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社会学研究 | 黄盈盈《艾滋病与生活逻辑》
【编者按】
“许多问题由此而来。例如，如果男女同性恋问题被忽视，分层理论将会怎样？女同性恋者的社会流动模式是怎样的？这些模式是如何与种族、年龄、宗教及其他因素交叉在一起的？如果将同性恋因素考虑在内，对市场结构分析会产生哪些影响？对消费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对教育会产生什么影响？对社会老年病学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需要从性差异的角度重新考虑整个的研究领域。许多社会学研究视野的狭隘程度真是令人震惊！”（斯泰恩、普拉莫，2000：163）
2019年，性研究ing推出了“性社会学研究文献回顾”栏目，介绍了近年来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部分性研究文献以及中国大陆的部分性研究硕博学位论文，共计推出了4期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英文文献编译、4期中国大陆期刊文献选编和7期中国大陆硕博学位论文选编。
2020年，我们将在介绍会议论文及其他重要原创性研究成果之余，继续着手资料库建设工作，希望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检索便利，也方便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文的研究语境。本年度，我们将着重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人员迄今为止出版（或未正式出版）的所有书籍（包括教材、文集、专著和译著等）。本系列往期内容详见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若无特殊情况，我们将以每周两次的频率更新上述书籍的基本信息、目录和精选内容。敬请期待。
本期介绍的是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2月出版的《艾滋病与生活逻辑》，作者为黄盈盈。
《艾滋病与生活逻辑》
主编：黄盈盈
时间：2019年2月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目 录
自序：我与“艾滋病”
导论 疾病、身体与日常生活
一、 社会学介入“艾滋病”：实践与挑战
二、 生活逻辑：理解“艾滋病”的另一种尝试
上篇 带着HIV生活的女性
第一章：社会性别与艾滋病
一、 三类文献
二、 一个案例
三、“社会性别分析”及其不满
第二章：带着HIV谈性说爱
二、 找人谈性
三、 八卦“男人”
四、 生活故事
第三章：身体与生活的界限及其超越——延伸讨论
一、 当女性遭遇HIV：性/别与疾病的碰撞
二、 当政策遭遇生活：“配偶告知”的伦理
三、 当HIV打破日常：道德与规范的桎梏
结语：未尽的相亲之旅
中篇 流动与阶层视野下的“风险”
第四章 往返于城乡的男民工
一、 工地生活
二、 民工谈性
三、 找小姐与聊“小姐”
四、 风险及其规避
第五章 跨界于中西的中国移民
一、 李冰的跨国性经历
二、 文兰的跨裔性交往
三、 杜凌的越界性故事
第六章 流动、阶层与风险——延伸讨论
一、 城乡与中西：两类层化的跨境流动
二、 流动的实践：跨越还是强化了认识的边界？
三、 切身的风险：转向更为日常的“社会分层”
下篇 当医学碰到生活
第七章 艾滋时代的命名及其问题
一、 安全性行为
二、 高危人群
三、 MSM（男男性接触者）
第八章 当科学知识遭遇生活常识
一、 “风险”与“防病”的民间知识
二、 科学知识与欲望的断层
第九章 跨学科知识的有限实践：一个案例分析
一、 常见的公卫干预模式
二、 爱心健康中心的综合干预实践
三、 实践的意义及条件
未结之论 ：“生活逻辑”的进一步提问
精选内容
未结之论
“生活逻辑”的进一步提问
在导论部分，我提出了将“生活逻辑”作为理解“艾滋病”的另一种尝试，并从本书的使用意义上进行了四个层面的初步界定，再次概括如下：
第一，相对于“医学逻辑”、“科学逻辑”、“理论逻辑”以及“制度逻辑”而言，强调“生活逻辑”的日常实践与不同人群的“活法”“生活哲学/哲理”，以及在人们（不同人群）的生活经历与现实处境中对于“健康”“风险”所赋予的意义。
第二，强调“生活逻辑”视野下，身体的在场。携带者HIV的身体如何在生活空间、亲密关系的互动中调试与展演，不同人在生活中形成的惯习如何参与了“风险”的认知。这里的身体，是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身体，同时也是活生生的、物质性的、性/别的、情感的身体，非常重要的，也是糅杂了各类技术与药物的，且被赋予了“可预测”“可控制”“有意图”等诸多理性期待的主体预设的（但是却经常非理性的）身体。携带者HIV的身体也因为性、风险、健康等议题而无法回避“道德”的捆绑。
