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1892年11月3日－1982年2月25日），字宜仲，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今属武进县）人，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作曲家，亦是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
1892年生于天津，先后任教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中国清华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先后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46年）、加州大学（1962年）、俄亥俄州立大学（1970年）颁发荣誉博士学位，并拥有美国国籍。
1982年2月25日病逝，享年89岁。
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他教过物理学、数学、哲学、中国音乐史、中国语言、汉语语法、理论语言学、逻辑学等课程。他是如此博学，以至于给他冠以数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哲学家、逻辑学家、音乐家等头衔，都不足以涵盖他的成就。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位非常爱“玩儿”、一不小心就“玩”成了世界级大师的人物。他，就是赵元任。 赵元任乃著名诗人赵翼之后，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在天津一个官宦之家。赵有极高的语言天分，从小就爱学别人说话，很早就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方言。15岁考入江南高等学堂后，一次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同桌就餐，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大家交谈。 1910年，在南京读完3年预科后，赵元任赴京参加了清华留美庚款生考试。赵元任一举中榜，得了第二名，比同批考取的胡适、竺可桢等人都要靠前许多。自然地，他就与胡适同船赴美、同期毕业。
青春年少的赵元任对什么都感到好奇，他的梦想时常在变。上“China”号船时他打算做个电机工程师；但坐火车经过美洲大陆时，就变成了物理学家；1914年，等他在康奈尔毕业时，他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梦想当数学家。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时，还选修了多门物理学课程及哲学、逻辑学、语言学课程。他在该校的数学课程获得过两个100分，一个98分，多年保持了该大学平均成绩的最高纪录。到大学四年级时，教授告知赵元任，他同时具备申请数学或哲学研究生奖学金的水平，结果从数学系毕业的赵元任，改行成为了哲学研究生，继续在康奈尔研习哲学一年。读研后，他对语言学的兴趣越来越大，和胡适一起用英文撰写了系列文章发表。此时他对音乐的研习也达到极高水准，课余一直选修《和声课》和《对位课》，学习作曲。1915年，赵元任进入哈佛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之后几年，他始终保持着对哲学、物理和数学的研究，以至于在1919年完成学业后，康奈尔大学给他这位哲学博士提供的教职竟是“物理学讲师”。 留学时的赵元任极具个性，在街上遇见朋友，会目中无人般擦肩而过，所以在二年级时就得了一个心不在焉的“Prof(教授)”的绰号。和许多读书种子一样，他不修边幅，衣服很少烫，皮鞋也很少擦。一次在哈佛的牛津街道上走着，后头有个小孩跟着他叫：“嘿，那个家伙的头发应该剪剪了!”当时的美国东海岸地区有一批奇人，比如陈寅恪，比如赵元任。胡适那时就已是一位不简单的人物，但对赵极为欣赏，撰文道：“每与人平(评)论留美人物，辄常推常州赵君元任为第一。此君与余同为赔款学生只第二次遣送来美者，毕业于康南尔耳，今居哈佛，止治哲学，物理，算学，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所成就。其人深思好学，心细密而行笃实，和蔼可亲，以学以行，两无其儔，他日所成，未可限量也。” 赵元任初到美国时只想待四年，没想到一口气待了十年。1920年，他决意回国，目的之一是要回老家退婚。尽管北大一再邀请他前去任教，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母校清华。清华原拟安排赵元任教数学，可到校后又让他加授英文，随后又让他改教中国史和哲学，最后决定教授心理学和物理。而此时，他常到胡适家长谈的却是音韵学和国语罗马化问题，就跟他们在康奈尔读书时一样。 适逢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演讲，清华派给赵元任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当罗素及其女友窦拉•勃拉克的翻译，间或也为约翰•杜威翻译。