是T，我的认同是男的，T的认同还是女的，T不会排斥自己的女性身体…”，我相信在女同圈也会有人强调T跟女变男不一样。男变女也会设法区隔自己跟CCGay或扮装（易装）者的差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时候大家经常讨论精神科医师如何评估动手术的资格？什么样的经验才是真正的性别认同障碍？我这样算是吗？他也是吗？（手术有精神科医生把关，我们害怕自己过不了评估，不能做手术。所以当时就一直在揣测医生的评估标准是什么？谁有资格动手术？）
精神医学对变性人描述是：“长期对于身体与性别认同不一致而感到痛苦不安，想要动手术改变性别”。另一个更广泛被使用的说法是“灵魂装错身体”。灵魂错置说与性别认同障碍的说法不谋而合，都是把人遭遇到的性别苦难，归因于个人身心不协调。
医学专家们普遍相信手术和荷尔蒙治疗可以协助变性人减少身心不一致的困扰。不过治疗目标如果是改变身体去迁就我的性别内在认同的话，那首先要确定的就是当事人的内在认同是否稳定不变，是否跟身体目标一致。万一手术之后认同改变了，那会不会又造成身心不一致而后悔呢？在这个逻辑之下，想要动手术的朋友到底该如何表述自己具有真男人真女人（恒常不变、坚定不移）的本质呢？很多女变男会描述自己“从幼稚园开始”自己就认同自己是个男的，说自己从小就厌恶自己的性器官，从来不自慰，跟女朋友在一起绝对不脱衣服、不给碰，从来没有性兴奋和性快感，从而证明自己跟女性身体严重疏离到没有感觉。很多人会声称他们做的不是变性手术，而是“性别还原手术”——就是依照天生的性别认同，还原该有的身体。那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很有意思的说法，例如：“真正认同自己是女人的话，就会想要当一个普通人隐没在人群当中，不会穿得那么花枝招展，吸引目光”，“真正的女人不会这么色情”，意思是说那种穿得很艳丽夸张，又充满性暗示的人其实是一个男人，为了满足欲望而打扮成女人。这听起来很怪对吧！这种叙述的角度背后隐含的意思是“女人是没有性欲的”。还有女变男会说“我不是T，我是在用一个男人的心态在跟女人交往，是异性恋”，但是要怎么证明我是男人的心态呢？有人会说“我以前虽然交过男朋友，上过床，也堕过胎，但是我从来没有爽的感觉”。上述这些说法，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很好笑，可是当时候社群里头，大家都是在这么看自己、看别人，虽然这些说法听起来在立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很具体的反映出人们对于自己性别的想象，以及性别在关系中的作用。
疾病治疗与性别天生的假设，限定了某一种样态的跨性别者有资格做身体改造，有资格被认可为异性身份，在社群里面也形成人际之间相互评价“适不适合变性”的压力，那是会吵架的。这段时间大概是1997年到2003年之间，大约是我大学毕业前后的阶段，也是网路逐步盛行的时期。1998年一位参与公娼抗争的变性朋友带着我去参加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举办的研讨会。我虽然不是爱读书的人，但是当时对于讲者和女性主义里头“反抗女性压迫”和“对抗女性刻板印象”是非常震动我的，尤其是1999年中央性/别举办“宛若TC”（T就是女同志里面Tomboy的角色，C就是CCGay）的活动，（宛若TC的座谈源自于一个重要的背景，台湾的同志运动是跟随着妇女运动发展起来的，那时候的妇女运动在强调女性认同，也就是要认同被贬抑的女性身体和阴柔气质，这是很简化的讲法。所以当时运动初期也会强调同性恋认同，同性恋就是男人爱男人，女人爱与女人嘛，但是有些女人就是要把自己打扮的像男人一样，就是T，有些男人会把自己打扮的像女人一样，就是CCGay，这样的表现总是被质疑是模仿异性恋，或同志认同不健全等等。