第三，强调生活的韧性与边缘的力量。面对一个尚且无法治愈的疾病，人们采取什么策略与战术来面对生活，凸显出感染者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得好的努力，以及身处边缘与底层的身体如何应对“风险”。
第四，强调主体建构的视角，扎根于人们的生活，来理解疾病与风险；从生活实践的知识层面来反观科学与医学的知识体系，在不同知识体系的碰撞中，寻找火花与启示。
这样的界定，凸显的是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研究视域下的作为视角的“生活逻辑”。作为视角的“生活逻辑”把平时缺场的身体、性/别、情感等议题带入到社会学的视野与艾滋病防治。从知识话语的构建意义上看，也可以视之为是一种从“边缘”挑战且丰富“主流”的姿态，具有一种人文与批判精神的、一种充满自下而上的底层智慧与对抗意义（counter-discourse）的色彩；而日常生活的生成性特点，也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触碰到现实的真实与生活的质感（赖立里、张慧，2017）。这样的视角，当然带有我作为研究者在自己的生活与学术训练中形成的立场与偏好，立足于我对于艾滋病相关的对话语境与现实防治背景的整体理解。作为一种视角的“生活逻辑”，首先有别于仅仅被视为分析对象的“生活逻辑”，即它将主动地指引着我们看向何方，寻求何种知识生产，而不是等待着被分析的社会现象、事件或观点。它指向且对话的是知识结构与认识预设类的问题。那么，在结论部分，首先需要回应的基本问题也将是：生活逻辑的视角是否带来了“艾滋病”的不同理解，这里的不同，又是相对于什么的“不同”？
对于长期且主要被作为“医学问题”而存在的“艾滋病”话语与实践体系，忽略的是更为复杂的生活空间中被实践着的活生生的身体（Lock & Farquhar，2007）、丰富而暧昧的欲望、微妙而渗透着权力关系的人际互动，以及不同层次的规范与伦理道德（黄道明，2014，2016）。本书所侧重的女性HIV感染者的亲密关系，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建筑工人的性与艾滋风险，跨国流动与跨境关系中加拿大移民的性实践与风险认知，以及不同“艾滋病”相关人群对于戴套、风险的民间知识与应对策略——这些生活逻辑视角下所展现的“艾滋病”相关议题，是长期被“艾滋病的医学话语”所忽略的内容。生活逻辑，如前面所界定的，可以涵盖很多内容，但是就艾滋病而言，首先或者说现阶段主要相对于“医学逻辑”而言，后者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典型的医学空间，经由医学化的过程（Tiefer，1996）已经渗入到更为宽泛与政策制度层面的疾病治理与身体政治。对于“生活逻辑”四个层面的强调，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话于已有的话语体系与治理实践，无论在认识图式上还是实践意义上，都是有意义的，提醒我们把视野从医学移到生活空间，关注带着HIV的边缘主体如何生活，被视为“高危”人群的人又如何在自己的生命意义中标定“风险”，理性的预设与非理性的现实又如何经常地相遇于“风险控制”“疾病防治”的场域，且带来怎样的效应。这也是我在导论部分，以及每个章节的背景部分所展示的语境。相信在这样的语境之下，“生活逻辑”能够提醒我们批判性地看向主流的公共卫生治理与艾滋病防治知识背后的预设，并开启有关“艾滋病”的新的认识与防治思路。
肯定视角上的意义之外，进一步需要回应的两大类提问是：其一，我是否充分地回答了艾滋病相关的“生活逻辑”是什么，以及如何生成的问题？我对于科学主义背景下的医学逻辑（与西方话语有关）、中国的政策制度逻辑（有其政治与本土特色的一面）等等对话物的研究，够充分吗？其二，除了“身体”“人”“生命意义”“主体”“生活实践”“民间知识”“生活策略”这些关键词之外，又有没有某一种可以被总结且表达、抽象的生活逻辑？是指向一个人的，一群人的，一个亚文化的具体现实生活中的知识体系，还是更加倾向于一种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知识类型？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跳出“艾滋病”，除了作为研究视角，“生活逻辑”是否有可能进一步被构建为一个更加具有普遍意义（即便是复数的表达形式）的分析性概念？或者说，作为分析性概念的“生活逻辑”，包含哪些要素，在理论层面又试图对话于什么？
以上这些问题，我在写作过程中时有闪现，但是也都缺乏深入分析与系统提炼。