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罗素辗转上海、杭州、南京、长沙和北京各地讲学，赵元任便被“借”去做翻译近一年。罗素的演讲比杜威的难得多，内容涉及高等数学、逻辑学、哲学和教育，相当广泛，多少精通英语的海归大才子都不能胜任，赵元任却游刃有余。连罗素也说，赵元任善于用英语来说双关语。 赵元任（后排左二）与罗素（前排右一）、布莱克（前排中）赵元任多才多艺，以至于自己也分不清什么是主业，什么是副业。但对语言学，他实在精通又热衷，丁文江、胡适、蒋梦麟等都劝他把这业余的嗜好改成正行；罗素的讲学之旅，也让他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可以说，这次回国，不仅让赵找到了终身伴侣，更让他在许多兴趣中找到了他终身的志业，找到了让他成就名山事业的安身立命之处。
赵元任回国不久，便认识了一位女子——杨步伟。和赵一样，杨也是名门之后，她生在南京望族，祖父是鼎鼎大名的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杨是首位留日的医学女博士，1919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博士毕业。
赵元任给罗素做翻译时，总是拉上杨步伟。一日，他和杨一起吃饭，一聊起来就把上课的事丢到爪哇国去了。猛然间一回神，不对劲，还有正事要做!便飞也似地赶回课堂。到讲堂上时，但见满堂的人在坐着等，罗素一人在台上呆看着，没法开口。惹得全体哄堂大笑，罗素只好低低地对赵说：“坏人，坏人!” 为罗素当翻译任务繁重，赵元任干脆就搬来与罗素一起住。非常“幸运”的是，讲演途中罗素忽然病倒了，需要静养，赵元任也就得以忙中偷闲，每天和杨步伟一并翻译童话《阿丽丝漫游奇境记》——一不小心成就了一部经典，这也是他作为翻译家毕生最自豪的事之一。此书1922年在上海出版后，在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中国的很多女孩儿都抢着用“阿丽丝”作英文名。 杨步伟和赵元任都是有名的新派人物，厌倦一切繁文陋俗。在考虑婚事时，他们想结婚纯属私人事宜，没必要把别人捎上，既要奔忙又要花钱。于是两人一起找了住的房子，到公园里照相、印通知，声明不收礼，再电请胡适和朱征到新家吃饭。那晚，厨艺上无师自通的杨步伟预备了四碟四碗，胡、朱到后，完全不明就里，不知道他们就是那天结的婚。晚饭后，赵元任拿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两位做证人签字，这才算正式完婚——本来，他们是连这点手续都打算不要的，倒是已婚人士任鸿隽劝道：你们成熟的人这样子不要紧，不过防着不懂事的年轻人学着瞎闹，最好用最低限度的办法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的印花税，才算合法。 赵元任（左一）、杨步伟（左四）及侄女与胡适夫妇在胡适家门口饭后，胡适一出门，就把这个消息传给了《晨报》的瞿世英(菊农)。翌日，《晨报》用特号大字刊出标题“新人物的新式婚姻”，这一新式婚礼，在当时轰动一时。婚后，赵元任携夫人启程赴美，回哈佛哲学系做讲师，开设哲学和中国语言两门课程。1921年，他亲自到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为商务印书馆灌录了《国语留声片课本》，以推广国语。 1924年正月，张彭春来信说清华决定办研究院，拟聘请四大教授，一定要赵元任答应。从这年3月起，他们就把家具等慢慢卖给了别人。哲学系主任、赵的导师霍金非常不舍，极力劝阻他们，说你要走也可以，但必须找个哈佛毕业生来顶替。赵元任就写信给陈寅恪，陈寅恪倒干脆，说：他对美国一无所恋，只想吃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这时胡先骕也在哈佛，向赵元任推荐了梅光迪，最后由梅光迪顶替了赵元任的职位。然而对于此事，霍金老先生可谓耿耿于怀，近50年后，90多岁的老头每次见到杨步伟夫妇，都要怪杨没鼓励赵元任回到哲学系去：“步伟，你知不知道元任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哲学最有希望的？”赵元任回国取道欧洲，先去英国，之后到法国和德国。是时，中国留学生在柏林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赵早就是中国留学生中有名的大才子，到柏林的第一天，许多中国留德学生都来看望，其中不少人日后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原是英美官费留学生，一战后因德国物价低，就转到德国，购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甚至连饭都吃不好，傅斯年就是其中之一。赵、傅见面后越谈越投机，有时同去饭馆吃饭，有时到赵元任的居所谈到半夜两三点钟才回。那时，留学圈子里流行怂恿朋友离婚，这一风气传播甚远，杨步伟一到柏林就有耳闻。当时有人笑言：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人，才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一天，大家约定下午三点一起喝下午茶。赵元任夫妇刚吃完午饭，以为到傅斯年住处不过是照例用一点点心和茶，岂知到了一看，除点心外，还有满桌的冷肠子肉等，他们虽然喜欢，可再也吃不了多少。