T会被批评在学男人，那CCGay会被批评在学女人。当时候T跟C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闷。那中央性/别和性权会就举办了宛若TC的活动，把跨性别的视角带到同志运动里头。）我记得会议中有提出一个名词叫做“雌性豪迈、女性阳刚”，认为阳刚不应该是男性独有的特质。在活动会场上，看着那些跟我一样不男不女的与会者可以这么神色自若，自信大方地谈笑，让我开始对人生有一些光明，有力量的感觉。这种有力量的感觉是我逐渐有能力对抗压在我身上的女性化教养（我是生理女性，被当成女生养大，女性教养对我的身心有很大的影响）。
带着这种给力的进步思想回到变性团体里，却听着大家评论谁是真正的女、谁是真正的男，我心里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是我不能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能像T一样当个女同志就好，也很怕别人叫我当个T就好，干嘛去变性呢！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医学知识和社群里头对性别认同的描述是非常保守的男女观念，我就是在同志运动中开始“反思男女性别本质”的浪潮中被卷进来。
然而，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很多人对LGBT被病理化有一种受到歧视的愤愤不平，不过在台湾，这种疾病化的说辞如此兴盛，并非只是医学上的偏见，“性别认同障碍”这个精神疾病曾经是让变性手术与荷尔蒙治疗被接受为合法医疗的手段（以前医生要帮人摘除身上健康的器官是违法的，触犯重伤害罪，以治疗性别认同障碍为由，手术变得以合法），另外，病理化也有些实质的好处，可以让跨性别者免去服兵役的义务，甚至有许多朋友都想争取变性手术的费用由健保（国家强制的健康保险）来支付。大家想想看，如果我的手术要由国家来支付，那我这个如果不是病，那国家会支付吗？疾病化在跨性别的圈子里头其实是比同志群体里头有更实质的意义的。况且，对于性别暧昧不明，却不知道如何理解的主体来说，医学专业的光环和理论提供了一个摆放自己的位置，也可以用来应付出柜或抵挡被质疑的尴尬场面。
有一位女跨男的朋友自述说：“我以前以为自己是T，但是自己对于性别有一种很难说清楚的不舒服，不知道怎么解释。有一段时间非常忧郁，还去看精神科吃抗忧郁的药。后来无意间知道‘性别认同障碍’这个病，跟我很像，它虽然是病，但是我有安心的感觉，我终于知道自己怎么了。如果别人问我，我也知道怎么解释。”
所以无论是病理化，或先天论、性别本质论的说法，对于每天都背负着逾越份际、假扮欺骗等道德责难的跨性别者来说，是一种既不会冒犯关系，又能圆满人生故事的说辞，也很容易抵挡“心理校正”或“阻挠手术”的声音。
03
污名的反扑
媒体上偶尔会出现跨性别的社会事件，不知道是否因为2000年之后，跨性别者持续而有规模的集结，大家比较容易关注此类议题。2002年发生了一连串的跨性别侵权事件，像是男艺人陈俊生扮演女装去百货公司，警卫觉得他形迹可疑，怀疑他偷东西，就把他逮捕送到警局（男扮女装很容易会被怀疑有犯罪意图）。同年8月，长发女装打扮的小蔡走在路上被警察无故临检。也是认为他男扮女装，形迹可疑。结果警察调阅资料后，发现蔡伪造了女性身份证，随即以伪造文书的罪名将他逮捕并通知家属。也是在2002年，外形已经完全女性化的跨性朋友蔡雅婷，到户政单位办理身份证，遭到拒绝，户政单位要求他必须要提供男性化的照片才可以办，内政部也回应：“身份证具有辨识性别的功能，民众请领国民身份证所缴交之‘相片人貌’应与真实性别相符”。这个事件在跨性别的社群里面引起很大的回响，不少朋友都表示他们也遇到类似的事情，有一位朋友（生理男性，但是他平常的面貌就已经很女性化了）说他去办护照的时候，那边的办事员建议他照相时把头发往后梳成西装头，眉毛画粗一点，胡子画上去，用粉底在脸上扑出有棱有角的线条，这样的照片才可以使用（才符合你真实的性别）。