首先，对于8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公共卫生的防治策略以及我的研究所涉及的诸多人群的生活逻辑，包括其间的张力与联系我在文中有所描述。但是，对于科学与医学知识生产更为“内部”与细致的分析与对话，包括对其生产过程、变化的把握是严重不够的（此处浮现拉图尔的《实验室生活》），甚至也存有过度简化与客体化、偏颇化认识的危险（一如我们对于医学与科学主义对于社会、生活与人的判断的批判）。换言之，对于“生活逻辑”试图与之对话的那些“对方”、跨学科的另一科、医学与公共卫生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认识需要进一步细化，加强批判性对话的对等性一面。尽管，我自认为自己在公共卫生领域进修学习的经历以及与相关人群的跨学科合作与交流有助于这方面的“移情理解”与“对等性”对话，但是，程度与力度显然不够。
其次，生活逻辑，在指向具体的人群如何从自己的生活处境出发看到疾病及疾病预防时，更多地涉及具体的人或者人群的知识体系，但是这种知识体系显然不是绝对外在与独立于试图与之对话的制度逻辑、医学逻辑、科学逻辑等，因为就现实生活而言，很多知识与认识早就已经糅杂在一起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生活逻辑”的提法显然又有其理想类型的一面。把它单拎出来是为了帮助我们看到不同于其他逻辑的那部分认知体系与社会现实。本书对于生活逻辑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动态的过程性问题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整体上依然偏重静态描述。这种局限主要是方法论上的，因为研究的个案性与纵深感不够强，需要结合更大历史背景的生活史、口述史的方法，更长时间、更多维地了解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动态生活轨迹。这种更为纵向的研究方法，恰恰是过程探究不可或缺的。且作为后续研究的一个提醒。
此外，因为知识结构、社会透视力、理论积累与抽象能力方面的缺陷，对于“生活逻辑”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提炼还需要另文论述，作为更具普遍意义的分析性概念的正面构建尚且缺乏系统论述，甚至在跨学科思考中依然存有比较纠结与矛盾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序言与导论中一再检讨，本书的思考是不够成熟的，正好处在某些思维方式发生转变的过程之中，在某种意义上，相比于与已有文献的对话，倒更像是跟自己在对话。暂且还是以提问与讨论的方式，在此写下我的想法，作为开拓思考的可能方向。我认为，至少，为了构建这个概念框架，以下这几组问题的提出、思考与对话是必要的。
第一组问题关乎“生活逻辑”这一概念的层次，尤其是对于动态的实践、lived body（Lock and Farquhar，2007）的强调。生活逻辑，如我提到的，首先是偏向日常的习惯用法（当然这个词也可能仅仅是某部分人的生活日常、研究者的学术日常）。在我的意图里，希望能够不仅仅局限于观念、认知与知识体系，也包括更为身体层面的生活实践；即便是知识与认识，也希望更多的是人们日常得“活”出来的民间智慧，而不是“学”出来的，即，强调其自下而上的知识来源。这样的意图是否很好地被包含在了这一概念？还是说，“逻辑”的字眼已然限制了生活与身体实践层面的思考，需要寻找更好的合乎中文习惯的“反逻辑”的词语？
第二组问题关乎“生活逻辑”与其他社会学、人类学概念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更为自觉的理论对话。在日常生活与身体社会学脉络下提出的“生活逻辑”，其与更为具体的生活知识（赫希菲尔德）、地方性知识（格尔茨）、实践与惯习（布迪厄）、身体技术（莫斯）、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波兰尼）、日常伦理（“ordinary ethics”，Stafford）等均强调经由实践获得知识的诸多概念之间更为细致的关系是什么？是否蕴含已有这些概念不能触及的新的要素与内涵，或者意义？如何能够在与此类概念的对话中，在知识积累的意义上进一步发展“生活逻辑”的理论意涵？发展空间有多大？还是说，了无新意，只是换了个情境与语境，换了另一种日常的说法而已？或者是作为类似概念之一，在量上丰富了日常生活研究的理论范式与相关论述？
第三组问题关乎“生活逻辑”的历史与本土意义，以及是否有更合适的符合中国文化与老百姓日常的概念。这组问题的讨论也直接关涉对于第二组问题的回应。在导论中，我含糊地界定其类似于“活法”、“情理”、“生活哲学/伦理”。一定程度上，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活法”这个更加口头化与民间传统的词汇比生活逻辑更好，更加接地气，又能让人心领神会，类似“过日子”（吴飞）可以作为一个概念一样；能够更好地把生活伦理、实践、身体等特点体现出来。在某些语境下，“活法”确实比“生活逻辑”更好，而且可以扩展其与历史文献、传统思想之间的传承对话，也更加具有生命力，不受“逻辑”这一字面上受到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思维的局限。