杨步伟说，德国吃茶真讲究，有这么多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点什么的，连三明治都很少的。傅斯年愤然道：这都是我们省下中饭钱凑齐了请你们的，我们一班人在德国有点钱都买了书了，有时常常吃两个小干面包就算一顿饭。 杨步伟听闻大才子俞大维最难见，总是以日当夜，以夜当日地过，而这也是为减省日里的开销。此事之虚实不知究竟，但确实有那么一天，俞大维和陈寅恪表兄弟俩要请赵元任夫妇看一次德国歌剧，把他们送到戏园门口就要走。杨问：你们不看吗？陈寅恪回道：我俩就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那就要吃好几天干面包。赵、杨夫妇心里又感激又难受，只能勉强从命。 夫妇俩在柏林临走的前一晚，罗家伦前来拜访借了四十元钱，回到巴黎后，他们的第一件事便是到美国旅行社取钱，没料到钱还未到，而身上只存了不到五元。怎么办？实在没办法，只好找人借，唯一能找到的朋友，就只有张奚若。不料好容易找到，赵元任一进门，只见一位年轻女子端坐里面，连问：“这位可是张太太吧？恭喜恭喜，几时结婚的？”张奚若说前天到爱丁堡去结了婚才回来，你们若是早两点钟来，我们还没回来呢。张太太一声不响，抽身走到睡房里去，拿出一只金簪子往桌上一扔，说：这够不够？夫妇俩面面相觑，想：我们借钱的事还没开口，他们怎么已经知道了，还问够不够？张奚若难为情地说，让我问问元任看，他们若是有，我们暂挪几天，我们有一笔账来了就可以还。他们这才恍然大悟——这对新婚夫妇也在“闹钱荒”，杨步伟立即说明来意，四人大笑不已。 1938年夏，赵元任（左二）与吴宗济、董同龢、丁声树（左四）、杨时逢赵元任与杨步伟欧游归来，抵达香港。下船闲逛时，赵元任看见一家鞋铺，便要进去买双白皮鞋。试穿一下，非常合适，说再来一双同样的。卖鞋人不解，非常稀奇何以要有两双一样的——他哪知道，眼前这对主儿偏偏都有这脾气，遇见合适的衣服鞋帽，往往就要有两样同样的。卖鞋人不肯，赵元任只能再三劝说，那人国语不佳，弄不清楚，反怪赵元任国语不够好，建议他买套国语留声片多学学。赵元任问道：“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店主回答：“用赵元任的好了。”赵、杨夫妇听后不禁莞尔。 国学院“四大导师”里，数赵元任最年轻，当时33岁。国学院于1925年9月开学，赵元任第一年开出的普通演讲有《方言学》《普通语言学》《音韵学》等，指导学生进行的专题研究则包括《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和《中国现代方言》等。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王力就是他的学生。此外，他还给本科生上音乐课。 在清华国学院4年，除培养学生外，赵元任重要的学术活动，一是讨论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二是汉语方言田野调查。他是中国第一位用科学方法做方言和方音调查的学者，他的耳朵能辨别各种细微的语音差别，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亲自考察和研究过近60种方言。1927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确定由赵元任主持汉语方言实地调查工作，第一次的调查对象为吴语，范围包括江苏东南部和浙江的东北大部。这年10月到12月，他旅行两个多月，记录了吴语区33个地方的方言。1928年，以调查材料写成的《现代吴语的研究》，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印行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也是现代汉语方言学正式诞生的标志。 赵元任还是教育部国语统一研究会的积极分子，并与几位最积极的成员(刘半农、林语堂、钱玄同、黎锦熙等)组成“数人会”。作为视听教学法的先驱，他编写的教材和录制的唱片成为国语教学的范式，其方法延续至今；他的拼音化的国语罗马字系统于1928年被政府正式采用。这一系列工作，奠定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也为共和国初期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奠定了语言学基础。赵元任与刘半农还是创作现代音乐的伙伴，两人词曲唱和了《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歌曲。后来刘半农去世，赵元任作了一首挽词传诵一时：“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后，傅斯年从清华国学院挖了不少大师级人物，如陈寅恪、李济，赵元任自然也被“抢”去了，但他仍在清华兼课。他到史语所后，训练学生语言田野工作的各项技能，组织并领导了中国几个省的方言调查。1928年做粤语方言调查，他到广州两个星期后，就能用广东话演讲，以至于人家以为他的家就在省城。 那时候清华园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和事。陈寅恪从欧美游学归国，到国学院和赵元任一样担任导师。他三十六七了，还是孑然一身。这倒无妨，问题是他自己从不做饭，总在赵家蹭饭，杨步伟是热心人，也帮忙陈寅恪照料生活。