这些社会事件在TG蝶园（笔者参与的跨性别团体）聚会的时候会讨论，中央性/别和性权会就协助有动能的跨性别主体以集体的名义向社会发声，例如我们会说：凭什么男的不能穿裙子？男扮女装违法吗？警察凭什么无故临检？（当时发生的事件多半是公权力侵害人民自由，所以论述方向也大多检讨公权力干涉人们自由的范围。）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在辨识本人，不是在辨识性别！当时候我们会提出这样的论述去对抗。这些话在当时是相当刺激的，直接挑战大众习以为常的性别概念和秩序。随着跨性别观念的倡议，以及议题在媒体上的能见度的提高，主体们也就必须直接面对来自舆论和污名的压力（意思是说，当我们喊出一些声音刺激到大众的时候，大众也会在网路媒体上回应，那时候社会氛围比较保守，跨性朋友平常避之唯恐不及、听了很难受的声音，会因为沸沸扬扬的社会讨论而反覆出现在网路媒体上，所以我说污名的压力就回到跨性别身上）。这些压力反扑回社群里面，变成互相规训的约束力，例如有人说：“他要姿态低一点，好好跟承办人员讲，不要这么张牙舞爪，怎么会没有办法换女装照片呢？”，“想变性就努力一点呀，干嘛要伪造文书？”，“为什么犯罪还硬拗社会对不起他？都是社会的错吗？”，“想要找工作，就应该让老板看到你在专业上的表现呀！一般人也是这样，不要一天到晚的上媒体嚷嚷被歧视，这样能改善你的问题吗？”……社群内的成员都希望尽一己之力来提升跨性别的社会形象，以便大家可以抬起头来做人。跨性别社群内、外强烈划分CD（扮装）和TS（变性人）的差别，辩论原发性变性欲的定义，区别什么样的人适合动手术等的论战高峰期，都伴随着社会事件的发生。
最为人熟知的是1999年到泰国动手术的男变女林国华，他在媒体上的形象是悲情的、会闹自杀、会控诉社会歧视的。2003年，林国华自杀成功的新闻登上媒体版面，引起社会哗然。记者找到他的精神科医师出面说明：“林国华的情绪不稳定，有忧郁症。对手术变成女人有过度美好的期待。如果手术之后的效果不如预期，会带给他更大的打击。因此判定他不适合手术。”
弱势个体聚在一起，弥平了许多孤单无助的感受，但是当议题公共化之后，集体所面临的污名和压力也同样压回个人身上。例如，媒体上出现不少第三性公关陪酒卖淫，被警方查缉的案件。男扮女装躲在厕所偷窥。以及男扮女装在槟榔摊前打手枪等负面新闻很容易引发焦虑，尤其是男跨女，特别担心周遭人士把自己跟犯罪与色情联想在一起。有人会谴责社会事件的主角是破坏跨性别形象的老鼠屎。也有人会切割这些犯罪和色情不属于跨性别。以前在网络留言板（BBS）盛行的时候，跨性别BBS版上面有人说“要讲性跟情欲的人，自己另外去开一个版，这不是跨性别议题”。
在污名压力很大的时期，我们光是想如何驳斥这些批评声浪就已经很吃力了。2003年，有一位女变男的黑道大哥被抓（我们看到报纸说他是在做完手术的休养期被抓到的，要不然警察都抓不到他），报纸上用非常大的篇幅报道“他到底应该关到男监还是女监？他该上哪间厕所？他身边的小弟知道他是女的吗？还去访问他的女朋友知不知道他的性别？在床上都是怎么做爱的？”。我看完报导之后，完全不知道黑道大哥到底犯了什么罪，因为通篇都在讲他性别的事，这个事件让我郁闷的情绪爆炸，那时候我跟何老师求助说我很想骂人。她就帮我一起用团体的名义写文章来投书媒体，表达严正的抗议，就是从那个时候（2003年）开始到现在，何老师持续帮我改了十几年的稿子，教我写作文，教我上台说话（抑扬顿挫），该怎么样有表情，都是她教的。（笑）