换言之，我的感觉是，生活逻辑的对话对象，更多地是在横向上的医学逻辑、制度逻辑等，而缺乏如“活法”这样更加灵动且可以在更为纵深的历史与传统思想脉络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可是，在本书的框架里，“活法”似乎受其主语的局限，比如某些人的活法，而很组词为疾病或者疾病防治的活法。而“生活哲学或伦理”更加偏重思想、道理等方面，虽然有其实践、现实的基础，但是似乎也没有比“生活逻辑”更好（至少待讨论。“情理”则又略显动态性与实践感不够。“生活逻辑”，如果这个词汇有空间进行进一步“软化”与重构的话，其“生活”的部分也可以与生计、生命、伦理的更为历史性的思想进行对话，而把“逻辑”的理性与实证主义一面暂时悬挂，与已有文献有关老百姓的生活遵循着怎样的道理、伦理、情理进行对话（有关中国文化与老百姓生活中日常伦理的讨论，哲学与人类学都有所涉及，比如Charles Stafford，邵京等学者均有所论述），也有其丰富的可能。只是，把“生活逻辑”进行如此解释与扩充牵强吗？还是干脆换做“活法”（或者其他更合适的中文词语），进行进一步的发展与对话？
以上的问题都涉及“生活逻辑”这一概念的扬弃与对话。当然，如我在序言与导论中也提及的，本书还缺乏一块重要的知识来源与对话体系是科学社会学的内容，默顿、库恩、布迪厄，尤其是哈洛维的赛博宣言（Cyborg Manifesto）、拉图尔有关人与非人元素都做为行动者的论述（ANT），以及对于医学与科学技术内部诸要素、逻辑及差异性更为丰富与细致的研究（避免将其对象化与简单一体化）。在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地方的文化的）“生活逻辑”里（这里似乎用“生活哲学”更加合适），人与自然，人与非人元素原本就没有那么二元的划分，后者只是现代化与科学化进程中的某种“现代性”思维，只是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现在对于西方（主导）知识话语的质疑，多重现代性的思考，对于人与诸多非人元素的思考，则又为我们（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者）打破与挑战这种二元思维、回看生活与历史带来了理论启发。这个方向的思考与补充显然是重要的，有助于丰富与增强“生活逻辑”的理论潜力。多少有点荒谬，行文中除了进一步检讨自己的知识框架，我也再一次感受到了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某种悖论命运与困境。
概念发展潜力与局限的进一步探讨，带出（而不是解决）了更多的问题。虽然我在本书想要强调的那个生活理儿八九不离十，但是理论的理儿显然还差得远。在有能力结合相关的知识进行系统回应之前，当时几乎第一反应式地敲在标题里的“生活逻辑”作为一个合乎现实与语境的分析性概念为时尚早。虽然遗憾多多，作为思考的方向，作为本土化概念构建的一种努力，“生活逻辑”带出的这些提问依然具有思考与辨析的意义。权且以诸多问号替代句号，为本书设置一个开放式的短暂结尾，也为类似概念的扬弃与创造打开一个不设边界的空间。在回望来时路上自我检讨与鞭策之际，也再次套用自己的口头禅：不避瑕疵，抛砖引玉；在慢社会学里（赵刚，2012），且继续修行吧。
补记
在刚刚提交了书稿不久，对于这个概念的扬弃，我又有了一个似乎可以更好地回应我自己的疑问与提问的新的想法——生活之道。受启发于近日在芝大中心的中医讨论会上听到的“医道”，忽然觉得之前的困惑有了一丝光明。生活之道，即没有掩盖掉“生”与“活”的力道，也没有了“逻辑”的语言局限与困惑，而“道”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与日常中的重要本土概念，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间气息。生活之道，或许并不新鲜，但是在与本文语境相关的科学医学话语的对话之中大有可为。而之所以不重新以“生活之道”来写作，除了略耍流氓地以现实deadline的压力与能力所限为借口，也是觉得从生活逻辑到生活之道的思考过程，已经剖析了这个概念所触及的诸多要素与困境，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本文的写作初衷，也是我一贯对于“过程研究”的兴趣所致，只不过这里的“过程研究”更多地是指向作为研究者的自己。当然，更重要的、不可推卸的原因是我对于“道”的历史文化的把握还远远不够（人到中年，再次汗颜）。学无止境思无涯，结语即是开篇，亦生活之道。
往期
回顾
性社会学研究 | 黄盈盈等《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本栏目更多内容详见：
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
内容整理：王沫 祝璞璞
图文编辑：刘丹
性研究ing
你想要的性研究
都在这里
长按并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