如此一月两月尚能对付，但一两年下去总不是长久之计，他们就四处张罗，果然不久就为陈寅恪找到了一位意中人，从此生活上也有了照应。金岳霖原在一个小学校教课，他很想来清华教逻辑课，托赵元任想法子。那时赵自己正在教物理，也在教逻辑，说你来正好，我可专教音韵学，还带教音乐欣赏科。从此老金就进入了清华。 赵元任很早就彰显过许多过人的绝活。他的绝活之一，是表演口技“全国旅行”。一次在清华园的周末同乐会上，他为大家表演《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从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由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遍及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他便用当地方言土语，介绍名胜和土货特产。一口气说了近一小时，听者捧腹。他不仅会说几十种方言，且通晓英、德、法、日、古希腊、拉丁、俄等多国外语。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世界各地，当地人都会认他做“老乡”。一次，他在索邦大学讲演，用的是纯粹标准国定的法国语音。讲毕，听众对他说：“你法语说得真好，比法国人说得都好。”二战后，他到巴黎车站，对人讲巴黎土语，对方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遂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巴黎穷了。”之后，他又到柏林，用带着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他最“好玩儿”的演讲之一，就是把英文完全倒着发音朗读并录下音来，等到把这段录音再倒过来放时，听众听到的是纯正的英语发音，这足以让人目瞪口呆。赵元任的生活就是一件艺术品，从任何角度看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他自己认为，这根本就不算什么。他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可他的女儿则纳闷：“我真弄不懂他怎么会有时间作曲——也许是在他剃胡子的时候?”语言学家陈原则回忆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赵元任雅好音乐，精通多种乐器，毕生与钢琴为伴。他是中国最早的钢琴作品的创作者，一生创作过百余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他从1920年开始陆续以“五四”以来的新诗进行新型的艺术歌曲写作，并于1928年编辑出版了个人第一本歌曲集《新诗歌集》。此书在当时中国文化界颇有影响，著名音乐家萧友梅盛赞这本歌集“替我国音乐界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并说：“赵先生的这本歌集出世之后，教我们不能不称呼他‘中国的舒伯特’。”他最著名的歌曲作品就是独唱《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创作于1926年的作品，是中国最早的艺术歌曲之一，也是赵元任最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当年一次联欢会上，梁启超唱起了《桃花韵》中的《哀江南》曲，王国维诵读了一段八股文章，而赵元任就唱这首他自己创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50多年后，1980年清华大学代表团访美时，年近九旬的赵元任还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几十年前的得意之作。
几乎没有人能像赵元任那样，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种文化融合得如此娴熟。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他教过物理学、数学、哲学、中国音乐史、中国语言、汉语语法、理论语言学、逻辑学等课程。他是如此博学，以至于给他冠以数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哲学家、逻辑学家、音乐家等头衔，都不足以涵盖他的成就。除了“学者”，人们再也想不到其他更适合的词来配他了，人们只能说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
抗战爆发后，赵元任等人流落西南。稍后，他离开昆明赴夏威夷大学任教一年，之后应邀在耶鲁大学任教两年。随后，赵受邀赴哈佛燕京学社参与中国词典编纂项目。在杨联升的协助下，他在1946年编写了迄今为止仍是最好的汉语口语词典《国语字典》。他编写的一系列著作，不仅在当时极富开创性，而且沿用至今。
一个人不论伟大还是平凡，只要他顺应自己的天性，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并且一心地把自己喜欢做的事做得尽善尽美，他在这世界上就有了牢不可破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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