我是最近两年才察觉我身边很多跨性别的朋友有“口吃”的毛病，讲话结巴或表达不顺，才想到像我们这样在性别上格格不入的人，人际关系很容易是疏离的。何老师十几年来协助我提升表达能力，是让我有条件改变的很重要的因素。大家不要笑，这是真的，我大学之前，作文成绩是全校最低分的，经常被数落。如果要我写文章，那是要命的事，要我上台讲话，那更是不可能。所以，这种基本功的训练我认为很重要。直到最近两年，我才察觉不是我自己很厉害可以想到这些，其实是有很多的协助力量在铺垫，让我有条件可以改变。
2003年，跨性别议题在同志圈已经逐渐被看见，同志这个词的意涵也从同性恋扩大成LGBT，当时候觉得社会大众太不了解LGBT了，净是讲一些不尊重人的话，但是又不能总是跟社会大众对骂啊，还是要有一些软性的教育对吧。所以我们2003年就一起参与了“认识同志手册”的编辑。但是问题来了，要怎么样让大家认识跨性别？那就从定义开始。那跨性别的定义是什么呢？不知道，那时候我经常问何老师请她给我个定义，可是我发现她每次给我的定义都不太一样，很有趣，这也是对的，定义当然不可能永远不变呀。那跨性别又分成哪些类型呢？当时写教育手册时就是在想这些，我们刚开始很天真地写了分类，我记得最初的时候，我们把性别拆成了一些元素，有生理性别、心理性别、外表打扮、还有性倾向这四个元素。然后就排列组合，比如说像我这样子，女变男，我就是生理性别是女，心理性别是男，然后外表打扮是男，性倾向是女，就是这样子排列组合，然后不同身份认同的主体就在这样的视匡下出现了，当时我们就是做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堪！
后来循着各种管道进到团体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就发现大家的差异不是这种简单的排列组合可以涵容的，所以就发展出性别光谱的概念，比如说“心理性别”这个元素不再是男跟女两个类型，而是从0到100分（极端男到极端女）更细致区分程度差异的光谱概念，每个人都能在心理性别上在这个带状的光谱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还是一样做不同项度的排列组合。我们不只写了定义，也准备一些常见的Q&A，这些资料加上从小到大备受歧视的生命故事（通常都是受害故事）就成为我们日后到校园里面演讲的素材。有没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笑）
2007年之后受邀到学校里的演讲机会越来越多，但是我经常向王苹抱怨不想再去演讲了，当时候是“觉得自己讲不好”，但是后来发现是我接不住听众的提问，例如听众总是对我变性手术很好奇，老是要问手术要怎么做啊？多少钱啊？手术很痛吗？器官好不好用呢？我不禁会想说“你知道这个干嘛呀？你也想做吗？”。还有人会问我：“你为什么不当个T就好？T也很男性化呀，也可以交女朋友啊！”，你说这些问题我能怎么回答？我发现自己又搬出一套说辞：“我的性别认同是男的，T没有认同自己是男的！”，天啊！我竟然讲出我自己都很质疑的话！我发现自己根本接不住群众提问的问题。
我跟大众的对话就像在网路上的辩论一样，我以为讲个天衣无缝的道理就可以改变别人。我以前有一段时间会跟热线教育小组一起入班讲课，每次讲完都要跟大伙检讨哪里讲不好，要赶紧想办法修正我不够完美的论述，来灌输无知的大众一些正确的性别观念。甚至当时我们还讨论过，如果遇到回答不出来的问题，就讲生命故事来回答。你知道的，以前讲生命故事总是充满了委屈和压迫，听众大概听了也不好意思再反驳。另一方面，我其实也越来越怀疑，像我这样子在众人面前把自己剥光，究竟能改变什么？果不其然，每次讲完我性别痛苦的故事之后，除了少数同志学生会因为感同身受而跑来跟我出柜相认之外，最多的回应就是“旭宽，你好勇敢。要加油哦，勇敢做自己。”（笑）我听到这种回应完全没有被鼓励的感觉，反而是相当错愕的，我是要来改变你（大众）的耶！为什么还要我加油？该加油的不是你吗？天啊！我到底讲了什么？（笑）
