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四导师”的风骨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
四位导师精心传授国学知识，引导学生学习、领悟浩瀚精深的古代文化，让渴望智慧的生命如啜甘饴。
同时，他们还将教育融入生活，催动青年才俊术业精进，走向专业领域的最高峰。
而同事之间不设禁区的学术探讨，更显现了智者风范。
他们别样的才情犹如卓然屹立的山峰，既彼此独立，又互为映衬，巍峨成蔚为壮观的智慧山脉，共展国人风骨。
王国维（左）罗振玉（右）
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足可“傲世”。而有“资格”傲世的王国维并不傲世，他在研究院讲《尚书》时，竟说自己对《尚书》“只懂了一半”。
不仅如此，他在纠正前人之误，做出“妙解”的时候，对自己不能解之字，也坦言不知；对不能解之语，则直言“实不能解”；对不能解之句，更是直告“不知因何由而变”。
做学问一丝不苟，对学生忠实不欺，王国维“不知为不知”的至诚品质,博得了学生的钦敬。
而在日常的教学与研究中，王国维从不放言高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攻击古人，不自夸渊博，不穿凿附会，不妄下结论，更不抄袭他人言论。
做成高端学问，崇尚低调生活，王国维过的是一种真正的大师生活。
古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自己知道就说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就说自己不知道，看似很简单的道理，大部分人都做不到。
梁启超
梁启超先生在研究学问、著文立言、讲课授业之外，还经常和同道中人做零距离的交流。
和朋友交流时，他多谈对方感兴趣的话题，而不是“当仁不让”地将话语权“垄断”，让别人只有“领受”的份。
有一天，看了刘海粟带来的新画作，梁先生赞许道：“这张古柏笔力充沛，是扛鼎之作，好！不亚于去年你寄给我的那张《西湖南高峰》。”
说着，他将画放在条桌上，退后几步，认真地品赏，再次称赞刘海粟的画作“经得起反复看”，然后，充满深情地鼓励道：“将来可以大有创造，努力啊！”
同时，他告诉刘海粟：“你去年送我的那张，我挂在客厅里常常欣赏！”
在梁先生的“要求”下，刘海粟当场画了一竿墨竹，下面配了小枝，枝头上又撇了两片叶子。
梁先生看着墨竹，不假思索地提起笔来，在画上题了“孤竹君之二子”六个大字。
梁启超
梁启超先生看似不经意的品评显露的其实是他深厚的教育功底。从先前的言语称赞，到后来的纵笔题字，其良苦用心毫发毕现。
青年刘海粟的画功自然非同寻常，画笔当是淸新自然，但我们还是能从梁先生的奖言励行中发现他的一片“美意”。
更可快人心意的是，梁先生对青年人的赞赏极专业，对后生的奖励真切诚挚，不矫揉造作，更不捕风捉影，已至无痕之境。
他不光称赞作品的好，还能说出作品好在何处。这样的评价有内容，展理性，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刘海粟内心里涌动着的暖意。
陈寅恪
陈寅恪讲课时，先将需要使用的材料一一写在黑板上，然后，针对所列内容进行解释、分析、考证、综合。他的分析精细入微，就像剥笋一样层层深入，越讲越深，越论越透，让听者获得至美享受。
陈寅恪的讲授以材料为基准，以事实为依据，既能从整体上把握，又会在细微处挖掘，不夸大其词，不断章取义，不妄下结论，更不歪曲篡改。
在学生的眼里，他的课常常是山重水复时突又柳喑花明，在羊肠小径处又现阳关大道，给受遮蔽的眼睛以豁然开朗、别有洞天的畅意。
当下课堂里，教师的讲授受到了诸多限制，教师才情尽显的讲课场景更是难得一见。
许多教师甚至不愿提“讲课”二字，生怕自己的讲“代替”了学生的学，遭人诟病。更有将讲课时间限定在五分钟之内者，似乎自己做得越少越好。
这种自设上限、自缚手脚、以练代教、以学代讲的教学方式，只能使得教师的主导地位遭遇人为削弱，教学能力难以充分展示，教育智慧无法尽情彰显。
当然，有些教师不敢讲，也是担心自己讲不出能令学生评然心动的内容来——不照本宣科，就会露丑显拙。
陈寅恪
赵元任教授的普通语言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他认为，“白话文”有自己的语体特点，并不等同于“口语”，有一次，他对胡适说：“适之啊！你的白话文不够白，你要不相信，我可以给你录音，你自己再听一遍。”
胡适听了录音之后，果然发现自己的白话文“不够白” 。
赵元任
赵元任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他的“白话文”功力，而是他指斥胡适短处时的直言不讳。
这种近呆似愚的直言不讳，在“聪明人”看来，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毕竟，胡适不光是“白话文”运动的领袖，还是“国学研究院”的“设计者”，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文章被人们认作白话文使用的典范。
批评一个“领导”的“长项”，勇气虽可嘉，但“智术”则明显不足。妙在胡博士认可了赵元任的“指斥”，“发现”了自己的白话文果然“不够白”。
今人常常慨问，那个时代怎么就“大家”迭出，令后人眼红耳热了呢？慨叹归慨叹，却少有人去探寻成“果”之“因”，模仿、鉴用者更是寥若晨星。而时事不同，境趣当有别。
赵元任的直指胡适“短处”，要是发生在今天，断然不会以如此平和、平淡的方式收场，惹得一番口诛笔伐，直让两个大人物面对面“掐架”也未可知。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 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诗经·小雅·天保》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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