其实，用认同来召唤主体、集体发声，这是在当时候艰难的时刻的一种运动策略，并不是足以用来认识跨性别的方法。过去我设法完备的那一套教育论述，随着社群内的差异越来越显着的时候，也越显得破洞百出。举例来说，我们发现很多宣称想变性的朋友，他们存的第一笔钱是去做脸部美容手术，不是性器官手术。也有宣称自己从小身心不一致的朋友只想改身份，却不想做手术。我自己则是在做摘除手术（主要是平胸手术），改变身份之后，因为生活困扰大幅降低，而没有选择继续做人工阴茎的手术，那么我跟那些去做平胸手术的T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重要的是，当性别压力减少之后，我根本就不在意我跟T有什么不一样。在走过那个阶段之后，不禁开始反思“为什么那些年轻的、刚要做性别转换的人这么在意自己跟T的区别，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后来却可以不在意。是真的不一样吗？还是有什么原因，让我急着去撇清跟T的关系？”
我印象中是2009年之后，不但同志运动蓬勃发展，LGBT也齐头并进，多元性别教育成为政府的施政项目之后，每年都会编列很多的预算，要求各级学校举办认识同志、认识跨性别的课程。很多同志社团都要做跨性别的项目，而跨性别主体也像雨后春笋般一个一个在媒体上现身、拍纪录片、接受专访，感觉上只要你不怕出柜，几乎都会被邀请到学校演讲或上节目受访，但是大家讲的多半一样是自己可怜受压迫的故事，以及介绍跨性别的分类。当时还发生一个有趣的事，很多大学生或研究生想要做跨性别的研究报告，或是要编辑校刊来邀请访谈，每一个来跟我们接触的人都说要跟弱势站在一起，说希望为弱势的跨性别者发声、争取权益，但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的报导的内容几乎都已经设定好了，无论我讲什么，都会被写成他们想要看到的故事，有一篇报导现在应该还可以搜寻到，叫“跨性者的美丽与哀愁”，受访时，我说我“最讨厌”被形容成“灵魂装错身体”我的痛苦不是来自于身心不一，动手术的目的是为了在二元性别的世界里解决社会关系的不顺畅，结果几天后报导出来，开场第一段就形容我是“自认为灵魂被装错躯壳的人”，我打电话去要求修改，对方还说不能让外力来影响报导的客观性。真的，他们嘴里讲要帮弱势发声，其实根本不听我们怎么说，也不在乎事实真相，只想要写一种他们设定好的可怜故事，也许是想要用煽情耸动的报导冲高阅听率吧！后来我就逐渐淡出演讲场子，带着满肚子的困惑去读辅大心理系。
我大概会形容自己是一个运动学徒，带着一些想象依样画葫芦，学一些运动招式。比如说，我会想象运动就是有一个强而有力、有代表性的团体，集结弱势主体的声音向外表达诉求，运动就是开记者会啊，抗议啊，上街游行呀，要求修改法令等等。那时候对运动的想像确实是如此，好像只要是弱势主体的“需求”，都可以成为运动的诉求。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困惑到底什么是运动，举例来说，其实“变性医疗”无论是手术或荷尔蒙治疗，确实都存在着风险和后遗症，加上医疗服务是否完备，也都会影响变性过程的顺利与否，台湾过去有太多人发生了漏尿、发炎坏死、尿道狭窄、没钱出院等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我们向内政部要求允许女变男只做部分的手术就可以改身份，这个诉求是起因于健康上很实际、也很严重的问题，在没有思考清楚之前，我其实很难挑战手术用药的年龄限制（台湾规定20岁成年之后才能进行）。但是有一个关心同志青少年的团体就主张要减少青少年身心不一致的痛苦，要让他们尽早动手术，尽早用药，以免第二性征发育之后带来更大的困扰，当时候，他们举出进步的西方国家有儿童时期的治疗案例来支持这个诉求。但是让我瞠目结舌的是，2012年同样一个团体，他们想帮助不愿意动手术的跨性别者向政府争取免术换证（不动手术就可以改身份证），却主张国家不能强迫跨性别者进行伤害健康，剥夺生育权的手术。大家听懂了吗？到底变性医疗是伤身还是不伤身啊？以前要争取青少年的自主的时候就说不伤身，现在要争取免术换证的时候就说这很伤身，以前说变性医疗是跨性别想要的，现在说变性医疗是国家强迫我们做的。对很多人权团体来说，这种思维上的矛盾似乎不太重要，只要是我想争取的，什么理由都可以拿来用。
总之，我就带着一肚子困惑去辅大，当了夏老师（夏林清）的学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边就跳快一点讲）。夏老师总是要求我写报告的时候要进入“具体的细节”做描写，把我家里人事物的地景全部一并描述进去，拉起一种复杂的、立体的视角来看事情，意思就是说，她就不让我停留在讲一种抽象的受压迫的故事，而是要拉出一个立体的视角，让我看到影响我的不只是性别，也让我看到我身边人的处境。后来，我对自己的理解就不只是停留在从小受到的性别刁难而已。我描述一段“自述”给大家听，也许会比较容易理解我的改变。我的家族因为土地飙涨而在经济上晋升为中产，我的爸爸妈妈都只有小学毕业，做很劳力的小吃店工作，对我这一代的教育就是好好读书向上流动，当一个有社经地位的白领阶级。从小让我学钢琴，我妈老是说她让我学钢琴的钱呀，一千块钱可以从地板叠到天花板。后来我家搬到了升学文教区，家人也开始仿效一种中产白领教养小孩的方式，谈钢琴的时候就要穿小公主装嘛，我完全不适应那种穿公主装，有甜美笑容的女孩角色。我反而比较喜欢在父母亲劳动的小吃店里，扮演一个勤快利落，受客人称赞的店小二，因为这样我才有一个自在的身体和面貌跟人互动（端盘子是不会穿小公主装的），而且我可以享受跟我父母亲一起劳动的亲密感，平常我跟父亲不太有机会见到面的，我起来的时候，他在睡觉，我睡觉之后，他才回来，假日是他最忙的时候，不可能像房车广告里那样假日出游亲子同乐，在店里劳动是少数我可以和他们建立亲密关系的现场。你看我这样子的描述，就跟那种很扁平、很简化的“装错身体”的描述完全不一样。
我写得越细，就越能发现自己的性别痛苦多半是无法建立平顺的社会关系，回过头去看这些运动前辈训练我的表达能力，搭场子让我能够对公众讲话，其实跟变性手术的功能是类似的，变性手术的“理想功能”就是让我顺利融入男女二分的游戏规则里，让我把失去的，断掉的社会关系重新接回来罢了。
夏老师呢不只在知识上搞我，她也在身体上搞我，让我跟一群同学去上雅乐舞（身体碰来碰去），去泡温泉（身体看来看去），要我很具体的去描述成长历程中身体的变化和感受，跟我同学的经验互相参看，我才能看到我自己身上积淀着女性化教养下的性羞耻。我做平胸手术就是想追求我身体的自由自在感，我很不喜欢女性的身体“这里不能被看、那里不能被碰触”的羞耻感。老夏永远带着理解和挑战来对付我身体里面陈年的淤积和堵塞。
昨天赖丽芳（另一位讲者）跟我说，他发现我近期的发言跟以前不太一样，变得比较不拘泥在性别上，而是会加入复杂的面向来看人。确实，我也发现在我开始讲一些复杂的故事时，似乎比较能够勾动听众的经验，也就很少有人再来跟我说“旭宽，你好勇敢，要加油喔！”
我后面讲的这一段，其实还有很多的遗漏，也许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谈。分享这个经验是想告诉大家“认识跨性别”，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经过了很多的转折。我就先讲到这些，谢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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